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诗歌模拟乐府的深刻影响情况
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有明显的发展。这个时期的诗、文和文学批评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
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曹操的诗歌模拟乐府，受到乐府的深刻影响。
曹操流传到现在的诗歌全部为乐府，他利用乐府这一形式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当时的乱离情况。他的代表作有《蒿里行》，描述汉末社会的残破，暴露人民生活的疾苦。
曹操在夺取冀州以后，为抗击乌桓，经过碣石山，写下了《碣石篇》，其中第一章为《观沧海》。他在这首诗中展示了一幅波涛汹涌的大海图景，描述了吞吐宇宙的自然景象，也抒发了他豪迈的气概。
曹丕的诗文有一部分写于建安时期（196—220），也有一部分为他称帝后黄初时期（220-226）的作品。他的七言诗《燕歌行》基调比较伤感深沉，但采用七言的句法，这在当时是一种创新，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曹植是曹丕的同母弟，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
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压制，身处逆境，使他对现实有更深刻的体会。他在《七哀诗》中借思妇的哀愁，来表达自己的哀怨之情；他在《野田黄雀行》中表现了逃出危险境地的渴望之情。
曹植的诗歌特色是在乐府民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加工，创出新的风格，不仅可以写景物，而且可以任意书写感情。他集五言诗之大成，诗歌创作达到很高的境界。
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除了“三曹”之外，还有“七子”，即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乾、应玚。王粲的著名诗篇为《七哀诗》，是王粲初离长安时所作。他描述了东汉末年地方混战、残杀人民、造成白骨蔽野的残酷景象。陈琳的乐府《饮马长城窟行》，虽然是描写秦代筑长城的历史题材，实际反映了东汉末年人民的征役之苦。这些都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品。
女诗人蔡琰，字文姬，也是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她博学多才，一生遭遇却非常不幸。她先为匈奴所掳，后被曹操赎回。她作《悲愤诗》，挑选了最为残酷的场面，暴露了董卓凉州军利用胡、羌人作战，杀掠汉族人民的残酷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还细致地刻画了她热爱中原的感情和母子骨肉之爱，是情感的真挚流露，感人至深。
魏晋之际，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又出现一个诗文创作的高潮。但他们都是玄学家，因此诗文大多数都带有一定的老庄色彩。嵇康的《赠秀才入军》诗，诗质清峻，犹如其人。他入狱后写作的《幽愤诗》，充分表达了他不肯与当权者妥协的精神。
阮籍在思想上与嵇康有一致之处。嵇康死后，阮籍以嵇康为借鉴，不敢直抒思想，只是用隐晦的笔调来抒发内心的苦闷。《咏怀》八十首是阮籍的代表作品。
西晋是世家大族掌握大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数粉饰太平，缺乏社会内容。当时著名的有陆机、潘岳和左思。
陆机的乐府尽力模仿曹植，但由于过于追求对偶工整和辞藻的华丽，轻视了内容，与曹植比起来，已经相差很多。
陆机所作辞赋很多，以《文赋》最为著名。他的散文《吊魏武帝文》《辩亡论》《五等论》，在当时为人们传诵一时。
潘岳的《悼亡诗》描写细腻，感情真挚。他作了很多的赋，著名的有《秋兴赋》《闲居赋》《笙赋》等，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时收录多篇。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与张衡的《二京赋》并称，洛阳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以致洛阳的纸张都昂贵起来。左思的诗就内容而言，要比他的赋价值更高。
左思出身寒微，在政治上受到压抑，他在《咏史》中借古人抒发自己的情怀，表达被压抑和愤恨不平的心情。
西晋末至东晋，玄言诗盛行。玄言诗将玄学思想与情感结合起来，但不能够做到有机的融合，只是通过诗歌的形式将哲理的内容表达出来。随着玄学的发展，玄言诗盛极一时。东晋初年可称颂的作家只有郭璞。
郭璞的诗篇在玄言诗盛行的时代，固然不能不受到这一诗派的影响。他的代表作为《游仙诗》，表现了他有意学仙却无缘的感慨，语言生动，情感真挚，不是肤浅的玄言诗可比的。东晋末刘宋初，诗人陶渊明的出现为诗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陶渊明（约365-427），字符亮，后改名潜。他曾任州郡僚属和彭泽县令，到中年归隐田园，至死不仕。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使他与农村直接接触，因此他的诗歌大都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具有一般诗人缺乏的清新内容和朴素风格。
陶渊明晚年的作品《桃花源诗并记》，用浪漫的笔法将他憧憬的理想社会描绘出来，也就是桃花源是一个人人自食其力、没有的社会。陶渊明的诗歌是我们中华文学史上的瑰宝，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对以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陶渊明之后，比较有成就的诗人是鲍照。鲍照在宋文帝时做过中书通事舍人，后在刘宋朝的内乱中被杀。鲍照的诗篇以乐府诗为多，主要成就也在乐府诗的创作。他的诗歌雄浑豪迈，代表作品有《拟行路难》十八首。鲍照写诗多用七言，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推动了以后七言诗的发展。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沈约撰《四声谱》，同时又大力提倡将这种声律学说应用到诗歌上去，有四声八病之说。所谓四声，就是平、上、去、入声。八病就是在写作诗歌时，应该在声律上避免的八种毛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这种诗体被称为永明体。
永明体要求整篇诗赋宫商相变，在语言的运用上加强音乐性，收到音节铿锵的音乐效果。永明诗人诗歌作得最好的，当推谢朓。谢朓的山水诗在谢灵运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更加清新秀丽。
谢朓在新体诗的写作上也多有成就。他写作的新体诗，注意辞藻，但不流于华靡；重视声律，而不受拘束。谢朓的创作实践以及沈约对声律运用的强调，是中国诗歌格律化的开端。
齐梁时期，出现了以描写色情为主要内容的宫体诗。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萧纲被立为皇太子。他和萧纶、萧绎都喜欢以写色情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当时围绕东宫周围有一群诗人，诸如庾肩吾、刘孝威、庾信等，他们追求声律，夸耀辞藻，内容则着重描写色情。
这种宫体诗反映的是上层统治阶级淫侈颓废的生活。侯景之乱后，宫体诗没有停止发展。陈朝时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徐陵是当时宫体诗人的主要代表。
陈后主喜欢艳体诗，他经常与宫体诗人江总、孔范等人互相唱和，代表作品有《玉树后庭花》，都是描写贵妃的美丽容色的。由于陈后主对宫体诗的提倡，当时的文学颓废堕落到了极点。
东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民歌都有很大的发展。南方的民歌主要可以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两大部分。
吴声歌为长江下游一带的民歌。西曲歌为长江中游一带的民歌。这些作品大都在民众口头流传，以描写爱情为主，表现出缠绵婉转的特色。后来乐府将这些民歌搜集起来，以管弦相配，也被称为“清 商曲辞”。
北方的民歌既有汉人的作品，也有少数民族的作品。从思想内容来看，北方民歌要比南方民歌丰富。这些民歌有反映中原汉人在少数民族政权压迫下被迫迁移的内容，有边疆少数民族的牧歌，也有男女表达爱情的恋歌。
北方民歌在艺术上的特点是，语言质朴，感情真率，风格豪放。《木兰诗》是艺术成就最高的北方民歌，这首三百多字的叙事诗经过后代文人的不断加工，作品内容更加完美。
自西晋以来，文人写作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到南朝，这种情况更为发展。刘宋时，范晔撰《和香方序》、鲍照写《登大雷岸与妹书》都采用骈体文。当时文章追求辞藻要绮丽，对仗要工整。
永明声律学兴起后，文人们专心在声律和辞藻方面下功夫，将骈体文推向了高峰。沈约用骈体文来写《宋书》中的传论，刘勰用骈体文写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向骈偶化、辞赋化方向发展。在骈体文中，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和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不仅具有很高的写作技巧，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发展的同时，记载志怪传闻的小说也盛行起来。干宝的《搜神记》借助神怪的题材曹操的诗歌模拟乐府的深刻影响情况，反映民众的思想和要求，其中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干宝在《搜神记》中的“三王墓”一条中，将流传已久的干将莫邪的故事加以重写，使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情节更为感人。
另外，还出现了记载文人逸事的小说，著名的作品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这部小说是世家大族谈玄的产物，每篇小说由短篇故事构成，文字很精练。虽然一些故事表露了世家大族的腐朽生活，但也有一些逸闻轶事发人深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的著作。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是曹丕著的《典论·论文》。文章中既评论了“建安七子”，又指出因具体效用的不同，所以文章分成各种体裁，继而评论了各种体裁和特点，尖锐地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此外，还强调文人的个性不同，创作的风格也千差万别，作者的气质决定了文章的风格。
南齐刘勰著的《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这部著作系统论证了有关文艺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的技巧问题，也评论了齐、梁以前一些作家和作品。
刘勰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现实不断地变易，文学也应该反映变易的现实。刘勰还反对虚假的创作态度，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真实性，推崇既内容充实又形式完美的作品。刘勰对用浮丽的辞藻来掩饰作品内容贫乏的做法持批评的态度，反对以形式取胜的文风。
继刘勰之后，梁朝人钟嵘写作了《诗品》。
钟嵘反对诗歌创作过于重视声律，主张自然和谐的音律，认为在诗的声律方面讲究过多，就会损害作品的自然之美。他还反对在诗歌中用典，过多地用典会使作品失去创造性。
钟嵘对于玄言诗持坚决批评的态度，他推崇建安文学，要求文人以建安文学为榜样来进行创作。
钟嵘还评论了诗体的源流和历代诗人的成就和艺术风格，表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总的看法。但钟嵘的评论还是受到形式主义文风的明显束缚。
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发展，促进了文学作品选集的出现。从晋代起就有不少的文人编纂文章总集。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是这些选集中较好的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发展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在文学及与文学相关的领域中取得诸多成就的历史时代。
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比较发达，私人修史的风气很盛，历史撰述和史学家都受到重视。
后汉史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私人著述。东吴的谢承撰写了一部《后汉史》，一百三十卷，被人称为东汉第一良史。西晋初年，薛莹修《后汉纪》一百卷，华峤修《后汉书》九十七卷，司马彪修《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记事准当，司马彪叙事详实。
至东晋、南朝，又出现谢沈的《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袁山松的《后汉书》一百卷、刘义庆的《后汉书》五十八卷。
在三国、两晋和南朝多家修纂后汉史的基础上，宋文帝时，出现了范晔修纂的九十卷本《后汉书》。范晔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他特为“党锢”“独行”“逸民”“列女”立传，表现了他对这些人物的赞赏。他的传论与史实紧密结合，史求准当，论又独抒己见。所以范晔的《后汉书》问世后，除了《后汉纪》和《续汉书》的八志之外，其他的后汉书都渐渐散佚了。
西晋陈寿修纂《三国志》六十五卷，叙录一卷，是现在传下来的比较完整的一部三国史。陈寿的《三国志》虽被称为实录，但失于简略。刘宋时出现了裴松之注。他大量引用魏晋时期有关三国的著作，为《三国志》作注，开了以史证史的先河。此外，当时出现很多分国写的三国史，魏史、蜀史和吴史都很多，后来都亡件了。
晋史的修纂当时有二十多家。其中宋末齐初人臧荣绪修纂的《晋书》比较详实，为第一部两晋全史。臧荣绪将两晋史实编为一书，有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唐代修纂的《晋书》正是以臧荣绪的著作为蓝本的。
关于十六国的历史著作也出现很多。包含北方各族历史的专书有北魏崔鸿撰写的《十六国春秋》一百卷、梁方等撰写的《三十国春秋》三十一卷，可惜在北宋散佚了。
关于南朝和北朝的史书，隋以前出现近二十种。撰写刘宋历史的著作主要有沈约的《宋书》一百卷，这是关于刘宋一代比较完备的实录。沈约《宋书》问世后，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受到当时人的好评，沈约读后也大为称赞，自愧弗如。梁朝出现好几家关于南齐历史的著作，其中萧子显撰写的《齐书》六十卷，就是今天的《南齐书》。在《齐书》修纂之前，已经有沈约撰《齐纪》二十卷、江淹撰《齐史》十三卷。萧子显的《齐书》不过是更改、破析沈约和江淹的著作而成，为下乘之作，但受到梁武帝支持，故可以独占鳌头。
这一时期修纂的梁史、陈史也很多，当时著名的有谢吴撰《梁书》一百卷、陆琼撰《陈书》四十二卷。唐人姚思廉修纂的《梁书》和《陈书》正是在梁、陈二代撰写的梁史、陈史的基础上编纂的。
北魏时期，由于对私人著述的限制，没有出现完整的北魏史。到北齐时，魏收修纂成《魏书》一百三十卷。《魏书》是一部关于北魏的全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这部史书的完成受到当时人的称赞，也为一些人所攻击，称其为“秽史”。但《魏书》记载北魏的历史比较全面，所以至今这部著作尚存。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中，还出现了典章制度史、传记史和舆地之学。
这一时期对专门典章制度的修纂有很大发展。关于这一时期的典章制度史，有《晋宋旧事》一百三十五卷、《东宫典记》七十卷。对职官制度的撰写，代表性的著作有梁王珪之的《齐仪》四十九卷、《齐职仪》五十卷、《梁尚书职制仪注》四十一卷。
在这一时期，一些修史者也开始撰写传记史。当时传记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正史中已经有的传记，开始独立出来；另一种为正史中所不见，为修史者专门编纂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传记主要有《耆旧传》《名士传》《高士传》《高僧传》《尼传》《妒夫人传》等。有一些传记带有地方性，或记载一州一郡人物的传记，如《益部耆旧传》《兖州先贤传》就是记载一州人物的传记，而《豫章列士传》则是记载一郡人物的传记。
在古代，舆地之学是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关舆地之学的著作。最为著名的著作有郦道元的《水经注》四十卷和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五卷。
郦道元的《水经注》以汉代的著作《水经》为底本，详细记载了全国以及邻国的水道，著录河流千余条。他搜集资料很广泛，引用史书、地记和其他著作四百余种。
《水经注》对河道流经之处的山陵、城镇、风俗、物产、人物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并对《水经》中的错误加以详细辨析，以证其误。郦道元的《水经注》行文优美，记叙准确，是一部史学和地理学价值很高的名著。
《洛阳伽蓝记》书中还记载了北魏贵族和上层僧尼奢侈和腐朽的生活，为认识北魏后期社会上层的堕落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字优美，叙事详实，是舆地学著作中的上乘之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出土史籍的整理也很重视。西晋时曹操的诗歌模拟乐府的深刻影响情况，“汲冢 书”的发现是一件大事。
咸宁五年（279），汲郡人不准挖掘魏襄王墓，获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这次发现的书籍很多，载之数十车。因写在竹简上，故称“竹书”；因在汲郡魏襄王墓中发现，故称“汲冢书”。
其中有魏国史书，用编年体记载了从夏以来至魏安釐王二十年（前258）的史实。整理者根据竹简原来的排列，将其分为十三篇，题作“竹书纪年”。又有《汲冢琐语》十一篇，为诸国卜梦妖怪相书，能够为古史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数据。
还有《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游行四海见西王母的故事。此外，汲冢中还出土了《易经》《国语》《繳书》《大历》请篇。
出土竹简经过荀勖、和峤、束皙、卫恒等人的整理，改用当时通行文字写定成书的有七十五篇。这些出土典籍，除了《穆天子传》之外，其余的在宋代都已经散佚。现在看到的《竹书纪年》只是辑本。
魏晋南北朝时期，断代史的撰写、不同体例史书的修纂以及对出土史籍的整理，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以这一时期的历史著作的修纂在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