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化之问”——重庆历史文化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积淀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促使我们对重庆优秀的地域历史文化体系作进一步的探讨，认真回答现实中的“重庆文化之问”——什么是重庆文化？到底哪些是重庆文化的基本要素？为推动重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牢学理基础。
在重庆3000多年的发展史上，出现过多层次、多领域、多形态的文化现象，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巴渝文化、革命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六种形态。这是居于重庆历史文化体系顶层，最具代表性和符号意义的文化元素，由此构成了独具特色的“2+4结构”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
重庆历史文化的基础——巴渝文化、革命文化
产生于远古时代的巴渝文化，和产生于近代时期的革命文化“重庆文化之问”——重庆历史文化的基础，相互连接，贯通始终，传承演化，共同构成了今日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学理基础。
巴渝文化、革命文化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重庆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也是形成今日重庆人文精神和重庆人、重庆城性格特征的文化基因。
（一）巴渝文化
“巴渝文化”是居于四川盆地东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中存在的，从古代巴国、巴族以来，到近代时期的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庆的基础性文化形态。
“巴渝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旧石器时期早期“巫山人”及新石器时期“巫山大溪文化”，随后巴人先民们在此生息繁衍，历经先秦巴国、秦时巴郡、汉之江州、隋唐渝州、宋时改恭州为“重庆府”，重庆得名，元明清相沿，近代以来绵延至今。
在古代史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巴地，与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虽有时分离，但绝大多数时间里还是一个整体，巴蜀文化是其共同的文化形态。
从发展的进程观之，“巴文化”（以古代巴族和巴国巴郡历史为主的文化形态）、“蜀文化”（以古代蜀国蜀郡为主的文化形态）是“巴蜀文化”的两个源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巴蜀文化”是四川文化的根基。
从文化内涵上观之，“巴渝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东部地域文化，其内涵不仅限于古代巴国、巴族、巴郡的历史文化，而是包括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以重庆为中心广大地区的历史文化。
提出“巴渝文化”的概念，是为了研究作为“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庆地域文化，尤其是它在具有巴蜀文化共性的同时，作为特定地域中独具特色与个性的文化形态。这是重庆人的文化追求。
（二）革命文化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近代以来，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更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重庆的革命文化，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重庆人民勇于追求真理、挺立潮头、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想敢干、不屈不挠、舍生忘死、屡仆屡作，为建立新中国而建立的不朽功绩。
近代以来，先进的重庆人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走在中华民族追寻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前列。重庆人民贡献了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邹容和革命纲领《革命军》；他们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在重庆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领导了保路运动，促成了武昌起义，成立了蜀军政府，拥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们的呐喊与奋斗，在巴渝大地上吹响了追寻民族复兴梦想的前奏曲，启迪着一批又一批重庆青年，怀揣伟大梦想，投身更加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重庆传播。先进的重庆人又一次站在时代最前列，1920年3月12日，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建；1924年杨闇公、吴玉章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192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支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地执委”），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血雨腥风中，重庆共产党人之不屈与顽强惊天动地：重庆地执委、四川省委四任书记杨闇公、傅烈、刘愿庵、穆青和大批共产党人英勇献身。到1935年，重庆的党组织和党员牺牲殆尽。1936年“重庆文化之问”——重庆历史文化的基础，失散的红军党员漆鲁鱼回到重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再一次举起革命的旗帜，前赴后继，为抗日战争集聚革命力量，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
抗战时期，周恩来受命带领南方局驻在重庆，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为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南方局走出了一条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是红岩精神又一独具风采之所在。
1949年，刘邓大军解放重庆，进而完成了除西藏以外中国大陆的全境解放。随后主政西南，科学分析执政环境，求实升华执政理念重庆历史文化，不断探索执政途径，切实打牢执政基础，创新加强党的建设，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为党从实践上到理论上最终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伟大转变，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担负起新中国工业基地，特别是三线建设基地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任赋予重庆，重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排头兵的姿态引领时代。1997年，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继续勇立潮头重庆历史文化，走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最前沿。今天，重庆人民正在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不懈奋斗。
重庆历史文化的特色——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
3000多年来，巴渝文化、革命文化作为重庆历史文化的主流，滋养着重庆人的精神，推动着重庆城的发展演变，生生不息。与此同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中，重庆还产生过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这是重庆历史文化的特色。它们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至今仍是重庆历史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因素，发挥着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一）三峡文化
“三峡文化”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长江三峡独特的自然景观为载体而产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群落。它以文化名人为主体，以描写自然景观为特征，以抒发家国情怀为核心，展现了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心理、文化传统、民风习俗。
1500年前，著名地理学家、中国游记文学开创者郦道元写下了地理学与山水散文的巨著《水经注》，其中就有对重庆三峡的精彩描述：“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区区200字，随物赋形，动静相生重庆历史文化，情景交融，情随景迁，简洁精练，生动传神地书写了长江三峡旖旎瑰落的自然风貌，也开启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吟咏重庆的先河。
后来有“诗仙”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唱，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深情问候；有“诗圣”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美写照；有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缠绵流连；有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由衷赞叹。还有刘禹锡、黄庭坚、苏东坡、白居易、陆游等历代文豪留下的瑰丽诗篇和灿灿墨宝。
三峡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是重庆独特的文化形态。
（二）移民文化
古往今来，重庆就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是重庆最典型的特征，也是形成重庆人兼容开放性格特征的基因。
古有巴人聚族涉水而上，迁居于此。更有始于元末明初，贯穿有清一代的“湖广填四川”。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重庆有着极为特殊的地缘位置。对于移民们来说，重庆既是“湖广”移民进入四川后定居、繁衍、创业的重要地域，也是再向全川扩散或“二次移民”的“中转站”。因此这一历史是重庆城市的历史文化根脉，是大多数重庆家庭的集体记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重庆城市人口为40余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约有1000余万人口西迁至大后方，仅重庆一地就达百万之众，1945年抗战胜利时，重庆人口已达至125万余人。随着国府还都，大量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迁离，重庆人口仍保持在百万左右。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三线建设，又从华东地区内迁一批工厂和科研机构，重庆外来人口进一步增加，结构进一步优化。及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三峡库区移民搬迁，重庆又掀起一轮新的移民高潮。
南来北往，西进东出，八方杂处的移民文化成为重庆独特的文化形态，而重庆移民文化更成为中华民族移民历史文化中最为独特的一种文化形态。
（三）抗战（大后方）文化
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抗战（大后方）文化是这一时期，在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出现的独特文化形态。它由大后方人民在浴血奋战的抗战历史中创造，以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反对法西斯并取得伟大胜利为鲜明特征。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和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抗战文化、红岩精神。
抗战文化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周恩来、董必武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培养形成的伟大的红岩精神，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全国各抗日党派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共同创造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相忍为国的民族精神，等等。
红岩精神是抗战精神在重庆的独特内涵，是包含在抗战文化及其精神中的，是一种政治文化。这是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命名的，是中国革命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统战文化
统战文化主要指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土地上，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广大中间力量团结合作，结成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形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已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日显重要。南方局的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奠定了理论、制度和社会的基础。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延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总指挥部。重庆由于战时首都的地位和中共南方局的驻足，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前哨阵地。因此，如果说延安是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代表的话，重庆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实践地及经验、智慧的集中贡献之地——重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舞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地，是中国民主党派的主要发祥地。重庆集聚了我党统战工作的基本要素、伟大实践和光辉成就，是中国统一战线历程的缩影。统一战线为重庆这座城市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统战文化所具有的独创性、政治性、基础性，使之成为重庆城市最显著的历史和文化特征。
重庆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重庆地域特点、人文特色、性格特征的，从重庆的大山、大河中生长出来的独特的文化品种，它与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海派文化、吴越文化、南粤文化，以及东北黑土地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周勇 作者系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