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朝的大事书四库是指哪四库，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编纂活动认定为毁书禁书、文化管制，这显然十分片面。
事实上，《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是保存中国古代的各种典籍，而乾隆本人对于编书活动也十分上心。
在四库之前，乾隆朝即编纂了《二十二史》、《十三经》、《纲目三编》、《通鉴辑览》、“三通”等大型图书。
乾隆十六年第一次南巡时，乾隆即将编好的殿本《二十二史》、《十三经》等分别赠给南京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杭州敷文书院。
在规模浩大的《四库全书》竣工后，乾隆又在第六次南巡时又分别在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由此可见他对江南文化的重视。
四库修书究竟是为禁而征还是寓禁于征，目前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议很大。但就征求遗书的情况而言，当时是有明确标准的，即：
关系世道人心的经典著作首先觅购，实用之学加以甄别后购备，诗文专辑须先行查明，至于举业时文、尺牍族谱之类没有什么文化保留价值的，一概免征。
而从征书的手段上来说，能购买的尽量在市场上购买，不能购买的如私人藏书或抄或借（须还），主要为这三个手段。
四库征书最开始时，地方上大臣们的反应迟钝，并没有当回事，经过乾隆的严厉督促，工作才开始正式铺开。
而让人无语的时，乾隆推进征书和查缴违碍书的方法都是以典型案件为突破口，以政治的方式督促手下大臣进行清查，其中如屈大均案、金堡案，还有最高潮时的《字贯》案及一柱楼诗案，都是如此。
在征收与查缴的过程中，乾隆实行的原则是“既往不咎”，但问题是，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在限期（2年）内未能上交的话，后面一旦发现有违碍书，就要严厉追究。
此外，乾隆还在征书与查缴过程中实行相应的鼓励与惩罚手段，如包括督抚府县的各级官员都要负连带责任，并在事后有所追究。此外，在执行过程中，江西巡抚提出倍价购买遗书的做法，也得到了乾隆的鼓励与推广。
而在实际操作中，收集遗书与查缴违碍书多为各地教职佐杂人员，各地往往会出台规定，获购多少部则予以记功，届时可以优先派缺等等。
对于查禁违碍书时可能产生的滋扰问题书四库是指哪四库书四库是指哪四库，乾隆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有所把握，如办理过当的纠正、对肆行报复的惩罚，还有一些明确指示毋庸查办，等等，
在四库的毁书问题上，昔人研究因为革命习气的缘故，偏重于夸大估计而且且数目字十分混乱，事实上，究竟毁了多少种是几乎没有一个公认可信的数字。
从基础研究看，不仅是禁书的数目不清，即使是四库全书究竟收集了多少种、多少部遗书乾隆的《四库全书》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同样也仍旧不清，而其中违碍书多少种、多少部，各方说法不一，其中统计中极可能有重复种类书，尤其将多少种与多少部混淆，更是其中一通病。
大体而言，一些学者认为有当时查缴的违碍书在3000种、30万部左右。而在《四库禁书研究》一书中，作者宁侠认为违碍书共收缴了1222种、14万部，其中有些因为雨水淋湿而无法清查的往往直接销毁，这类实际上是不能算违碍书的。
而且，即使这些，也只是有违碍嫌疑并非全部都是违碍书，这个需要重新认定，不可混淆。因为从记载上看，有些书审查后认为没有违碍，除了保留一部存本在四库馆外，其他不知去向，但又有保存在翰林院的纪录。
除了查缴违碍书外，对于制书的雕版刻板也须追缴，但和违碍书籍种类相比，当时只缴版160余种，远少于前者。最终，这些雕版刻板都被一烧了之了。
之所以要如此重视收集遗书、编入四库书籍和违碍书的具体数字，主要是为了区分比例问题，由此才能反映出乾隆朝毁书禁书的性质程度问题。大体而言，其中被收缴销毁的有大量无用、妄言、邪说书籍，研究者往往并未提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毁书的程度问题上乾隆的《四库全书》编纂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大事，有些是全毁，有些只是抽毁，这个不可混淆。毕竟，很多抽毁书只是抽去敏感序文章节之类，有些仍旧被编入四库当中。
另外就是毁书与毁版的区别。事实上，列入全毁的遗书即便是烧了，但在社会上仍旧会有大量存留，即使是毁版，也仅仅是意味着不再产生新的复制书，但已印好的仍旧大量存在。
此外，也有人会铤而走险，为禁书雕刻新版印制新书而牟利，这个都是符合逻辑也客观存在的。事实上，很多被列入全毁禁书的在后世不是照样大肆流传吗？
图书信息：
宁侠：《四库禁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