汉魏洛阳故城二、锦绣帝都辉煌遗存——重要遗址
第五节 中华文明史上重要王朝的都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
二、锦绣帝都辉煌遗存——重要遗址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汉魏洛阳故城内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建筑遗存。城址内遗存基本为北魏时期所遗留， 典型遗址有外郭城、内城、宫城、永宁寺塔基、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并相继出土了一批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如泥塑佛像、汉石经、辟雍碑等，为世人所关注。
（一）外郭城遗址
汉魏洛阳故城外郭城，是北魏宣武帝于景明二年（501）在汉、魏、晋洛阳城的基础上，扩大城市范围而修建的，“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现汉魏洛阳故城的规模布局基本上为北魏时期所遗留。
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元宏自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随之而来的不仅有大批皇亲贵戚、富户豪门、将左军士，还有修建平城时从山东、长安迁移的10多万手工业者。洛阳城内人口骤增，使得在汉魏晋旧城上重建的内城难以容纳。如何安置大量的迁入者， 成为北魏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加之北魏乃外夷入主中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居民成分复杂，社会秩序混乱。皇城宫苑、王公府第、官署衙门的安全防卫， 成为迁都初期的头等大事。出于安全考虑，不能将大量的杂民安置在内城中。在此情况下，北魏统治者承袭了旧都平城“规立外城”“分置市里”“悉筑为坊”的制城经验，采取了将宫苑和主要衙署置于内城， 而在内城外增筑外郭城，“悉筑为坊”，以安 置一般居民。这不仅解决了人口安置难题，同时也起到控制居民和加强宫苑防卫的作用。
在迁都之前，孝文帝经始洛京、作都城制时，就曾有在内城之外再筑郭城的设想， 但真正开始扩建外郭城， 却是在迁都后的第六年。史载迁都后， 洛阳城内“五方杂沓，寇盗公行”，社会治安极为恶劣。时任司州牧的广阳王元嘉向宣武帝上表。《魏书 · 广阳王嘉传》云 ：“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于是景明二年（501）九月，宣武帝下诏，“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此次扩城筑坊，是北魏都洛的第二次大规模的营建活动（第一次为迁都初对内城的重建）。从而形成了北魏洛阳城由外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圈组成的城市建设形制和整齐统一、分区居住的里坊管理制度，为其后各功能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始作良端。
此时的洛阳，北依邙山，南临洛水，邙山与洛水之间仅有约 15 里宽的平坦地带， 洛河以南则是伊、洛二水相夹的河川地带。此次大规模的扩城， 受到了原有城市形制与洛阳城所处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南北向扩增有限，以东西向扩增为主。此次外郭城的扩建，据《洛阳伽蓝记》云“京师东西二十里， 南北十五里，户十万九千余”，远大于“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内城。其界域 北至邙山， 南濒洛水， 东至七里桥， 西至张方沟。经考古勘探与文献研究结合可知，外郭城的范围已大体搞清，现东、西、北三面城垣已确定。由于洛河北移改道，洛河故道两侧多为水稻田，故南城垣的考古勘探工作无法进行，迄今尚未发现城墙。
东城垣位于内城东垣东 3500 米处，大体与内城东垣平行，呈直线形。南段在后张村东中断，北段在石桥村东北。今中州渠南侧发现有城垣，城垣皆在今地表下。残存夯土城垣断续连接， 长约1800米，宽8～13米，残高仅0.1～0.4米。
西城垣在汉魏洛阳城西。今尤村、分金沟村间有一条南入洛河故道的古渠道曲折南行，这条古渠东距内城七里，应是“出阊阖门，城外七里有长分桥，谷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长（涨）则分流入洛”（《洛阳伽蓝记》）的 “张方沟”遗迹。张方沟临洛阳城西部， 洛阳外郭城西垣当在该沟的东侧。在今分金沟村西面发现有部分西城垣残断，残长4400米，宽7～12米，皆在今地表之下。与内城西垣近者3500米，远者4250米汉魏洛阳故城二、锦绣帝都辉煌遗存——重要遗址，城垣与张方沟两者相距最近处 15 米，最远处 200 米。
北城垣受地形影响更为明显。因内城北侧紧邻邙山， 内外城区之间范围很窄。《洛阳伽蓝记》“凝玄寺”条说：“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 … 地形高显，下临城阙……”可见该寺已近邙山脚下。城北其他设施，如禅虚寺、阅武场等都应在此范围内，因此外郭城北垣约在北距内城城墙二里左右的地方。现金村北 1000 余米的邙山南坡，发现有东西走向、残长1300米的北城垣，皆在地表之下，与现存内城北垣基本平行，两垣最近距离 850 米。
南城垣情形则较为复杂，是否有城垣以及城垣的方位走向等，都有待进一步考证。《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 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道西有四夷里……”可见城南是以洛水为界分为两部分。过永桥，洛河南夹御道的两侧，有向南突出的部分，尽端是位于“伊水之阳”的北魏皇帝祭天的圜丘。此突出 地带南北约五里，东西四至五里，内有“四夷馆”“四夷里”汉魏洛阳故城二、锦绣帝都辉煌遗存——重要遗址，也应属外郭城附郭地带。
北魏洛阳城外郭城的形状大体呈东西宽、南北窄、南部有突出部分的倒“凸”字形， 内城则位于外郭城中部偏东北的位置。整个北魏洛阳城东西、南北各约10公里，如此规模城市，在公元5世纪不可谓不宏大，正如宿白先生指出的：“北魏洛阳规模之大，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超过了过去认为我国封建时期最大的都城——隋唐长安城，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仅见的。”
关于外郭城的城门，文献资料比较缺乏。《洛阳伽蓝记》仅提到城东“郭门开三道”，城西、城南只分别提到张方桥和永桥两个出入口。在勘查外郭城时，沿内城城外大道探查，在东西穿行外郭城城垣位置上，寻找到几处城门遗迹。 西城垣南起第一门，在今洛河北岸、分金沟村西南，阙口宽约30米，两边有长方形夯土。西城垣南起第三门，在尤村南、齐郭村北， 阙口宽约40米，两侧亦有长方形夯土，当为门阙类建筑。城东垣北起第二门，在后张村东、白村北， 路土在靠近城垣处宽18米，阙口处仅宽8米。西郭城垣南起第二门和东郭城垣北起第一和第三门址，皆因夯土路土等遗迹破坏殆尽而无法探查。东垣的北起第一门址， 即《洛阳伽蓝记》所记“三门”，“（出建春门大道） 七里桥东一里， 郭门开三道， 时人号为‘三门’，离别者多云‘相送三门外’。京师士子， 送去迎归，常在此处”。外郭城北垣可能未建城门汉魏建筑，因从内城北门登邙山渡黄河通过北郭城墙的大道，是从山沟里穿行的。
外郭城的街道，史籍记载极少。据《洛阳伽蓝记》对外郭城内里坊、寺市的描述， 内城各城门均有通向外郭城的“御道”。经勘测与发掘， 先后找到开阳门、平昌门外的两条大道及九条“御道”，即西明门外大道、西阳门外大道、阊阖门外大道、承明门外大道、大夏门外大道、广莫门外大道、建春门外大道、东阳门外大道、青阳门外大道。以上九条大道，均为内城诸大道在外郭城的延伸部分。其中城北两条登上邙山会合成一条主干大道， 是出城渡黄河北上的必经之路 ； 城内中间东西穿行的一条主干大道，应为古代穿行洛阳的东西大道。另外在城南“三雍”遗址附近，曾钻探出两条南北“御道”，与内城开阳门、平昌门内“御道”相对。关于“御道”的宽度，据内城已钻探的街道来看，“横道”一般在20米以上（17 ～51米）， “纵道”一般在12米以上（12～42米）。与此相对应的外郭城“御道”的宽度， 也基本相同。此外，在主干大道两旁， 也探查到一些较窄的路土和夯土遗迹。大致可以说， 以内城引申出来的“御道”为干线，并与所谓“大道”相结合，与连接各里坊的巷道，共同构成了外郭城的街道网。
北魏洛阳外郭城的兴建不仅是洛阳城市范围的扩张，在城市规划布局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发展与飞跃。北魏王朝是一个由游牧民族发展壮大的王朝，但它在城市尤其是都城的布局设置和建设上独具匠心，如分区规划和里坊的设置， 使得洛阳城更加符合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经济贸易发展及城市生活的要求，使人刮目相看。
早在北魏太祖道武帝营建平城时，就有“分别士庶，不令杂居，伎作屠沽， 各有攸处”的观点，至孝文帝迁洛时又有“寺署有利， 四民异处”的主张。后来宣武帝于景明二年（501）骤扩外郭城，营筑“三百二十三坊”时，更是明确规定要“官位相从”。在将洛阳城整体分为宫城、内城、外郭城的三环套城市规划时，又进行了较为周详的功能分区 ：宫城居中 ；内城北半部大体为宫城区、 宫苑区， 南半部多为中央曹府官署的行政区（如昭玄曹、将作曹、左右尉府）、高官显贵宅第（如太尉府、司徒府等）及重要场所（太庙、太社、永宁寺等）； 而一般居民住宅区、市肆贸易区、外来侨民区则被安排在外郭城 ；郭城北部则是全城的防卫区。这样的分布安排既是出于安全防卫、尊卑有别的考虑， 也是城市有效管理的需要。而这种按位置、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 又在里坊的设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里坊”来源于周法“匠人营国”的井田制，井田制一夫百亩， 九夫一井田， 恰好是一方里。北魏里坊， 据《洛阳伽蓝记》记载 ：“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汉魏建筑， 门置里正二，吏四人，门士八人。”《魏书 · 释老志》云 ：“不听毁坊开门，以妨 里内通巷。”由此可知一般的里坊为一里见方，设有坊墙汉魏建筑， 内设十字街， 并有小巷， 四面开门，并有里正、门士管理坊内社会秩序。但并非所有的里坊大小都一样，有些里坊较大，如慕义里万户，归正里 3000 户，寿丘里最大，其东西 2 里、南 北 15 里， 北邻邙山，南临洛水。这样大面积的设置部署里坊和对里坊严格管理，是前所未有的。
北魏洛阳外郭城按性质分有不同区域，而每个区域又都是由身份地位、职 业类型、生活习惯、社会交往相匹配的里坊构成。一般而言， 北魏洛阳城的居民皆为里坊的编户， 且“官位相从”。诸里坊居民虽有混杂， 但大致有一定的区划。
如城西寿丘里（又名王子坊）， 主要为内迁的皇亲贵族、鲜卑系官宦显贵等居住。里内公侯比邻， 豪门相望，权贵们各敛奇珍， 竞相夸富。在此区东侧设有洛阳城中央市场性质的“大市”，大市“周回八里”，这一切都是为满足寿丘里王贵们恣欢纵乐、奢侈豪华的生活需要。这种布局对隋唐时期的里坊布局有一定的影响。东郭区（距内城3500米）主要是汉族官僚和一般士庶的居住区，其中有小市。北面距内城 850 米，地域狭窄，有阅武场等。主要有永平里、上商里等。
洛水南岸的南郭突出部，作为北魏洛阳城的外来侨民区，则是根据当时洛阳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对外交通状况、城市政治经济情况而确定的。此处地形显敞， 水陆交通便利， 往来自由。于此处设置的“四夷馆”“四夷里”，以安置各方归附、 投奔、经商来洛的外邦人士， 使之尽量不与原住居民混杂，如此井然有序、按部就班的合理安排是以前未有的。对外开放的自由，促进了洛阳对外商贸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以至于“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 胡贩客， 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 不可胜数”。大量的四夷来洛，使人口骤增， 商业发达。“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位于“四夷里”北的“四通市”应运而生。从其所处的位置环境和物流情况来看， 外域经济特点非常明显，应是国际贸易市场。
对于都城防卫而言，由于北魏的敌对力量主要来自北方，所以城北、城西北是主要防御地带。城北毗邻邙山，地势高亢，是城防和驻军用地。《洛阳伽蓝记》“城北”节云：“在大夏门御道，西……有阅武场，岁终农隙， 甲士习战，千乘万骑，常在于此。”它与城西北的金墉城共同构成了军事防卫区。这也是根据其接邻宫城， 北依邙山， 居高临下，便于防守，能够控制整个城市的军事要冲的地势特点而确定的。
此外，外郭城内还有一些礼制建筑和佛寺礼制建筑多因循旧址，除祭天的圜丘外，灵台、辟雍、明堂以及太学旧址等均位于内城宣阳门外，御道东、洛河北，形成了北魏洛阳城的“三雍文化区”。而佛寺除几个重要寺院如永宁寺、瑶光寺等在内城外，绝大多数位于外郭城中。北魏崇佛，官府民间都修寺造像，又兴舍宅为寺，以致北魏晚期洛阳寺院最多时达1367所，遍布洛阳城内外，几乎每个里内都有，有的一里有几个甚至多达10个。宗教的泛滥，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魏王朝的不思进取和社会的极度黑暗，因而泛滥的佛寺塔院不仅无法使广大民众生活太平安康，反而预示着北魏王朝彻底覆亡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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