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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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也见证了国家政权的兴衰和变革。国家统一时大运河繁荣，分裂时大运河衰败，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21世纪以来，围绕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申报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及其沿线地区发展，在中国8省（市）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亿多人民的直接参与或关注中，述说了“中国大运河”传奇。
大运河以其3000多公里的历史遗产，讲述着2500年的中国故事，是拥有历史与现实交融品质的超大型文化资源，在展示古代中国、滋养现代中国方面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大运河”，可顾名思义地解读为规模宏大的、以长距离运输为目的的人工河道系统。因之“大”，而有成之难；因之“运”，而生国之利；因其为“河”，而有滋养连通之功。相应地，规划、建造、维护大运河的过程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决心与勇气，漕运系统支撑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和大一统格局，以及运河沿线人文自然景观持续交融演进，从而塑造的自古至今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面貌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故事，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也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题中应有之义。
凝聚中华民族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创造精神
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486年的春秋时期，经历2500年由国家主导进行的建造、使用和维护。公元7世纪（隋代），大运河第一次全线贯通，形成沟通都城与南北主要经济和政治中心的、以东西方向为主的漕粮通道。公元13世纪（元代），因政治中心的迁移转而形成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遗产分为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运河段、会通河段、中河段、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段、卫河（永济渠）段、通济渠（汴河）段，共十大河段。目前已通过考古研究确认、并确定为国家层面的“中国大运河遗产”，包含河道（含河道遗址）3166公里（其中主线长度2681公里），以及运河水利与航运工程遗存、仓库和管理设施遗存、伴生的建筑与园林、历史街区村镇和环境景观等，共364项。
1996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发布了《国际运河古迹名录》，在全球范围内提出7条运河，“在其整体概念和建造上都有重要性”，是“最具影响力的水道，更是世界运河史上的里程碑”，并对它们进行了等级评估。中国的大运河和法国的米迪运河均获得11分、并列第一，证明了大运河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和重要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其他6条运河都修建于17世纪之后，受益于能源动力和建筑材料的革命性突破，使建造大型船闸、大坝成为可能，均为工业革命时期的水利规划与工程技术典范。与它们相比，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却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在农业文明体系中不仅创造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运河，而且包含了古代社会大部分创新水利思想与技术，如跨越五大水系的河道规划与管理，运用闸、坝、堤、堰、弯道等调控水流的工程与技术，束水攻沙、治黄保运等治水理论和方略，并产生了众多具有代表性的工程实践，如北京的水源工程、通惠河与会通河的梯级船闸工程、济宁南旺运河越岭的分水枢纽工程、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蓄清敌黄”的大坝工程、宿迁淮安段的堤防系统工程、沿太湖的塘路工程、江南的堰坝与大型拱桥工程等。这些原创性的古代中国的规划和技术成就，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决心和勇气，是人类创造性的集中体现。
支撑国家政权的运行，见证古代帝国的兴衰
大运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由国家持续维护和建设，起初用于军事目的，自隋代以降主要服务于漕运。“漕运”制度是维护中国古代国家统一稳定、繁荣发展的重大创造。国家通过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分段分级管理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故事，在资金、技术、安全、管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实现国家粮食、军资、官盐等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调配，最多时每年有上万多条船、总量达400—600万石漕运量。
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大运河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也见证了国家政权的兴衰和政权变革。国家统一时大运河繁荣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价值，分裂时大运河衰败，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隋代大运河为唐宋时期帝国政权的维护和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撑；元代至明清的大运河加强了北京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为北京地区在唐宋以后成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奠定了基础。此外，大运河还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如洛阳、西安、天津、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城市相联系，成为沟通陆海丝绸之路的内陆航运通道。
塑造沿线各地丰富多元、持续演进的经济社会和自然景观发展面貌
大运河曾经缔造了中国历史上富甲一方的城镇，也孕育了众多因运河而繁衍生息的村庄。它创生和维持了沿线居民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产生了许多与其密不可分的文化与习俗，如运河人家、运河街市、运河传说、运河文学与艺术等，是中国文化诞生的温床之一。在儒家文化、泰山文化、淮扬文化、吴越文化等一系列具有中华文明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文明、文化塑造和发展过程中，大运河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运河的持续修建和维护，也促进了其所经过地区地形地貌和景观的不断变化和形成。漫长的历史中，它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及沿线的湖泊、三角洲区域相互关联、共同演变，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河流生态景观。围绕运河航运而进行土地开发、利用，体现了跨越巨大时间、空间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诠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与不懈追求
大运河生于国，成于民。它淘尽许多千古风流人物，有夫差、曹操、隋炀帝、忽必烈、康熙、乾隆等帝王将相，也有白英、潘季驯、郭守敬、靳辅等开河才俊和治河英雄，还有张继、皮日休、王安石、曹雪芹、张择端等文人，圆仁、成寻、马可·波罗等外国名人。但运河之建造、河工之伟大，终究源自历史进程中统一国家发展的必然诉求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故事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价值，出于广大中国人民的实践和智慧。
21世纪以来，围绕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申报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及其沿线地区发展，在中国8省（直辖市）超过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亿多人民的直接参与或关注中，诞生了一个“中国大运河”传奇。如今，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集成与创新，必然为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注入新的活力。国家之文化标识，人民之幸福生活，统一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意义之中。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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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0年1月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