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情境交融的美学意蕴。
审美中常产生的活动形式有：一是触景生情。在自然美的欣赏或以自然景物为反映对象的文学创作中，触景生情是最普通、最常见的一种审美情感活动。刘勰的《文心雕龙》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说明审美主体由于感受到不同的、变化着的自然景色，从而产生变动的、内容相异的情绪和情感活动。作家在观赏自然景物时中国文学的特点，会“联类不穷”，形成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同时也会“情以物迁”，引起复杂的情感，如陆游重游沈园，由眼前的景色而触发起过去与唐琬在此相遇的回忆，从而发出“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慨叹，这就是对自然景物的联想推动情感活动的一例。二是同情共鸣，当我们欣赏古典文学作品时，常常会对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在感情上产生共鸣。在共鸣中，读者使自己的感情和作品中的人物及作者的感情相互交流、融成一片，爱作者之所爱，憎作者这所憎，甚至化身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扮演一个角色。如看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悲切地葬花时，读者也不由得落下了同情的眼泪。三是移情感受。移情感受是我们在读作品时，因情感的能动作用而由自然事物的特征与人的情感、活动的相似而形成的类似联想。在这种联想中，自然事物的形象特征与人的感情活动在意识中完全融为一体，使人直感到自然事物本身也有了感情和活动，如“西风愁起绿波间”“菊残犹有傲霜枝”等描写，就是这一类的例子。
(2) “和”的审美意蕴。
“和”是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走的是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方向”。这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倾向，在《诗经》和唐诗宋词等作品中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如《诗经》开篇的《周南·关睢》，以水鸟和鸣起兴，吟咏男女之间的恋情，即给人一种温暖和谐，人与自然无限亲近的感觉。《诗经》、唐诗中有多种类型的诗中国文学的特点，有田园农事的、爱情婚姻的、征战宴饮的等等，但无论哪一类型的，人与自然的融恰亲和，都是其基本倾向所在。《小雅·采薇》写出征战士久役归来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虽充满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风秋雨的景象来体认人与自然生命之节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谐的心态却是显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人伦亲情之“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也具有深刻的美学意义。在《诗经》时代，史伯、晏婴、子产等都曾言“和”，在先秦诸子文章中也都常言“和”，他们或言自然事物之和，或言审美心理之和，或进入社会伦理层面而言和。特别是从孔子提倡“中和”起就包含着文学家对人伦亲情之和的重视。否则，孔子就不会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对《关睢》的评价上，他提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命题为后世文学审美奠定了基本原则和标准。而“和”的理论没有古代文学艺术作品的艺术实践和开掘，这种理论可能还是一个较为抽象、空洞的理论原则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很难化成一种深厚、亲谐的美的感受。
(3) 悲壮的忧患意识与美。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忧患意识具体说主要表现在：一是孟子《尽心》篇所说的“民之大命在温与饱”的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出发，反抗剥削压迫、横征暴敛的“庶民”忧患。二是“孤臣孽子”式的忧患中国文学的特点，远可追溯到周文王那里，是周人德治精神、警天保民思想和居安思危、朝乾夕惕危机意识的体现。近则是处于衰世、乱世的人们对即将崩溃的国家的政治危机和艰难人生的深刻体验。但不管哪一类忧患，它们都不是系于个人，而是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联在一起的。与忧患意识相关的“美刺”也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引人注意的一个问题。“美刺”是中国古代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它最早是在《毛诗序》中得到完整系统的表述的。朱自清先生说：“‘美刺’之称实在本于《春秋》家。公羊、苛褐卸嘤谩帷郑灿小蓝瘛帧薄1热纭妒分械摹懊来獭本图脑⒆乓允桑允痰挠腔家馐逗驼治关怀，这也正是后世文人提倡美刺精神的意蕴所在。忧患意识与美刺的结合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表达的崇高、悲壮、优美、沉郁的意境，有强烈的美感力量。
(4) “比兴”的艺术感染力
“比兴”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重要的美学特征。关于“比兴”，它并非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作家基本人生观和人生态度。前面谈到的《诗经》、唐诗等的审美意蕴时，我们也曾谈到人与社会的亲和意识，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运用的一种理论，如触物生情、托物寓情、感物吟志、情景交融中都通过“比兴”表现出强烈的美的特征。比如说《诗经》的“比兴”中就含有“引譬连类”的思维特色，这对后代文学作品就有重要影响。“引譬连类”最初代表的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追溯到远古的宗教神话，后又随先秦理性思潮兴起而演化为一种十分流行的哲学思维方式，如《周易》立象尽意取譬明理的思维特征，《国语·周语》的“物象天地，比类百则”及墨子的“类”“故”“理”的思维法则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诗经》的比兴显然也有这方面的意义。孔子提出的“诗，可以兴”的命题，即包含对《诗经》这种比喻方法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比兴所内含的这种“引譬连类”的思维法则，实际上对后世文学中美学的发展带来很重要影响。文学作品中以比兴而提倡艺术的寄寓深永、含蓄而富有韵味、意境，这从常州词派提出的“重寄托”、重“意内而言外”的比兴主张以及王士祯等标举的“神韵”之作中便能看出。《诗经》《楚辞》等古代文学作品中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