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扬弃阐释的阐释误区
探讨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既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有利于推进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然而，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并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著作，也没有建立体系完整的哲学理论，而且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表述，因此，在研究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扬弃这一问题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牵强附会的阐释。
一
误区之一：把沿袭或引用古代哲学的某些语词和某些提法当作对传统哲学的继承。
《邓小平文选》三卷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学的表述，这种情况下，“小康社会”和“三个有利于”就很容易进入人们的视野，因为“小康”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表述，而“三个有利于”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先秦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提出的“三表法”。然而稍作探究，就可以发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三个有利于”与《礼记》中的“小康”、墨子的“三表法”在内容指向上存在着实质的区别。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小康”的概念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及“小康水平”、“小康社会”，具体而言，邓小平“小康”的基本内涵是指在20世纪末中国社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礼记·礼运》中的“小康”是和“大同”相对的，是儒家所谓比“大同”理想社会低级的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谓小康。”[1]通过比较，邓小平理论中“小康”具有明确的指向——现代化，有明确的经济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1000美元，这就是说，“小康”所指向的不仅是笼统的人民生活状态、社会发展状态，而且是指具体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而《礼记》中的“小康”是围绕“道”、“礼”提出的概念，内容指向上主要侧重伦理学的意义。由此，两个“小康”在内容上存在本质的区别，如果说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只是邓小平借用了古代哲学中“小康”的“名”，而不是采用了古代哲学中“小康”的“实”，是赋予“旧名”以“新实”，从而使小康具有了崭新内容和时代气息。
“三个有利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种种困惑和疑虑的背景下提出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判断改革开放以及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2）墨子的“三表法”也是判断标准，但所判断的主要是知识、言论的是非和真假：“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道家哲学思想的精华，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3]由此，“三个有利于”与“三表法”的共通之处在于形式上的相同（数目上均是三条）以及内容上对人民生活的重视，而其余的内容则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并且所判断的对象也是不同的。这样看来，如果说存在着继承的关系，所继承的乃是重视人民生活，即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
误区之二：把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表述与古代哲学的话语对号入座，似乎二者之间存在着惟一对应的关系。
邓小平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惟一标准”。[4]（P28）重实践是中国哲学的特质之一，但不能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惟一地对应于古代某位哲人的话语，例如对应于“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5]就整个中国哲学而言，在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上，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思想非常丰富，略举二例：
“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6]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7]
这些思想与真理检验的实践标准均有相通之处，那么在探讨继承关系时，就不能简单地把实践标准理论惟一对应于某位哲人的话语，而总应该把传统哲学的相关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
再如前文已经有所论及的把邓小平理论中的“小康”对应于《礼记·礼运》中的“小康”，进而认为邓小平理论中的“小康”思想是对《礼记·礼运》中的“小康”思想的继承。问题在于，“小康”并不惟一存在于《礼记》中，而且邓小平只是借用“小康”之名，论时间先后，早在《诗经》中已经出现了“小康”的提法：“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8]《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时间上远远早于汉代结集的《礼记》研究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扬弃阐释的阐释误区，而且同样也被儒家奉为经典。因此，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中的“小康”是对古代哲学中“小康”的继承，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礼记》中的“小康”，而是对作为整体的古代哲学中的“小康”概念的继承。
因此，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并不在于沿袭、引用古代哲学的语词和提法，在相关的研究中更不能把邓小平理论中的表述惟一地、固定地与古代哲人的某一话语对号入座。笔者认为，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特殊性，这种继承和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意蕴”，而这种“意蕴”在根源上来自于浸润于传统文化中的熏陶，是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所汲取的深刻思想和内在精神。
二
邓小平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表述，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蕴，这种意蕴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哲学思想精华的吸收，更重要的是这种意蕴体现为对传统哲学中优良思维方式的吸纳和创新。
在思想内容方面，邓小平理论的传统哲学意蕴突出地表现为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传统哲学的重要思想精华，早在《尚书》中已经出现“重我民”、“施实德于民”、“视民利用迁”[9]、“民为邦本”[10]等相关表述；百家争鸣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经典的表述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2]等等，形成了体系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为有识之士所强化和发展，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无疑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精华，他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研究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扬弃阐释的阐释误区，并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纳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开放以及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这充分表明，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民本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具有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蕴。
较之于思想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对传统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而成为邓小平理论传统哲学意蕴的更重要体现。
第一，对传统哲学中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吸纳和发展。整体性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特性，中国古代哲学家几乎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中总是着眼于全局进行整体性的探究。以儒家哲学为例，在宇宙论中，儒家传统哲学致力于探究天人关系，发展了“尽心、知性、知天”、“民胞物与”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在治国论中，儒家德治思想通过个体道德修养塑造其基本元素，通过家庭伦理构建其基本单元，通过道德教育发挥其调适功能，通过伦理制度维系其有效运作，这些内容紧密联系共同组成较为系统的“为政以德”模式；在人生论中，儒家把个体修养与社会关怀结合在一起，发展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邓小平在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发展战略时，吸纳和发展了这种思维方式，突出地表现在“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上：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道家哲学思想的精华，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3]（P277-278）
“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4]（P226）
“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空间上强调全局发展的战略眼光，通过适度倾斜和协调发展相结合的途径解决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时间上强调通过阶段性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这三个阶段构成了有机整体，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进一步而言，“两个大局”与“三步走”的战略在时空上相互融合，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完全可以说，这是运用传统哲学中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典范，是优良的传统思维方式应用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成果。
第二，对传统哲学中实用性思维方式的吸纳和发展。中国哲人特别注重理论的实际应用效果，“实用理性便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15]（P307）。孔子讲“诵诗三百道家哲学思想的精华，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6]，在他看来，只会背诵《诗经》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能把所学运用于国家政事，不能算是有学问；墨子讲“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17]，也是强调从实际应用的结果来判断知识、言论的正确性；此外，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而无不为”无疑对于治理国家的社会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同样也包含着实用性思维。邓小平吸纳并发展了这一思维方式，强调“黄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18]（P323），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的标准，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用性思维运用的优秀成果。
第三，对传统哲学中辩证性思维方式的吸纳和发展。中国古代哲学中，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辩证法、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辩证法、以《周易》为代表的儒家辩证法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历代哲学家又都有精彩论述。相对而言，古希腊哲人擅长形式逻辑，中国古代哲人更多地致力于发展辩证逻辑，中国的辩证思维明显地“和谐化”[19]（P182）了。换言之，中国古代的辩证思想“是互补的辩证法，而不是否定的辩证法”，“它的重点在于揭示对立项双方的补充、渗透和运动推移以取得事物或系统的动态平衡和相对稳定，而不在于强调概念或事物的斗争成毁或不可相容”。[20]（P308）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这种“和谐化”的辩证思维时时闪耀着智慧光芒。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P373）；等等。
第四，对传统哲学中创新性思维方式的吸纳和发展。《礼记·大学》上讲：“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求新、创新。邓小平理论同样也具有求新、创新的理论品格。从全体上看，整个邓小平理论就是创新性思维的成果。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2]（P143）；“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3]（P279）。可以说，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一国两制”的构想等等，无不是创新性思维的结果。
传统哲学中的创新性思维与积极进取的意识是紧密联系的，它表现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24]。同样，邓小平的创新性思维也体现着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讲：“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5]（P372）。这表明解放思想、创新性思维是与“闯的精神”、“冒的精神”、“气呀”、“劲呀”融合在一起的，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维新品格与自强精神。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并不在于沿袭或引用传统哲学的某些语词和某些提法，更不能把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表述与古代哲人的话语对号入座。邓小平理论的传统哲学意蕴在根源上来自浸润于传统文化中的熏陶，它不仅表现为思想内容上的继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吸纳和创新，其中主要包含着对传统哲学中整体性思维方式、实用性思维方式、辩证性思维方式以及创新性思维方式的吸纳和发展。
注释：
[1]礼记·礼运[M].
[2][4][13][14][21][2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2][17]墨子·非命上[M].
[5]韩非子·奸劫弑臣[M].
[6]荀子·性恶[M].
[7]论衡·对作[M].
[8]诗经·民劳[M].
[9]尚书·盘庚[M].
[10]尚书·五子之歌[M].
[11]孟子·尽心下[M].
[15][20]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6]论语·子路[M].
[18]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1.
[22][2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4]周易·乾卦·象传[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