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国家版本馆将于4月23日在杭州举办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读书、勤于学习的民族，五千年悠久历史，海量文献传承至今。古代关于书的学问，不论是版本学、目录学，抑或是校雠学、辑佚学，均极为详备，博大精深。古人读书讲究版本，善本之善，在于其错讹较少，接近原书本来面貌。今天我们对版本的理解既继承了古人的见解，又超越了古人的见解。请随我们走进杭州国家版本馆，欣赏江南版本之美，领略诗书江南之韵。
王维的《相思》有十多个版本，版本的选择透露了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春天里的杭城，风和日丽杭州国家版本馆将于4月23日在杭州举办，满目皆是青翠。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将于4月23日至25日在杭州举办。杭州国家版本馆为此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尽管远离市区，但一到周末，杭州国家版本馆游人络绎不绝，一票难求。杭州国家版本馆毗邻良渚博物院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从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到新时代标志性文化传世工程，杭州国家版本馆与良渚在地理上的关系，巧妙隐喻了中华文脉的传承与创新。
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建筑很有江南特色。主书房巨大的龙泉青瓷屏扇门一字排开，既壮观又典雅，使人仿佛置身于青绿山水中。青瓷屏扇门呈现出一种玉的质感，古人认为君子的人格“温润如玉”，正与杭州国家版本馆的另一个名字——文润阁相呼应。设计师从南宋绘画大师马远的《华灯侍宴图》中得到灵感，设计出青瓷屏扇门，古典的意境与现代的表达相结合，无怪乎得到游人的青睐。眼下，主书房推出了“版印江南”展，紧扣“版”这个主题，呈现版画、版刻、版本。
何为“版”？在纸张成为书籍载体之前，曾有一个漫长的“书于竹帛”的时代，用以书写的木片通称为“版”，因为它呈方形，所以又被称作“方”。唐代大儒孔颖达说“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如果字数更多，就得书写在很多竹简上，再用绳子编连成册。雕版印刷术兴起后，版的含义逐渐演变为雕刻后可以用来印刷的版片。
何为“本”？《说文解字》说：“木下曰本。”帛是一种比竹、木都更加昂贵的书籍载体，帛书的保存，要将其绕一根木轴卷起来，放在书架上，露出轴头，这便是“本”。本即指书，书本连用十分普遍。在雕版印刷术大盛的宋代，“版”“本”二字合为一名，“版本”便是雕版所印之书。
程千帆在《校雠广义》中说，文献学上的版本，“指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刻版、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梳理一部书的版本脉络、确定哪种版本较好，是文献学家的重要工作。今天我们对于版本的认识更加宽泛，同一类事物在不同介质上的体现形态就是版本，先民在陶器上刻写的某一类符号，某个窑系生产的一款梅瓶，《共产党宣言》的某个语种译本，用视频呈现的流动的《千里江山图》都是版本。版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杭州国家版本馆基本陈列“文献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览”中，一面展板吸引游客驻足议论，“原来《相思》有这么多版本”，许多游客如此惊叹。唐代诗人王维的《相思》是一首流传十分广泛的古诗，诗云：“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版本，来源于清人蘅塘退士编写的《唐诗三百首》。
在《相思》问世后的一千多年，诞生了十多个版本，不同版本间的差别有时十分显著。如在宋人洪迈编写的《万首唐人绝句诗》中，《相思》是这样的：“红杏生南国，秋来发故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不仅红豆变成了红杏，春发变成了秋发，多多采撷也变成了不要采撷。唐人范摅的《云溪友议》中的《相思》是这样的：“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一版本在时代上与王维最近，最大的区别是谁来采撷红豆四库全书是世界上，愿君多采撷比赠君多采撷更委婉，更有神韵，更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版本之间的差别不只是字词上的差异，也包含了情感、价值、审美上的差别。探索版本源流，恰如乘小舟溯江而上，在领略了岸边不同的风景后，我们会明白这一路是如何走来，会明白为何我们留恋当下的风景。
文澜阁《四库全书》经历战火之后，三度补抄终于复原
杭州国家版本馆建筑在山青水绿、风景秀丽之地。山体库房体现了古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理念，文润阁居高临下，倘若能够登临其上，可俯瞰那一线飘动的绿带——良渚港。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总馆和三座分馆，分别称为文瀚阁（总馆）、文济阁（西安分馆）、文润阁（杭州分馆）、文沁阁（广州分馆），首字皆为文，第二个字的偏旁都是水，因为书籍最怕遭遇“祝融之灾”四库全书是世界上，最怕火。
如此命名，自有传统可循。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修成后，分别存放在七座藏书阁，其命名也是首字为文，第二个字的偏旁为水（镇江文宗阁除外）。七座藏书阁，北方四座，南方三座，分别是杭州的文澜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历经沧桑，江南三阁中仅有杭州的文澜阁及所藏《四库全书》仍存。
文澜阁的命运，折射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坎坷，以及在此艰难时世中中国人对文脉传续的执著。文澜阁建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年之后，朝廷开始陆续颁发《四库全书》，至乾隆末年颁齐，共35990册。文澜阁坐落于孤山脚下，“左为白堤，右为西泠桥，地势高敞，揽西湖全胜”，风景宜人，在此环境下读书，想来必是乐事一件。咸丰十一年（1861），因为战火，阁毁书散，直到二十年后，阁在原址重建，那么书的下落呢？
阁易建而书不易再聚。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一日在街市上购物杭州国家版本馆将于4月23日在杭州举办，发现包东西的纸上有字，展开一看竟是文澜阁《四库全书》残页。两人大为吃惊，痛心不已，昔日尊藏阁中的书籍竟沦落至此！丁氏兄弟由此开始搜集散佚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经过多年努力，搜得约九千册，尚不及全书四分之一，这剩下的四分之三岂能付之阙如，丁氏兄弟在杭州官民的支持下，开始了补抄的浩大工程。
丁氏兄弟对此早有谋划，丁丙自述“旁搜博览，竭数年之心力，择可购之底本购之；所不能购者，则豫借录副；一时不及遍借，则于《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小楷详注某省某郡某某家藏某刊本某抄本，或某局刻某丛书，以待商借”。
丁丙受命主持其事后，将家中藏书拿出，请书手抄写，丁氏兄弟的藏书楼名曰八千卷楼，八千卷不可谓不多，但与《四库全书》相比仍为少。丁丙按照掌握的线索到处借书，最远借到了广东南海（今属佛山）孔广陶的三十三万卷堂，为此“或函商需时，或祭告备礼，或酬以缣帛，或易以琅函，或裹粮而往僦屋佣抄，或航海而归频年借补”，个中辛苦曲折不难想象。
经历七年补抄，到光绪十四年（1888）大体完成。之后，经历1915年时任浙江图书馆馆长钱恂开启的补抄工作、1923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组织的补抄工作，到1924年文澜阁《四库全书》经过三度补抄，终于得到复原。与北四阁本相比，文澜阁本开本较小，纸质稍逊，但补抄过程中——尤其是丁丙主持的阶段——依据的原本未经删削，这使得其文献价值不同于其他阁本。
文澜阁本的补抄，就像一场接力赛一样，功成不必在我，只要接力棒没有掉在地上，总有一天会成功。在杭州国家版本馆的“文献之邦”展中，陈列了一件来自文澜阁的书橱。由文澜阁到文润阁，今天的中国人可以自豪地说，中华典籍的接力棒不仅没有掉落，而且举得更高。
江南藏书刻书兴盛，汲古阁主人毛晋历三十年刻印经史
南宋以后，江南成为全国刻书中心，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是今日之杭州官刻、坊刻、私刻都很兴盛，我们仍可知道一批南宋临安书坊的名字，仍能一睹他们刻印书籍的真容。
北宋南宋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由此产生的宋版书让无数古代藏书家痴迷不已。清代学者严可均说：“书贵宋、元本者，不惟古色古香，阅之赏心悦目，即使坏烂不全，鲁鱼弥望，亦仍极有佳处，略读即能知之。”古人传抄书籍，有时因为文字相似，而把鲁写成鱼，把亥写成豕，后世用“鲁鱼亥豕”专指这种错误。古代藏书家认为，宋版书自然也有“鲁鱼亥豕”之误，但多为无心之失，不是刻意为之，且宋版书是许多书的祖本，校勘之时应首重时代最早的版本，“先求其真，不可专以通顺为贵”。
宋版书不仅校勘精良，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纸质坚润、墨色如漆、书法精妙、装帧典雅、美观大方，开卷还可闻到墨香。宋版书的字体，多采用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而我们熟悉的宋体字，则是在明代中叶形成的。
明清之际，江苏常熟有一位藏书家，家财丰厚，愿意高价收购宋版书，他不按册计价，而是按页计价。这位藏书家就是汲古阁的主人毛晋，他曾在家门口张贴求购告示：“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四库全书是世界上，每页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当地因此流传这样一句话——“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与毛氏”。
毛晋除了收购古籍之外，还聘请了不少书手抄书，其抄书之法不同于他家，系在原书上覆白纸影写，世称“毛抄本”，做工精致，与原书几无二致，其珍贵程度或可与宋元旧版等量齐观。毛晋因而集聚了一批珍贵古籍，有的藏书家千方百计搜罗，只是为了一个人欣赏，而有的藏书家则愿意让更多读书人从自己的藏书中受益，毛晋正是这样一位藏书家。
明朝天启七年（1627），毛晋乡试落第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毛晋登上一座高楼，看见两块红牌，牌上金字夺目，仔细一看，写的是“十三经十七史”。毛晋忘不了这个梦，觉得它必有深意，其母如此解释——这是让你继续读经史的暗示，你应当闭户苦读，成为醇儒。而毛晋则有不同的解读，他要出版“十三经十七史”，嘉惠学林。他发愿从崇祯元年（1628）起，每年订正经、史各一部并刊刻。
到崇祯十三年（1640），十三经雕版制作完毕。崇祯十七年（1644），十七史雕版也基本制作完毕，但明清易代的战火延烧到毛晋的家乡，他只得将十七史雕版隐藏在湖边、岩畔、茅庐、草丛中，“水火鱼鼠，十伤二三，呼天号地，莫可谁何”。待到安定后，他“收其放失，补其遗亡”，终于使“一十七部连床架屋，仍复旧观”。历经三十年，毛晋当初的愿望终于实现。
毛晋一生刻书超过六百种，一些古籍仅赖汲古阁本传世，“毛氏刻书为江南一代文献所系”，此言不虚。毛晋为读书人提供了好版本，毛晋主持刻印的书籍、他人撰写的毛晋生平文章，也成为了毛晋本人的版本。
在“文献之邦”展的最后一个部分，是两面挂满了各种证书、奖状的墙，这是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的见证，是“一生的版本”，将各种版本收拢起来，组成的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史，也能听到一个时代的心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