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洪灵: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融合

【作者简介】吕洪灵,200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全国英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等。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等高校访学。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主要领域为苏格兰文学研究和伍尔夫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多项。在《外国文学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已出版专著或编著多部,成果获省哲社优秀成果奖。

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融合

吕洪灵

摘要:新文科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自被纳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后,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如何认识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关系,助力国别与区域研究并推动共同发展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跨学科研究是两个研究方向融合建构的基础,两者又各有其研究设定,外国文学研究在向国际问题研究拓展时,需保持原学科方向的独立性。通过外国文学研究的相关实践可以看出,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以问题为导向,为新文科建设做出贡献。

关键词:外国文学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新文科

1. 引言

近些年来,国家对于文科建设给予了莫大的关注。2018年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发展战略,2021年3月2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荐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及其附件《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提出了新文科建设的方针,要求“探索原有文科专业内涵提升、改造升级的实施路径”(教高厅函〔2021〕10号)。外国语言文学作为文科的主干力量,在新形势下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助力新文科建设。对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就已明确表述为五个方向,其中新增了国别与区域研究。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强调“高等学校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对于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外厅函[2017]8号)。2018年《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将“国别与区域知识”列为外语类本科的知识要求,“国别与区域研究”列为专业核心课程。2021年两会出台十四五规划,规划第43章中明确要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坚持立德树人,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可以说,国家为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在内的各学科建设明确了研究对象、发展方针和指导思想,国别与区域研究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一切都激励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我们思考如何在新时代重视新文科建设的语境中发展本学科方向,构建具有融通性、立体化、多层次的外语人才培养体系,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

建设方向虽然很清楚,但在新文科建设的大环境中,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如何在研究中融合国别与区域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联结的可能与界限是什么?在与国别与区域研究联系时,外国文学研究如何既能突出本方向特色,又能实现融通发展?

2. 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属性

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厘清新文科的定位和要求。在有关新文科的文件和讨论中,可以明显感知,新文科发展最基本的定位是交叉学科研究模式,提倡文科研究要跨越传统的人文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发展。旧文科重视分科治学,而新文科建设格外强调学科融合,它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渗透或拓展,也可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形成新兴领域和新的学科增长点。就外语学科而言,在本学科内部由传统的外国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拓展到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学科外部,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科学研究进行交叉研究,体现出超学科性,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要求。无论内外,对接国家与区域发展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国别与区域研究在被单列之前,一直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向,而且长期以来“外语学科在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的投入与国家需求相比还远远不够,对于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等基础性问题还需进一步深入思考、系统规划”(王波 2018:47)。在被单列之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获得了更明确的界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以下简称《一级学科简介》)中给出的定义就强调了多学科的方法和视角,“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3:50)。这说明国别与区域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和融合精神,它号召其他学科的加入,也可以渗透进其他学科的研究。譬如说世界史学科五个方向中的“世界地区与国别史”这一研究方向也是“按照国别和地区进行研究,研究方向以国家和地区设立”(同上:65)。世界史学科和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都有对国家和地区研究的诉求,然而,作为特别单列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之下的方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的根基在于外语学科建设,发挥外语优势进行相关研究。至2020年,教育部批准备案的395家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教外建议〔2020〕293),多数备案中心都是由外语学科牵头,可见外语学科对国别区域研究的重要作用。

作为同一学科下的两个方向,外国文学研究方向有基础和能力对接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的需求并取得新发展。外国文学研究本身涉及不同国别和地域的文学研究国别文学研究,在《一级学科简介》的描述中,它的学科内涵之一就在于近年来“跨学科特征日趋明显”(教育部2020:49)。它在本学科内与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等早已经形成互相交叉渗透的关系,很久以来都是在做着学科融合研究,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知识一直在丰富着相关研究。此外,文学在西方原本是一个学科内涵广阔的概念,在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年代,它包括哲学、历史、数学、医学等各个学科的文字作品,社会知识、人文知识、科学知识杂糅在一起,当时的文学业已是跨学科的存在。后来随着门类的日益细化,文学才成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创作的统称代名词。即便从狭义文学上来说,它所描写的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本身也是跨学科的存在,需要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外国文学研究关联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创作,也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新学科研究产生联系。聂珍钊教授曾专门撰文谈到以科学为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转向,讨论科技与人文学术研究的革命。可以说,跨学科研究是外国文学研究发展的必须和必然,而且它的跨学科属性历久弥新。

跨学科的基本属性为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共有,在新文科思想的引领下,两者都需要在跨学科语境中走向新的范式实践。国别与区域研究作为较年轻的研究方向为国家所重视,亟须各方面的助力,外国文学研究作为同一学科下的传统方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之持续助力。

3. 研究旨趣与拓展维度

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单列后,突出了其全面性、深入性、及时性等特征,外国文学研究在新文科的语境中与它联合,利用共同的研究旨趣进行融合式研究,既可突破我国传统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些不足,又可进一步推动外语研究跨学科方向的纵深发展,给予研究者更多大胆拓展研究的可能和通道。国别与区域研究主要对特定国家或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外国文学研究在新时代语境中,亦持续关注这些方面,并善于借助相关领域理论探讨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其中有关性别、团体、族群、城市、法制等热点问题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它们是国别与区域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也是外国文学研究关注的问题。两者都可借助彼此的研究现象和文本吕洪灵: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融合,运用跨学科的方法,深化相关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已部分地承担过后者的研究任务。由于原来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一级学科不包括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或学生在进行相关国别问题研究时(如,美国劳工状况研究),大多会把自己纳入外国文学研究范畴,并加以说明,“本人从事的研究是从大文学(社会学、历史学、非虚构作品等)的范畴来谈美国问题,依然属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内容”,否则会引起评审者的学科归属质疑。现在有了专门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方向的归属问题,类似的尴尬可以得到避免。这种现象也表现了外国文学研究在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一直以来的责任担当。

从外国文学研究的视角来说,层出不穷的外国文学可以持续地为国别与区域研究提供素材。一是可以透过外国文学发展中的某种现象、趋势来探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某领域的状况或改变。例如,着力研究美国历史、文化、政治、政策的学者,文学是其开展相关研究的一条道路。在《美国社会问题》一书的探讨中,作者专门谈论19世纪美国色情文学兴盛对于当时相关法律制度和社会舆情的影响,借此观察美国的社会变革。二是通过具体的国别或区域文学文本来探究国别区域的问题。外国文学研究者在进行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中东欧文学、拉美文学等各国或地域文学研究过程中,有人探究文本的纯粹审美意义教研,也有人从文学视角下分析各地方历史、人文和政经等状况。例如,美国文学中《汤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等为探讨美国南北战争、西进运动提供了形象文本,为现在的美国学研究提供形象的资源。此类案例数不胜数。可以说,外国文学及其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相应国别与区域的各种状况提供了内容,成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要推力。

从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来说,文学虽会使用隐喻性或象征性的语言进行描写与表达,却是对国与国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建构、社会关系建构、情感表现等更为形象而可靠的记录,对其进行探讨有利于把握涉及国家地域的状况。芮塔·菲尔斯基在谈文学之用时,强调了它所引发的“共情体验”(菲尔斯基 2019:31),这非常正确,但同时文学在更广泛领域的功用也是不容否认的。它和其他学科领域的融通是其基本特征,它可进可退,可大可小,可以聚焦个人、区域,乃至国家。文学之中的社会现实与发展后果,不仅是对人性的揭示,也是从各个方面对国情民情的内涵表现。更何况,文学本身一向善于介入国家与民族的建构,以真实或虚构的方式呈现历史的变迁、国家与地域的发展。如米兰达·伯吉斯就小说创作指出,小说可以直接参与到国家秩序的建构过程中( 2000: 3)。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该国家和地域的传统与文化,帮助塑造国家与地域的身份。因此,从不同视角挖掘文学中的国家与地域表征,也是外国文学研究在新文科建设中所要承担的一项传统而创新的任务。

在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外国的情报分析专家、国际关系理论专家和战略文化研究专家都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及其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可成为情报分析理论方法的重要补充,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建波、李霄垅 2019:16)。不仅是情报分析,外国文学及其研究批评方法的多样化可以补充城市研究、经济研究、法律研究、地理研究等其他相关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方法和内容。另外,外国文学的跨学科方法不只是在文科领域里,也可成为对理工科研究的延伸,如与科技发展相结合。这是外国文学研究正在努力拓展的方向。

不过, 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区域研究虽然有着类似的跨学科属性和研究旨趣,但两个方向作为独立的存在毕竟有着各自的研究设定。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是研究外国文学作品、文学史、思想潮流与流派,以及文学理论与批评,有着丰富的人文关怀,而国别与区域研究更侧重研究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虽然它的人文关怀不逊于文学研究,但文学的美学风格与文学技巧并不是它所关注的。因而,两个方向可以互为元素,以拓展彼此学科方向的内容,但同时也要遵循各自的学科方向建设目标。这里还涉及研究任意性的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的内容通常有着具体而实在的文字空间,其跨学科研究受制于它独特的语言语境,也就是说,由上下文构成的文本世界决定着跨学科研究可能拓展的维度。

4. 跨学科实践

自《一级学科简介》发表七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渗透进国别与地域研究,他们利用文学作品的地方性、社会性、情感性和想象力等特征对国家地域进行研究。

在具体的指导分类出台以前,通过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分析国家地域状况的研究成果已经屡见不鲜。如程巍(2001)将《傲慢与偏见》与《简·爱》中的人物还原到各自的历史语境,揭示当时英国社会理想男子模式的变迁及其政治经济原因,阐释英国文学如何再现英国从乡村社会走向帝国视野,更好地了解英国某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魏然(2020)从菲律宾在亚洲的地缘意义谈起,联系启蒙派的“宣传运动”解读何塞·黎萨尔的文学作品,讨论其中的去殖民化与亚洲问题,揭示菲律宾启蒙运动具有去殖民化的策略性的东方主义。类似的研究基于文学却又不止于文学,而且涉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域,有益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结合作者所关注的苏格兰文学研究,新文科建设的思想对我们有较大的影响。我们意识到,虽然单纯的审美研究和内部研究是必须的国别文学研究,但同时要加强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突出苏格兰文学的区域特色与意义,通过文本分析、文学史梳理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形成对苏格兰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认知。这样的研究可以和苏格兰地方研究挂钩,体现出文学的社会价值。在苏格兰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红酋罗伯》)、约翰·高尔特(《埃尔郡的遗产继承人》)、亨利·麦肯齐(《重情者》)、刘易斯·格拉西克·吉本(《苏格兰人之书》)、穆丽尔·斯帕克(《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作品中,苏格兰高地人的饮酒集会,低地人的教会宣道,现代苏格兰的情爱与矛盾,代表不同地方、不同理念的庄园、山川、河流,流淌于书页的沧桑与崇高,都是苏格兰地理、历史、经济、法律以及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最好反映。可以把苏格兰文学文本理解为一个民族发展的民族生态文化,其中部分覆盖了国别与地域研究的内容与目的。

例如,从经济视角和道德视角解读18世纪作家麦肯齐的《重情者》,小说中对土地租赁和殖民经济等商业活动的描写,反映了当时苏格兰城乡间的矛盾,以及苏格兰商业社会化的必然。从民族视角看关于麦克弗森《奥西恩》有关伪作与否的争论,我们可以体会出文学创作发展的异议,用以分析英格兰与苏格兰和而不同的关系。从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风景、村庄、城市等地理学视角分析高尔特的《埃尔郡的遗产继承人》和《教区记事》,可以阐释苏格兰在社会巨变之中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变化。从民族历史语境解读司各特的《威弗利》,不仅可以研讨苏格兰的民族叙事,也可以涉及社会学的民族关系、历史学的推测史观、苏格兰的启蒙思想、苏格兰的氏族制度、商业经济的确立等各方面(吴风正2021:170-191)。我们力图通过这些文本研究国别文学研究,运用外语的优势从文学视角解读并揭示苏格兰的民主与国家关系、历史矛盾、发展坎坷和民族精神。

在对苏格兰启蒙时代文学的研究中,我们力图不囿于狭义的文学界域,采用符合当时语境的大文学概念,研讨不仅包括传统文学形式,也包括政论、社论、期刊文章等文学样式,如麦肯齐主办的期刊《镜报》、大卫·休谟的巨著《人性论》,对苏格兰启蒙时代的思想和历史等进行讨论,展现苏格兰在各方面的状况,及其对世界文学和文明的贡献。

在以上研究中,研究者在当代新文科背景下注意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视角来审读文学文本,运用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来拓宽苏格兰文学研究的思路。当然,这些苏格兰文学研究并不等同于苏格兰研究,但可以是依据文学文本促进和丰富苏格兰研究的一种途径。苏格兰研究也不能涵盖苏格兰文学研究,但可以激发文学研究的思路。

5. 实践的启示

首先,互为所用,开辟新的研究增长点。外国文学研究借用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历史学、法学等各种视角和理论研讨各国家与区域文学的本质和意义,可以为国别与区域研究增添人文内涵。国别与区域研究则运用外语学科的优势,从文化、历史、经济、政治层面拓展对其他国家和区域的认识,它带来的新课题可以启发外国文学研究者构建新的批评视角,从文学层面反观国别与区域问题以顺应国家战略发展之需。在实践中吕洪灵: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融合,外国文学研究者可通过文学作品敏锐捕捉到国家发展关心的问题,开辟新的研究增长点。需要注意的是,国别区域的文学研究并非就是国别与区域研究,还要看研究的方法与结果。苏格兰文学研究只有实现了对苏格兰的“人文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的认知,才能说和国别与区域研究产生了通融。此外,现在的文学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不仅范围增大,而且更加走向网络化、科技化,这都要求外国文学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策略上与时俱进,适应国家的学科发展需求,与国别与区域研究共融共通。

其次,跨学科发展,保持方向独立性。在长期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实践中,我们已认识到破除学科壁垒进行创新性研究的重要性,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正式加入使得传统的文学研究更具活力,但也产生了新问题。跨学科的发展并非苏珊·兰格所说的那种“向人们允诺它们将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澄清所有的模糊之处”的“大观念”(殷企平、胡强 2020:1),而是在强调创新融合的同时要注意学科边界的具体观念。戴炜栋等(2020:2)在谈到语言学跨学科发展时说:“语言学跨学科交叉融合有其创新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发学科之间界限模糊的隐忧。”的确,传统的人文学科需要跨学科的革命式改革,同时需要注意避免两极化,在交叉渗透的同时突出各自方向的学科特色。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也是如此,两者有共性但也具有不可替代性,外国文学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别区域研究的研究素材和方法,但它对国外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多数是以想象性文学为本,对于国别问题的科学定量定性分析比较薄弱。两个方向的研究都需要基于各自的问题导向,取其所长并突出各自方向的独立性。

第三,清醒认知,保持中国视角。我们用跨学科视角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是为了服务中国的新文科建设,清醒认识国际问题,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外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它同样需要中国视角。在对外国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揭示其中的舆情与政治经济问题时,保持中国视角与中国立场非常重要。目前,国别与区域研究在新文科建设中持续关注西方大国,同时也将容纳更多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及区域的研究。同时,西方大国文学中的新现象需要研究,非通用语种文学研究也会进一步拓展,这更需要我们用中国学者的认知与批判的立场去看待发现的问题,否则会偏离学科建设方向,有违新文科发展和国家教育建设的指针。

第四,融合共通,营建交流平台。平台建设与机制保障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依托。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多数是外国文学研究者,可以构建国内国际跨学科学术平台,展开中外学者间的交流,打破学科的隔阂,促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外国文学研究学者可以参加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科研活动,设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各高校举办的相关的国际论坛、学术工作坊等也是外国文学和国别与区域研究联系的有效途径。

总之,在新文科建设方针指导下,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别与区域研究携手,共同运用外语优势,拓展双方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丰富学科的内涵,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外国文学研究可以发挥自身优势,以具体的国别与区域为抓手,通过深入综合化的跨学科研究实现服务国家、区域和组织的功能。与此同时,在向国际问题研究拓展时,外国文学研究亦需要保持原学科方向的独立性,并在此基础上拓展跨学科发展的维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研究者可以更好地以问题为导向,为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参见期刊原文)

引用信息

吕洪灵.2022. 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融合[J]. 当代外语研究(1):122-129.

《当代外语研究》

主编丨杨 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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