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盖头”“乘花轿”是中国传统婚礼中两大必不可少的礼仪
“揭盖头”“乘花轿”是中国传统婚礼中两大必不可少的礼仪，反映了人们祝福新人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景。但若细究这两种传统习俗的由来就会发现，其折射出的是古代女性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的悲惨命运。
宋朝海晏河清、繁荣富庶，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旧根深蒂固，广大女性莫说接受教育、经商从政，就连最简单的出门活动都要受到重重限制。出门在外不仅要戴面纱、蒙盖头，乘坐轿子的时候也不敢轻易探头张望，生怕抛头露面惹人非议，成为宋代女性受“女德”思想禁锢、受社会眼光审视的一个小小缩影。
一、“面纱”的由来：从女娲遮羞，到西域风情
女子出门遮住面庞的习俗，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覆盖的地域也很广泛。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面纱”还没有传入中原，女性大都用的是“盖头”“揭盖头”“乘花轿”是中国传统婚礼中两大必不可少的礼仪，也就是后来新婚大红盖头的前身。在中国式的传统婚礼当中，新娘在出嫁当天都会戴着一块大红绸缎，称为“红盖头”，并在洞房花烛之时由新郎亲手揭开，成为古代民间一项重要的迎亲礼仪。
关于“盖头”的起源，主要流传的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见于唐朝李冗的《独异志》，传说宇宙混沌天地初开之时，世上只有女娲兄妹两人。为了繁衍后代，兄妹俩结为夫妻，但是女娲觉得很害羞，于是找来树叶、蒲草编成扇子遮住面庞，这就是盖头最早的雏形。后来宋代婚礼习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草扇逐渐被柔软的丝织物代替，形成后来的盖头、面纱。而结婚所用的盖头之所以选为红色，是为了寄托人们期盼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民间传说，则与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有关。黄月英是沔阳高士黄承彦之女，机敏好学、熟知兵略，而且并不像世人所说那般相貌丑陋，反倒美若天仙丽质动人。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正因为黄月英太完美了，同乡的女子非常嫉妒，便四处造谣说黄月英丑陋无比。
后来，诸葛亮择偶之时，听说黄月英学识人品俱佳，非常倾慕，便托媒人前来提亲。为了试探诸葛亮的诚心，黄月英请媒人在诸葛亮面前说自己很丑，没想到诸葛亮丝毫不考虑容貌因素。黄月英非常高兴，看来这个男人并不是以貌取人的凡夫俗子。出嫁那天，黄月英特地在头上披了一块红盖头，诸葛亮揭下来一看新娘花容月貌，还以为是搞错了，黄月英赶忙道出原委，成就一段才子佳人的良缘。
早在两千多年前，西域人就有戴面纱防风吹日晒的习惯。公元前一世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与当地诸国结盟交好，也将西域的文化风俗带回了长安，其中就包括西域的特色服饰。此后，富商巨贾们开始骑着骆驼马队，频繁往来于中原与西域之间，两地的经济贸易日益频繁，逐渐形成了一条“丝绸之路”。
随着胡商的大量涌入，长安城中出现了头戴面纱的西域女子，“犹抱琵琶半遮面”，尽显异域万种风情。古人也懂得半露半掩更诱惑的道理，十足的神秘感引得男人们纷纷驻足。很快，中原女性争先恐后效仿，女子出门头戴面纱就成为了当时的潮流。
唐朝时，贵族妇女对面纱的样式进行改良，将帽子和面纱连为一体，制成的“羃羅”或“帷帽”长布垂肩，形似披风，外人看不到穿戴者的面貌，而本人却可以看清外面。这样不但可以隐匿自己的高贵身份，防止好事之人窥视，还营造出一种独特的神秘感。
到了宋朝，帷帽进一步化繁为简，长布由更轻薄、能透视的丝网代替挂在笠帽上，称之为“盖头”。时至今日，不论谁在何时何地宋代婚礼习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佩戴面纱，但作用上多以防日晒、防风沙为主，本质上与疫情期间佩戴口罩如出一辙，至于古时候那种“半遮半掩”的美学功能，则已经基本失去了。
二、宋朝女性的出行限制：戴面纱、乘轿子
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封建制度在中国盛行了一千多年，其中为人们诟病最多的莫过于“女德”对古代女性长期的封印桎梏。《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女德无极，妇怨无终。”旧社会普遍认为男性主外，女性主内，相夫教子就是一名女性一生最大的任务，至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则应当交给男性去奋斗。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成天在外抛头露面是受到道德谴责的，会被认为水性杨花、不守妇道，比如《水浒传》中的武大郎之妻潘金莲、宋江之妻阎婆惜等，都是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其最终的结局也相当悲惨。
尽管宋朝国泰民安、经济发达，但“重男轻女”的思想并没有丝毫改变。正因如此，宋朝女性一般很少有出门的机会，更别谈接受教育、涉足官场了。即便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必须要出门的时候，往往也会在头上蒙上面纱、盖头，以绝旁人非议。
朱熹是南宋时期理学名家，他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发扬、自成一派，成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提倡的“男女有别”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宋朝社会。任同安县主簿期间，朱熹在政事之余时常写作著书，提倡给予女性更大的包容性，鼓励女性融入社会，推广头戴面纱出行，深受老百姓的认可。因朱熹又称紫阳先生、朱文公，故而人们将当时的面纱盖头称作“文公兜”。
当时女性头戴的面纱多为轻薄的纺织材料制成，半透明的材质使得她们可以在遮蔽面部的同时，又不会因为看不清道路而影响走路。同时，因为女性出门违背了长期以来的“女德”传统，往往会受到男性的反对、质疑，从而在心理上造成沮丧和焦虑。薄薄的面纱就像一层遮羞布，将女性渴望出门、又惧怕谴责的复杂心理很好地保护起来。
乘车坐轿往往被看作古代男性的专利，而且常见于皇亲国戚、贵族大臣，或者富商大贾。得益于宋朝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朱熹理学的推广，坐轿子的出行方式得到广泛普及，甚至女性也开始享受这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在百业兴盛、人潮熙攘的两宋街头，只要负担得起车费，人人都可以坐轿子。
轿子封闭的空间为女性乘客提供了保护，而窗户上的帘幕，则为她们保留了观察外部世界的机会，从社会放宽对女性限制的角度来说，女性乘车坐轿与佩戴面纱盖头其实是一回事。于是乎，这种交通方式在女性中间愈发流行宋代婚礼习俗，后来也被保留到婚嫁习俗当中，乘花轿与红盖头一样，成为女子出嫁必备的礼仪。
三、从女子戴面纱、乘轿子，看宋代士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宋史·列女传》是一部介绍宋代妇女事迹的传记性史书，全篇记述了上百个典型的历史故事，主要包括母仪、贞节、节烈、仁义、孝悌、忠勇六大内容，表彰古代妇女美德善行、睿智聪敏，或者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
如谭氏妻子赵氏，当士兵破城而入，杀害舅姑威胁，企图施加凌辱之际，她怀抱婴儿大骂道：我宁可和我舅我姑一道死了，也不会玷污妇道而苟活于世，随后缢死孩子，自杀身亡。像这样牺牲性命以保全名节的故事，在《列女传》等古书中屡见不鲜。如此虐心残忍、扭曲人性，却得到了宋人的普遍肯定，可见宋代女性受封建传统思想迫害之深。
又如司马光在《家范》中，将男女夫妻关系比作天地，教导天下妇人服从丈夫：“夫天也，妻地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认为“女德”的第一条就是“敬事夫主”，女人只能专心一意在家相夫教子，不可随意在外抛头露面、惹人非议。受时代思想局限，古代女子多奉之为真理不敢违逆“揭盖头”“乘花轿”是中国传统婚礼中两大必不可少的礼仪，长期与世隔绝、不问世事，过着居家隔离一样清冷孤单的日子。
从今天的角度看，男女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女性经商从政未必不如男性，相夫教子绝不是女性一辈子最大的任务。连猫都有好奇心，正常人又怎会不想出门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呢？但是，在当时那种封闭落后的社会环境下，广大女性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根本就没有冲破时代桎梏的觉醒意识，更拿不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委曲求全成为她们唯一的选择，只能挣扎在世人眼光的夹缝里，想方设法争取到一点有限的自由。这就是面纱从西域一经传入，就广受中原女子青睐的理由，也是后来乘轿自由放开后大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结语：
目前疫情形势严峻，戴口罩出行已经成为国人共识，许多人对于其带来的种种不便颇有微词，殊不知这种隔离生活，古代女性已经过了一千多年。出门戴面纱、乘轿子，看起来已经非常传统保守，但其实只是宋代女性受“女德”思想禁锢、受社会眼光审视的一个小小缩影。古代女性没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利，一生都活在男性刻板期待的压迫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