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尽管有个带点“洋味”的宗教，但是这场农民革命从本质上讲仍然与过去以往改朝换代的黄巢、李自成式的农民起义并无不同。它的产生，本身就是清王朝末世轮回的自然结果。从清兵入关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已历二百年，乱世之兆早已显现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诸方面。清朝气数已尽的想法已经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一部分士人的脑袋里。太平军进攻江浙，昆山县有位“以精通天文出名”的士子，就认为“清运已衰，太平天国当起而代兴”。[1]名士王韬也出于大体相同的预设，上书天国领导人，为之出谋划策。与太平天国起义同时，几乎整个中国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南边有广东的红巾军起义，广西的“升平天国”，北面有捻军，西南有杜文秀回民起义、张秀眉、姜应芳起义等等。用清朝官僚张集馨的话来说就是“遍地皆贼”。这些起义，明显的目的就是“均贫富，等贵贱”。如贵州姜应芳起义的口号便是：“大户人家欠我钱，中产人家你莫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来分田，照例给你安家钱。”[2]广大农民对太平军的期望最大，也无非是指望他们改朝换代，重新更张，江淮一带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太平军)的方式是奉上枣、栗、灯笼、鸡子，“盖寓‘早立登基’之意”。[3]从而早些过上“百姓不空半文债，三餐茶饭吃得饱，晚上睡觉有被盖”的太平日子。[4]
然而，太平天国起义毕竟发生在近代，其发端与兴盛及终结的地点又恰在近代中国两个经济发达，有西方因素较多的地区：广东与江浙。西方的介入，已经打破了中国历史的固有周期，而且势必要将这一古老国度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体系。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免不了要发生与西方的大规模接触。怀有古老目的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是如何对待儒家思想，不知不觉之间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样，太平天国运动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旋律，在天国的行事中，两种旋律激荡、碰撞，发出了不和谐的和声。
天国中的第一种不协调声音是皇权主义与禁欲主义的扞格。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大抵都有“农民味”。表现之一就是其禁欲主义色彩。由于农民起义皆以统治阶级的腐化奢侈为背景，作为一种情绪上的反动，不免以禁欲主义相标榜。太平天国同时还有基督教清教的因素，所以在禁欲主义方面就更为变本加厉。禁烟，禁赌，禁娼，禁行一切社会恶习乃至于一般娱乐。在初期甚至分男营女营，不但太平军分，连一般老百姓也要分，正常的夫妻性行为也被严格禁止。《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生活水准，按当时的消费指数太平天国当起而代兴：历史上的今天和今天，也就只够勉强糊口。奇怪的是，天国的农民领袖为他们的“老兄弟”与“新兄弟”设计和规定了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却并不反诸己身。在要求别人不过夫妻生活时，诸王与高级将领却可以妻妾成群。还在永安建制时期，诸王就有供肉的规定。天王府的高大宏丽与太平军战士低矮简陋的营帐并立，东王的盛大仪仗与平民简朴的衣着共存。农民的禁欲主义，在皇权主义面前化为一种无声的讽刺。而皇权主义又是天国农民当时所能选择的唯一政权形式。
由于长期的历史地位，农民文化没有自己完整的意识形态。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要么走向坟墓，要么使自己变成新的地主王朝。有了权力之后即要向上层文化学习和靠拢，既是情势需要也是农民的主动要求。但是太平天国还有原初的反主流非正统的文化意向和向西方学习的冲动。这样，就构成了天国声音的第二种不协调。
农民政权向上层文化的靠拢，表现为不断地吸收容纳士大夫，并逐渐重树传统伦理纲常体系上，也表现为某种久贱骤贵之后的粗俗的捧场讲究。
太平天国向传统伦常体系的皈依，比之前代农民政权，毫无逊色之处。虽然这个政权曾经有过反孔倾向，洪秀全在梦里还让“孔某”吃了若干鞭子，但毕竟还是给他在上帝身边留了一席之地。天国“删书衙”对儒家经典的删削大抵限于表面文章，比如把“夫子”改为“孔某”，把“子曰”改为“孔某曰”，等等，而实际上却全面袭承了儒家伦理。天国《幼学诗》中的“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等等比之康熙的《圣谕广训》，几乎没什么两样。太平礼制与官制，没办法不让人想起《周礼》，其繁复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吸收容纳士大夫方面，天国的肚量与胸襟倒是相当宽的。克服地方，士子及地方官归顺者，均加任用，还迫不及待地开科取士，以为广招进仕之途。天国上下，对读书人优礼有加，青眼有加。按一般常理估量，处于动荡之中的士大夫，改换门庭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可也并非难如登天，性急的投机者诚然不少，但档次大抵不高，多数的士大夫总要忸怩一番，看看风向，真正想上首阳山当伯夷、叔齐者任何时代都如凤毛麟角。更何况，太平天国又举起了反满的旗帜，这一点，对汉族知识分子或多或少还是有吸引力的。
然而，天国农民引入的基督教思想，虽经其思维框架的过滤，其与儒家伦理扞格之处还是存在的，比如祭祀祖先问题。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的“?教”面目，在很大程度上吓退了可能加盟的士大夫。虽然天国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儒家伦理，但是他们对孔子的不敬和一度的反儒举动，经过清朝方面的放大夸张，已经成了真正的惊世骇俗之举。对于大多数士大夫而言，朝代的分量与儒家传统的分量相较，显然后者要重得多，后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行为习惯和安身立命之所。一旦这个凭借发生动摇，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命运也就风雨飘摇了。所以，整个太平天国尽管“政策优惠”，但只容纳了一些未入士流的知识分子和少部分低级功名的知识分子。层次高一些的士人，即使留在天国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真正士大夫的精华，不是保持中立就是投入了湘淮军的阵营。
几乎是作为向从前统治者看齐的一种下意识之举，天国农民领袖们的排场讲究几达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尽管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但他们对营造宫室，讲究排场，制订礼仪不遗余力，其繁琐密致，连清王朝的大小当道者们也望尘莫及。各级官员的舆马、仪仗、服色、侍卫、旗帜、称谓甚至连子女及亲戚的称呼都有详尽的规定。有了权力之后的天国农民领袖，似乎对男女之大防特别讲究，洪秀全以儿子名义搞的《十救诗》，对兄弟姐妹、叔嫂、兄婶、公媳之间的关系作了严格间隔规定，非但不许“通问”，连照面也算犯天条;兄弟姐妹之间，到了七岁就必须分开;甚至连奶奶与孙子也不得“混杂”。在传统的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道、妻道之余，天国还规定了诸如“嫂道”、“婶道”、“姊道”、“妹道”之类的行为规范。作为农家内外不分的伦理生活的一种矫枉过正，洪秀全已经达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然而，天国领袖们并不能使他们的排场和繁琐的规矩令行禁止，广大太平军的将领和士兵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对待过那么繁复的规矩，他们追求洋枪的劲头和兴趣似乎更大一些。更加不妙的是，洪秀全连他的内眷似乎都管不好，还得屡屡求杨秀清、萧朝贵郑重其事地借上帝、耶稣附体下凡，谆谆教导他的妻妾。[5]
甚至在天国宗教中，这种不协调的和声也时有所闻。玄妙的“三位一体”与朴实的农民上帝大家庭，独一的上帝信仰和乡间的“神灵附体”奇异而滑稽地缠绕在一起。偶像是被打碎了，可《劝世良言》中那个“无形无像，无始无终”的上帝化为洪秀全眼中和口中的“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上，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上”的略带洋味的大人先生。[6]让人看起来活像庙里的神像或祠中的祖先。
如果某些外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印象是真实的，那么天国中还存在着一些与基督教中国化农民化相反的趋向。一位法国传教士问太平军的一位官员是否相信洪秀全是上帝的儿子和耶稣基督的兄弟的说法，回答居然是否定的。因为他认为：“上帝是一个纯洁的圣灵，不能像普通人一样有妻子儿女，我们只相信，就如上帝自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送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人类是真的一样，同样也是上帝把清除这个世界上的偶像崇拜的天职交给了洪秀全。”在这位太平天国的官员看来，之所以产生这种“上帝次子”的神话，是由于“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有些首领总是给予这种天职或这种亲子关系以更崇高和特殊的性质，他们由此而增添了对自己事业的信心，所以洪秀全认为不必讲清楚了。在中国太平天国是如何对待儒家思想，父亲和儿子这些词确实比在法国具有更多的涵义”。[7]
很多论者都注意到了太平天国在宗教方面以宗主自居的妄自尊大。定都天京之后，天国领袖们不仅把自己视为天下万国的中心，而且还自视为他们学来的“洋教”的宗主。回答英国人提问的东王杨秀清，居然一口气考问了对方五十个问题，多半系“尔各国拜上帝咁久，有人识得上帝腹几大否?”这样可笑而又自负的想当然。[8]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就是天国领导人同样又承认“西番各国”走“拜上帝这条大路”走得久而且不中断太平天国是如何对待儒家思想，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们一方面固执于他们与西方基督教相异之点，如“上帝大家庭”，“洪秀全升天”等等，另一方面却接受并刊行那些显然与他们观点冲突的由传教士译的《新约》、《旧约》和一系列传教书籍。显然，这不和谐的声音的背后，是传统的文化中心意识与新的西方知识源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在太平天国的政策中，最不协调者当数《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了。虽然两者颁行时间不同，但在《资政新篇》公布后，《天朝田亩制度》也重行颁布太平天国当起而代兴：历史上的今天和今天，所以，这两种策略思想实际上是并存于天国农民领袖的头脑之中。《天朝田亩制度》是以等齐划一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目的的社会纲领，而《资政新篇》则为一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前者不允许有私有财产的存在，而后者却强调保护私有财产，鼓励“富民”投资开厂设(银)行;前者社会生产靠军事化的组织集体进行，而后者则鼓励仿行西方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前者强调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统，而后者则可以开一点“人心公议”的后门;前者时时照抄古之先贤，而后者则是从西方学来的“与番人并雄之法”。总之，两者不仅有土洋之殊，其本质就是互相对立的。天国行事的不协调在此达到了顶点。
太平天国这种不和谐声音，反映了西方列强介入后，中国情势变化的现实。历史已经无法按原来的轨道运行，可是农民却依旧顺着自己的惯性向前滑动，为了实现在自己的乡土上建立农民天堂的目的，他们毫无防范地从西方摄取助力，汲取资源。天国农民借用了一面西方色彩的旗帜，诚然比陈旧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高明得多，但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和冲突。天国的农民显然没有能力驾驭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国近代化的任务不大可能在农民手中实现，反过来，随着中外情势的转变，原来改朝换代的目标也失掉了。太平天国运动这支“带有西方情调的变曲”(《在中国发现历史》作者柯文语)并没有，也不可能由农民演奏好。
摘自《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