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作为象征标记，彰显城乡社会身份差别
内容提要：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将一系列身体标记带入城市社会人，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所谓“鹤立鸡群”远比“鹤离鸡群”更能说明“鹤”与“鸡”的差异。作为象征标记的身体彰显了城乡之间社会身份的差别。
关键词：身体 农民工群体 城乡结构 象征性界分
以表情、服饰、语言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体，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内涵和象征性意蕴。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来说，身体往往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和发生场所。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大规模建筑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作为象征标记的身体呈现出“二元化”[①]的趋势，即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的身体特征表现为两个象征系统之间的对立，它们彰显了城乡之间、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之间的社会身份区分。这种身体的二元化趋势既是旧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微观表现，同时也体现了新时期城乡结构的特征。
一、身体的“缺席”、“出场”与中国语境
身体问题是传统社会学所忽视或很少关注的领域，这与社会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实证主义风格不无关联。身体是感性的、丰富的、具体的，而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理性化原则往往只诉诸于客观化的、可量化的事物，这使得身体在“冷眼旁观”中成为被遗忘的“弃儿”。在社会学的重要奠基人涂尔干那里，身体与自杀问题交织在一起，但涂氏并不关心个体身体本身，而是由此挖掘自杀率与集体良知乃至更大范围内社会变迁的关联。相对于道德、教育、社会分工等问题来说，身体问题被涂尔干置于次要和边缘的位置。在实证主义方法诉求之外，涂尔干所处的社会结构跌宕起伏的法国社会也使得宏观的政治、工业、意识形态等成为社会理论的流行话语，而微观的日常生活则淹没在宏观话语之下。
同样，在另一位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那里，我们发现身体问题也是朦胧不清的。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中，身体问题出现在韦伯的视野里。在韦伯的分析中，身体乃服务于精神与信仰，节制与苦行受制于新教伦理。对于新教徒来说，思想上的禁欲、信仰上的虔诚、工作中的苦行和生活中的厉行节约是增加上帝的荣耀、赎减原罪的重负、进而争取成为上帝的选民的必要和最佳方式。因此，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精神”是其论述的核心所在，而对身体的分析充其量是附带的、权宜性的，并消弭于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选择性亲和”关系的探究之中。可见，在涂尔干和韦伯那里，身体被放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即宣称分析却放诸边缘，试图规避却欲拒还迎。对于这种矛盾现象社会人，希林(C. )将其概括为身体视角的“缺席在场”（ ）。
人类社会的变迁为社会理论创新和身体问题的转换与凸显奠定了现实基础。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消费取代生产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取代第一、二产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与此同时，休闲娱乐、感官体验跃升为社会生活的主导需求，身体的满足、体验、展示、控制和把玩弥散于消费生活之中。与此同时，随着科技进步，身体的改造、调整、重塑成为可能，器官可以移植、相貌可以重塑、性别可以变更，甚至人的出生和死亡（人工授精、安乐死）也能够通过科学技术加以控制。一系列围绕身体而来的问题冲击了旧有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规则，人们无法再将身体置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讨论中，而是必须把它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同时，被激活的身体问题研究则不仅仅局限在消费的领域，而是可以扩展到一般的社会分析层面。
身体往往是社会变迁的微观载体，身体的变迁往往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也可以尝试从身体的角度进行理解。首先，就身体与国家的关系看，身体往往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对象和象征性载体。身体在改革前高度政治化的场景中与改革以来“去政治化”的环境中是不同的，其背后逻辑是阶级话语向发展话语或革命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但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身体与国家并不分离，前者仍然延续后者所加载于其上的权力烙印，如象征“政治正确”的中山装在农民工身体上的深层嵌入，成为内化于其观念图式中的象征标记，这一标记同时又表征农村的“迟发展”状态。
其次，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上，身体具有社会分层的意蕴。城市中的建筑农民工群体将诸多身体象征标记由农村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农村的诸多侧面间接地呈现给城市，由此使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身份与发展程度的界限近距离地呈现出来，或使两者的差异由宏观的模糊性走向具体的清晰化。相对于改革前城市与农村统一的“身体政治化”或政治上的“身体一元化”而言，新时期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之间呈现一种“身体二元化”态势，其突出表现是二者在语言、表情、服饰、体态等方面的差异。这种“身体二元化”态势一方面是旧有城乡二元结构在微观层面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改革以来城乡之间发展速度差别的另类显现。
再次，就中国社会的城乡结构而言，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而是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下惯性延续。但与改革前的城乡二元分割相比，当前城乡格局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大量农民工群体由农村进入城市，使农村和城市在“身体”上得以“密切接触”。在我们看来，与其说农民工由乡进城弱化了城乡差距与隔阂，不如说使城乡差距与隔阂更直接而具体地凸显出来。对很多城市市民而言，农村似乎是“天高皇帝远”的深山老林，他们对农村与农民的了解往往是间接的，甚至是想象化的。而城市中农民工的身体呈现则将农村社会的诸多侧面带到城市市民的身边眼前。农民工的身体特征虽然不代表文本制度和政策安排，但却以文化象征的方式镌刻着城乡分异的标记。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探寻在文化意义上农民工的身体“棱镜”所折射出的城乡社会结构变迁之“光”。
最后，就社会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社会正处于“三次浪潮”并存的阶段，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矛盾性地共存共生。从这一社会事实出发，我们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就不能追赶西方身体消费研究的时髦，而需将其放置于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挖掘其在具体地域、人群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同宏观社会转型的关联。诚然，消费社会的来临使身体问题异常凸显，对其加以关注和研究亦不无必要，但如果对“前消费社会”或“非消费社会”中身体问题置若罔闻，则可能既忽视身体问题的复杂性，又陷入精英主义的泥沼。因为身体为“社会之躯”而非（仅仅是）“生物之躯”，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身体的多元特征，如果以城市消费社会中的身体作为一般模型去置换自然经济与农业社会中的身体，那么弱势者的身体问题便往往遭到精英话语的宰制与阉割。
二、农民工身体的社会性与象征性意蕴
本文主要以黑龙江吴村的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在城乡之间的生活轨迹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社会结构意蕴。吴村为一自然村，隶属于拜泉县新生乡新华村，位于县城东南18公里、乡政府所在地东北8公里处。吴村曾经也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典型。村民靠天吃饭、安土重迁，过着代际复制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活动半径增大，与外界的联系逐渐增加，很多村民有机会外出务工以补贴家用。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吴村外出务工者寥寥无几，但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人地矛盾愈加紧张和物价上涨，尤其是红白喜事价格飞涨，“靠天吃饭”渐渐无法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外出打工成为必须的选择。
笔者所关注的吴村打工群体集中在2006年来哈尔滨平房区平房火车站附近的建筑农民工群体。这是吴村打工规模较大，外出时间较长的群体。这一群体浮动在25人左右，在此地打工时间长达八个月。笔者在2006年多次深入这一群体之中，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并追溯他们辗转于城乡之间的生活轨迹。当然，这一群体不足以代表黑龙江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特征，我们也无意于做这样的放大。但我们认为，滴水藏海，这一群体在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生产生活上却与很多农民工群体别无二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负载的城乡制度性因素往往有较多相似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缩影。因此，以此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或可具有普遍性意义。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捕捉吴村农民工的身体景观：
身体景观一：服饰 在吴村的农民工群体中，人们的着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40岁以上的人多数穿中山装，而40岁以下的人则相对时尚，穿夹克、T恤等休闲服饰的多一些。40岁以上的人出生于1960年代以前，正值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最为浓厚的时期，国服中山装在那个时代是“政治正确”的象征，而奇装异服则会招来道德压力和政治风险。身体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也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而服装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号，它是个体生命记忆中重要的象征性要素。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时代的服饰是国家治理的象征，它们锻造了吴村年长农民工的记忆与惯习，这种记忆与惯习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在改革开放近30年今天，他们的身体仍然打着过往时代的烙印。
过去时代的服饰在今天已经淡化了原有的政治内涵，并被注入崭新的意义。现在，普通群众中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少了，只有一些40、50岁以上的农民、农民工还大量地保留着穿中山装的习惯。中山装“政治正确”的标签已经逐渐淡化，却变成群体身份与界限的重要标志。在国家的政治话语里，中山装作为国服具有十足的政治地位，但在农民工群体那里，他们所穿着的中山装往往被看作“传统”与“落后”的象征。当旧有时代的事物延续到新的时代，那么它要么被视为尤物，要么被视为朽物。相对于改革以来日新月异的都市生活，农民工群体的服饰与身体衬托出农村社会现代化脚步的缓慢与艰难。即使年轻一代农民工的服饰更加多样化，但在款式、搭配上同样与城市居民有着明显差异，使旁观者易于做出不同群体的认定与区分。借用吉登斯的话说：“在今天，穿着和社会认同并没有完全分离身体作为象征标记，彰显城乡社会身份差别，并且穿着仍是性别、阶级地位和职业身份的符号工具”。[②]
身体景观二：表情 城乡之间的重要差别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前者分工多样细化，后者则较为单一粗疏。多样化的分工不仅产生多样化的职业分类，还型塑从事不同职业者独特的言谈举止。城里人的表情是多样化、职业化、情景化的。而分工单一的农村社会塑造了农民相对单一的表情。同时，背天面土、迎风戴日的生活环境也使农民工的面容更加黝黑苍老。与服饰一样，表情同样表达了群体的边界。“身体外貌涉及所有身体表面的那些特征，如包括穿着和装饰模式，而特定个体和他人都可看见这些，并且往往用它们作为线索来解释行动。”[③] “海涅说17世纪的法国农民脸上写着他们的村子离巴黎的英里数”[④]，这生动地体现了表情的社会性意义。人们常用木讷、麻木之类的词汇来形容农与农民工民的面部表情，以区别于城里人表情的变化莫测。
有学者如是分析：“农民不善于转移表情，而是固守表情的古老边界。正常情况下，他们咧嘴就是高兴，撇嘴就是不高兴，愁眉苦脸就是愁苦。他们在高兴和不高兴、喜欢和不喜欢、惊奇和不惊奇之间缓慢地变化。这些表情变化跟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情绪变化是相对应的，比如丰收和生子的喜悦，灾难和死亡的悲苦等。在城市生活中，情况瞬息万变，市民得失太多，情绪变化无常，造成了诸多复杂莫辩的、不对称的虚假信息。相比之下，农民情绪变化节奏慢，情绪与表情之间也保持了信息对称。城里人认为这是木讷和麻木。”[⑤]
不同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与心理特点决定了“城里人”和“乡下人”表情的差异，这似乎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但表情的“丰富多变”与“木讷麻木”只有在城乡之间存在社会流动与社会互动的前提下才有其意义，否则，各成系统的城乡社会之间便无所谓表情的二元区分了。对中国社会来说，改革以前及改革之初，城乡之间总体上还处于相对分割与隔离的状态，农民与市民之间并不存在对对方表情特点的直观认知。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城乡的沟通经由农民工流动而变得更加直接具体。城市市民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农民工的言谈举止，进而由此判断和想象农村社会的特征。
但是，由于改革前几十年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身份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即使很多农民工群体能够顺利进入城市工作，有的可能因此而改变当下的生活境况甚至整个人生路径，但镌刻在其脸上的表情与气质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这使得农民工往往易于被城里人所识别，进而难以逃离后者所施加于其上的刻板印象。尤其在关于农民工的媒体报道中，“土气”似乎成了农民工的“专利”和代名词，似乎如果不“土气”至极便有失报道的真实性和可观看性。所以，快速的乡城流动与相对滞后的制度与观念调整使得农民工的表情也成为农村与城市相互区别的象征标记，或可称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象征性表达”。
身体景观三：语言 如果说服装表达身体的静态特征，语言则表达身体的动态特征。吴村的农民工作为东北人自然具有当地的语言风格，粗犷、洪亮、不拘小节。这种语言特点往往是异地的东北老乡相互辨认的重要依据，当然，这也常常成为对东北地域歧视的原因。吴村农民工日常语言中偶尔夹杂着在城里人看来“不雅”之辞，并被看作道德素质低下的表现。事实上，如果立足于农民工日常生活则会发现，他们语言中的很多习惯用语更多的是例行化生活的一部分。在村民那里，这些“不雅”之辞乃一种“地方性知识”，它们常常是用来驱使牲畜家禽的，我们很难想象用城里人的文雅方式使牛唤马会达到何种效果？事实上，在农民工的日常工作中所夹杂的“不雅”之辞已经中性化，并不具有辱骂与玷污的道德含义。而“规范的语言”无非是“权力的规范”而已。
布迪厄揭示出语言与阶级惯习的关联。在迪氏看来：“语言是一种身体技术，而且，语言技能也是身体素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社会世界的整个关系都在身体素性中展现自身。具体来说，所有的事例都表明，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特性的身体图式……决定着作为一个阶级的口音标志的语音特征体系。这种发音风格是已经体现在身体上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严格确定这种生活方式的对身体和时间的运用密切相关。”[⑥]吴村农民工特殊的方言本身只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只有在城市生活中才能被建构出消极的道德含义，原因在于城市的农民工群体往往被看作社会的底层与边缘群体，而农民工在城市中无处不在的“身体呈现”自然也难逃“底层化”与“边缘化”的命运。当然，我们仅在城乡社会区别的意义上谈论语言问题，并无意于为“不干净”的语言做道德开脱。
三、身体：从“政治一元化”到“城乡二元化”
身体的变化折射出社会变迁。在改革以前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岁月里，身体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与象征，例如文革中人们服装的颜色、款式都高度一致，中山装是首选的款式，而蓝色和灰色则为主打色调。如果有人奇装异服、举止怪异，则不仅会遭到违反艰苦朴素传统的伦理道德谴责，还有冒政治之大不韪的危险。这一时期身体的政治化与国家化实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微观表现，也是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的反映。这在语言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亦莫能外。
对一个新政权来说，对身体的有效统治和管理乃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重要基础。按照布莱恩·特纳的说法，每一个社会都会面对一个霍布斯所谓的秩序如何可能问题，因此如何对身体进行秩序化工程，使身体与社会秩序产生同一性关联，便成为每一个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人们之间为了自我保存而制订社会契约，把个体的权利交托给国家，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社会的安宁。然而，政治社会的政权也要求对身体予以统摄，特别是要求管束身体，因为身体是多种多样的。”[⑦]“阅读或者穿衣服，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阅读或者撰写文学文本……正如一个群体内化了文学语法，使他们能够把语言句子转换成文学结构和意义，同样，另一群人内化了服装的语法，使他们能够把衣物转换成服装结构和意义。”[⑧]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治理之下，服装的意义从属于政治的建构。
服装塑造社会记忆，而国家赋予服装以政治意义。前文指出中山装对吴村中年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这在一些个体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老王就是其中一例。老王是吴村农民工中衣着最为正统的一个人，他不仅穿中山装，而且总是戴一顶黄夹帽。其实老王自己也说不清这样衣着打扮的原因，更多的是出于多年积淀的习惯。老王在黑龙江的双鸭山、黑河、哈尔滨等城市有多年的打工经历，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一直以来的穿着习惯。
个案：老王的“中山装”（老王，男，1956年生）
问：为什么总是穿中山装、戴黄夹帽呢？
答：干活方便呗。
问：很多人已经不穿了这样的衣服了，您怎么不也换一换呢？
答：换啥啊？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再说干这活儿能穿出啥好玩意啊？
问：那您穿中山装多少年了？
答：也说不清楚多少年了，反正从小就穿，小时候爹妈只给做这样的衣服。
问：到城里来，感觉和城里人穿着差别大吗？
答：当然大了，人家城里人干净穿得好，咱老农一个，穿好的也没啥用，有那钱还不如省点儿给儿女了，哈哈！
对老王来说，穿着不仅仅是一种习惯，还是他生活境况与生命轨迹的一部分。对于出生于1956年的他来说，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经扎根在他的内心深处，在一定程度上穿衣习惯便是早年经历的惯性延续。老王的童年经历了中国经济的三年困难时期，曾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困苦生活。这种生活对他的影响更加刻骨铭心。这种经历不仅让老王觉得穿中山装“很舒服”、“很习惯”，还使他一直勤俭节约，很少更换新衣服。在吴村里，老王被村民们看作“能干”、“会过日子”的典型。
从总体上看，改革前人们的身体具有明显的“一元化”态势，表现为出于政治控制的需要，人们在发型、着装、语言、行为举止等方面必须中规中矩，不可越雷池半步。穿中山装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方面。当然，“一元”是相对的，所谓的“一元”其实是对“多元”的整合与控制，以使社会秩序显得整齐划一。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人们往往通过“剃头”、“挂牌子”、“游街”等方式使“异类分子”的身体暴露于公共场所，通过对身体与人格的双重“批斗”身体作为象征标记，彰显城乡社会身份差别，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或许，正是曾经的强大政治压力的存在，使得穿中山装由对“政治正确”的确认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惯习的延续。
虽然改革前身体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氛围下有较为明显的一元化趋势，人们的言谈举止丧失了应有的空间和自由，但起码还反映了人们政治分层的平等。只要根正苗红、艰苦劳动，政治平等和经济平均还会垂青于每个循规守矩的人。随着改革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效率优先原则打破了经济平均主义，也切断了政治的“一根红线”社会人，身体的一元化局面渐趋弱化。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的服装及其颜色、款式等不再单一化而是丰富多彩，人们的发型、语言也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禁忌。身体的开放性与社会的开放性共同生长。老杨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身体一元化向多元化变迁的过程。
个案：老杨的看法（老杨，男，1954年生）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穿衣裳得特别注意，无论男女都不能穿太瘦的衣服。女的不能穿喇叭裤，不能穿短裙子，有的地方连裙子都不让穿。女的也不能描眉打鬓，不像现在岁数大岁数小的都让抹口红。那时候女的不能穿高跟儿鞋，也不让烫头，男的也是，不能剃太怪的头型。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你看城里人，啥打扮的都有。这些小姑娘小伙子穿得各式各样，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挺多接受不了了。也就是在这时候吧，要放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准说你不艰苦朴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让资本家作风给腐蚀了，整不好还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呢！
身体一元化局面的弱化与国家将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从基层社会逐渐撤出是一致的。一系列改革实践使社会生活的自由空间增大，并促进了社会生活多样性的增加；对外开放使得外部的器物、制度与观念大量引入。内外的双重作用打破了人们语言、服饰、打扮上的单一僵化局面。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程中，人们的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迁，曾经带有政治色彩的事物逐渐“去政治化”。在身体层面，港台、欧美、韩日的流行时尚通过影视媒介大量涌入，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年轻人，奇装异服、美容整形、新词俏语渐渐地被视为稀松平常。就城市社会来说，身体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演变。
但是在城乡的对比中，我们却透过身体看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微观呈现。如前所述，服饰、表情、语言具有界分群体身份的功能，尤其是区分农村村民与城市市民。改革以前身体的一元化淡化了群体边界和身份差别，改革之后的几十年中，由于历史因素与制度因素的作用，城乡之间社会发展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拉大的趋势。虽然城乡之间的经济与信息交流增加，但城市与农村依然如两个不同的实体，换句话说，农村村民与城市市民之间的疏离与隔阂并没有根本转变。
农民工由农村流入城市，将农村的服饰、表情、语言等身体特征带到城市。这种象征标记的流动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市民得以近距离接触农民并增加了对农民工群体的了解；二是农村村民与城市市民的群体边界由“城乡之间”移入“城市之中”，村民与市民在地理边界上接近了，又在象征边界上疏远了。正如有论者指出：“近距离的相处打破了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和农民关于勤劳、善良的集体想象，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脏的、穷的、土的、道德水平低的等等一系列刻板印象。”[⑨]
当然，农民工群体并非一个同质性群体，这一群体内部也存在诸多的分化，其中不乏有些人通过个人奋斗而跻身城市社会的中上层，与传统市民相比，他们在思想观念、户籍身份、生活方式等方面也相差无几。但相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无疑是凤毛麟角，其身份转换亦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城乡社会差别。况且，他们也不再是周期性地辗转于城乡之间亦农亦工的农民工了。在身体边界上，农村为一元，城市为另一元，而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的身体象征标记提示了城乡二元区分，或者说界分了身体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地理空间上，农民工连接起城乡两个社会，但在文化意义上上，农民工更多地属于山间田野。
综上所述，在改革以来城乡制度壁垒逐渐弱化，乡城社会流动增加的条件下，城乡界限却在一定程度上由流动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划定。农民工群体的服装、表情、语言等身体表征将农村社会的若干侧面移入城市，使城里人得以近距离接触农民工群体，感知和想象农村的境况，但也使城乡界限在城市社会里重新划定，即在地理空间上，农民工拉近了城乡的距离，同时也导致城乡界限更加真实具体地呈现。农民工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矛盾交织的“压缩式现代性”中表达自身。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区分的象征标记。
进而言之，与经济的、制度层面的城乡区分相比，身体二元化带来的社会区分更加隐蔽持久。身体不仅仅是生物之躯，它还承载着社会性观念与一系列象征性标记，这些观念与标记广泛弥散于日常生活之中和社会行为的细微之处。或者说，旧有的城乡二元格局在广大农民、农民工身上还长期“负载”，并转化为习惯、习俗、惯例等感性形式影响和支配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冲击下，理性化的制度安排并不会瞬间改变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那么，这也意味着，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作者简介：王建民，1980年生，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注释：
[①] 这里的“二元化”主要是一种比较的含义，而不是二元对立意义上的截然划分。
[②]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2页。
[③]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2页。
[④] 吴伯凡：《孤独的狂欢——数字时代的交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⑤] 张 柠：《土地的黄昏》，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
[⑥] 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⑦]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88页。
[⑧] 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⑨] 赵晔琴：《农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建构与空间型构》，《社会》2007年第6期，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