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形成习文善武,文治武功的优良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传统国防思想的演变所有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心理传统。国防思想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又比较集中的反映和体现着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苍桑五千年的荣耀和屈辱兵家的思想主张的理解,昌盛和衰败昭示着古代传统国防思想的优长与缺陷。早在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在黄河、辽河和长江流域繁衍生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生存环境又逐渐扩大到黑龙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世界上诸多的文明古国中,能使民族、国家以及相应的思想、文化得以延续、发展而不曾中断者,中国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这种完整一贯的发展历史,培育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锤炼了民众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勇于抵御外患的尚武精神,形成了习文善武,文治武功的优良文化传统。例如,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史上大放异彩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儒.墨、道、法四大家,尽管在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差异很大,但是在国防武备方面的思想却相当接近。儒家(孔学)强调义战却不非战,主张“足食足兵”、“文武不相离”;墨家强调非攻兼爱却不非诛,主张对不仁不义者实行讨伐:道家学说一方面比较厌战,一方面大讲用兵方略,宣扬“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法家尚战善战却极为慎战,主张“富国强兵”、“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些思思,都体现了对武功和国防的重视。几千年来,这些思思对民族的延续和自立自强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是战争发达之国。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近代,中华大地上的人民起义、人民革命战争此起彼伏,异常频繁;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以及诸侯之间争城掠地的战争更是难以计数。战争规模也相当惊人,如战国时期,一次交战动辄就是几十万大军,相持数月甚至经年,“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真可谓“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地之战,杀人盈野”。中国的一部文化史,伴随着一部武化史,战争史。在我国历史上,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战争,由于资料不全和统计的标准不一,很难有精确的量化数字。见之史籍,有些眉目和头尾的战争,从夏朝至明朝大约有3300多次,清代有400多次,近代也有数百次之多。在一些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中,又包含着若干中、小型的战役或战斗,具体数字更无法统计了。总之,我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在4000次以上,约占世界历史上战争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进行战争最多的国家。战争这所伟人的学校,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众多的军事人才,也锤炼了民众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尚武精神。我们从能够体现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体会到这一点。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一类写“战争恐怖论”的作品,这在西方比较多见,而我国古代的文学名著,许多都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以及大量的历代演义和武侠小说等等。从这些描绘战争的文学作品中,就很难找到战争恐怖的影子,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是把战争作为神圣来呕歌的。历代王朝,不管统治集团是开明还是腐败,是太平盛世还是外敌入侵,我国民间从来不乏尚武刚勇之士。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有“梁山之盟”,揭竿而起,替天行道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最基层。在一般民众的心理上,都是以气节相尚,威武相崇。与腐败的封建统治者畏战、惧死的软骨头相对比,人民群众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气质,甚至表现出对战争的某种向往。清朝未年,社会上流传的“当官的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谚,以及勇于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精神,就反映了我国民间尚武传统的深厚根基。这种对待战争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奠定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基础,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内在力量。我国又是兵法发达之国。长期的、丰富多彩的战争实践,为军事、国防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垫铺了肥壤沃土。我国古代兵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刻,流传、影响之久远,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拟,是名符其实的“兵法之国”。
我国的古兵书,见之史籍的有2000佘部,尚存的还有300部左右。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当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还处在愚昧状态的时候,我国就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群。当时诸子百家争呜,兵家最为活跃。继《孙子》兵法之后,孙膑兵法、吴起兵法、司又穰苴兵法等等兵家著作也相继问世。由于战争的影响面大,其它诸子也多有议兵的言论和著作。如孔丘、墨翟、老聃、孟轲、庄周、晏婴、商鞅、荀况、韩非、吕不韦等等一代名流,都从不同的角度涉足兵学,而且许多见解不在当时的军事家们之下。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先秦兵书,共得182家.,择其要用,定著35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而世界上的其它文明古国,如古希腊、古罗马等,虽然也出现过军事著作,但是数量少,哲理性差,没有我国古兵书揭示战争一般规律的功力。个别著作虽然也有些名气,象有“西方历史之父”美誉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年)著有《希腊波斯战争史》,被学术界推举为西方古典军事名著。然而希罗多德的生辰要比孙武晚好几十年,其著作主要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叙述希、波战争的原因和经过,在思想理论的深刻度方面根本无法与《孙子》兵法相比拟。正如当代美国著名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所说的,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军事著作的任务大多留给了历史学家,他们的著作只隐含有一鳞半爪的战略学知识,只有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秦、汉之后的历代也有大量兵书问世,比较有名的如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宋代的《虎铃经》、《何博士备论》等等,都在某些方面对军事理论有新的发展。卷帙浩繁的兵书,是中华民族在战争与国防问题上智慧的结晶,说明中华民族有藐视战争的博大情怀,又有赢得战争、保卫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崇尚仁义道德,对战争有明确的是非观念,也是我国古代传统军事、国防思思的一大特点。我国的文化素以道德为中心,一切哲学、政治、法律、教育、艺术以及民风民俗,无不以道德为尚,礼义为首。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其中在军事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和鲜明。德,是历代兵家强调的首要法则。首先,主张兵以昭德,即用兵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道德。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战争起源于经济,从属于政治,战争的目的是一种经济利益的争夺。但是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战争,则往往是用道德的旗帜来掩盖利益的对抗。兵家用兵要考虑是否符合道德,社会评价战争,也重以道德为准绳。正如我国古代把国防称作“礼义”之防一样,统治阶级把养兵、用兵的目的也说成是为推行、维护道德而设。无德者不足以言兵、用兵,对道德的叛逆方可用兵。这种用兵叫做“征”,即通过征伐,使被征伐者安分守已,恪守统治阶级倡导的道德。
人民的起义和革命战争,也把“德”字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例如宋江聚众于梁山起义,打出的旗号是“替天行道”。所谓道,也即指道德,替天来除暴安良,幡扬道德。当然,封建统治者素来把起义斥作“造反”,把起义者视为道德的叛逆。尽管不同阶级、阶层对道德有自己的理解,但是用兵打仗讲求“德”这一点上,却是一种普遍现象。第二,主张用兵要以德服人,重视心理的征服。中华民族是一个农业型民族,农业型民族的心理特点是爱好和平,与世无争,期望长治久安,承平无事的“尧舜盛世”,而不愿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去掠取域外之利益。所以中国历史上汉族对待少数民族,多是采取同化政策,极少采取武力征服的强压政策。讲求人道主义精神,主张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是许多兵家所遵循的用兵原则;“不战而屈人之兵”,“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为军事上的最高理想。如能不费一矢,不折一兵,用伐谋来屈服敌人意志,乃是最佳的战争方式。所以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特别是儒家的“尚德不尚力”的思想,在军事上有深刻的影响。例如三国时的西蜀丞相诸葛亮,为了使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诚心归化,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被后人传为佳话。
这与古代其它一些国家在战争中无情摧残其它民族的做法,有极大的不同。象欧洲一些国家和民族,注重力服而不讲心服,打赢了一切都有了,战败了一切都完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普鲁士的大军打进奥地利时,“铁血宰相”卑斯麦主张适可而至,罢兵休战,以达军事上、心理上双重胜利之目的。这一举动,被西方军事学术界当作了不起的大谋略大书特书。可是,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就太伺空见惯了。第三,主张“有德不可敌”,德的法力无边,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古代的兵书以及其它各类史籍,在论兵时多以德为出发点。“仁者无敌于天下”(孟子语)。认为有德者无往不胜,要显威必须立德尚武精神,形成习文善武,文治武功的优良文化传统,只有在立德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争上的胜利。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在用兵时把是否“出师有名”看得很重,挖空心思为发动战争找到符合所谓道德的理由,并竭力把自己的军队标榜为正义之师。同时从道德上贬斥对手,以争民心,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奴隶社会时期的汤伐桀、武王纣,都被若干史书作为靠“德”赢得胜利的例子反复引证,就可以说明“德”在中国传统军事,国防思想中的地位。当然,也有宋襄公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把“德”绝对化,以致受到战争规律的惩罚,这又另当别论。
另外,民众对待战争、对待军队,也习惯用自己信奉的道德来区分是非,对穷兵黜武者,万夫所指;对正义之师,弹冠相庆,也是把“德”看得高于一切。第四,主张以战止战,反对穷兵黜武。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追求和平的思想深入人心。当然,人们所追求的是自主自立的光荣的和平,而不是屈辱的和平。先秦的诸子百家,既主张和平,又强调自卫。孔子在《论语》中,指考法家管仲器小不知,同时又肯定了管仲的“仁”,认为管仲尊王攘夷,保卫华夏的举动是对的。墨子把“非攻”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处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现,可是他也不反对自卫。楚国将攻宋时,他责其弟子三百人协助宋国防御,并亲往楚国陈说利害,止楚攻宋。即使中国历史上武功显赫的秦、汉、唐各代,国防布势也是一种防御态势,并不想把异族置之死地。汉代自高祖至景帝,实行了六十年和亲政策,匈奴仍不断入侵,汉武帝才决定自卫还击。唐初突厥大举入侵,危及长安,李渊准备迁都,李世民(唐太宗)决定反击,在荡平突厥之后,对降服的突厥人也采取优待政策。历史上,中国极少对周边小国发动侵略战争。优长与缺陷就象一对孪生儿。中国古代的军事、国防思想有自己独特的优长,但是也存在着不少弱点和缺陷。
下面就择其大要,就这些弱点和缺陷的表现及其原因作些分析。第一,大一统的专制政体扭曲了民众的国防观念。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内外一统,实现了专制政体。历代封建帝王认定国家就是自已,“联即国家”,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把朝廷和国家视为一体,把“天下”和中国混为一谈。这样一个皇帝就可以任一已之心力,主万姓之沉浮,代表和左右着整个国家。皇帝所任用的一班士大夫,不懂得朝廷与国家的界限,但闻有朝廷,不知有国家,所以多有忠君效死之义,少报国为民之心。为了维护朝廷的统治,历代封建王朝大都实行“内重外轻”的国防政策,不患外侮,但虑内优,防民胜于防寇,唯恐百姓知兵习武。它们禁止兵书在民间流传,把防止百姓“造反”作为国防的根本职能,豢养军队的目的主要是镇压人民的反抗历代王朝在国防布势和军队布防上,基本上都是贯彻了“内重外轻”和扼制要地的方针,除派部分兵力扼守险要、卫塞戍边之外,都把重兵置于京师地区,保持着朝廷对地方、对民众的“居重驭轻”的控制能力。同时,为了防止民众“犯上作乱”,封建统治者大多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就实行“弱民政策”,采取各种措施瓦解、摧残人民的武勇精神,大刮“禁武风”。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王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当年,就下令收缴天下兵器,集中到咸阳予以销毁。以致后来陈胜、吴广举行起义时,金属兵器极少,只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晋朝之前,从皇帝到文武百官多以金属佩剑为装饰和护身兵器。到了晋代,晋惠帝下诏“罢天下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晋书·山涛传》),文武百官的佩剑也由金属剑改为木制剑。后赵石虎政权从禁止民间私存兵器发展到禁止民间养马尚武精神,形成习文善武,文治武功的优良文化传统,违犯规定者腰斩。到了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隋、唐,“禁武风”越刮越盛.隋文帝于开皇十五年下令收缴民间兵器,并严禁私造。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下令:“制民间铁叉、搭钩、攒刀之类,皆禁绝之”(《隋书·炀帝纪》)。唐德宗时,朝廷宣布;禁绝买卖剑铜器,各地所产铜,除铸镜外兵家的思想主张的理解,不得铸作兵器。宋代多数皇帝昏庸无能,重文轻武,致使防务松弛,武备不振,民族尚武精神受到极大削弱。忽必烈靠武勇夺得中原,却对中原人民尤其是汉族的尚武精神大加摧残,为了防止人民起义,甚至连做饭用的菜刀也列入兵器严加控制。明代的禁武风刮得也很凶,为了从根本上绝了民间私制私藏兵器之路,明太祖竟下今禁止开采铁矿。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人物谭嗣同曾经指出:“中国则唯恐民之知兵,民间售藏枪械者谓之犯法……盖防民熟其器而为乱,如汉时挟弓弩之禁也。
”统治者“日存猜忌之心,百端以制其民”。这种与民众利益相悖的“朝廷国家”,盛衰兴替不仅与民众干系不大,而且整军轻武的目的是针对百姓而设,所以民众就不可能懂得国防观念为何物.所谓国防观念,只能局限在封建统治集团的狭小圈子里。第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心理腐蚀了民众的尚武意识。有人说,大凡列国并立之世,其人多好武:大一统之世,其人多喜文,这话有一定道理。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尚武之风本来很盛,但是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两千年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以后,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尚武持贬斥态度。在儒家思想的长期薰陶下,信奉天道而昌明人道,尊崇天理而启发良心,乐守天命而尽善人性,成为一般的中国人普遍恪守的传统观念。从官场到民间,“重文轻武”之风漫延滋长,使作为立国元气的尚武精神和国防观念受到严重削弱。特别是自宋代始,一班士大夫提倡文弱,蔑视武功,社会风气日益衰败。有道是“文宫动动嘴,武官跑断腿”,“总兵帐下无知县,知县随从有总兵”,经略武功者低人一等。《水浒传》里描写的林冲、鲁智深等人物,在当时看来也算是不小的武官,然而还免不了受一些无耻小人的欺负。在知识分子当中,骨松质弱的言情文学、伤感文学成为时髦,山水景物、花前月下成为才子们吟诗作画的依托;而国防前哨的边疆地区却素来被文人学士描绘成极度荒凉的不毛之地,让人们望而生畏。
在以文弱为时尚的风气影响下,许多价值观念发生了颠倒,例如人们崇拜的男子汉,不是伟烈丈夫,而是白面书生,不是献身疆场的英雄,而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懦夫。在崇尚武功的日本民族,过去青年从军时亲友都要为之祈死,希望他战死沙场。而在我国民间贱视兵役的观念深入人心,“良家子弟”都以当兵为耻,“好儿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成了确定人们社会地位的民谚。许多人宁可终身为农,也不愿去充将弁,当武官。唐、宋之后,尽管有南宋爱国将领岳飞作《满江红》的慷慨气势,.文天祥《正气歌》的浩然悲壮,明代史可法“负国之臣不可言忠”的忠贞大义,郑成功“知不可为而为”的奋发努力,但终究只是少数仁人志士的理想和情怀,难以从李本上挽回儒家思想造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颓势。自元代始,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原地区及其聚居在这里的汉族,先后两次共四百余年为北方部族所统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近代史上著名的维新人物梁启超曾认为,“重文轻武”的文化传统是导致国家腐败,民族虚弱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第三,特殊的地缘环境和经济形态不利于国防观念的培植。在地缘环境上,自古以来,中。国处在半封闭的大陆环境,这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有着比较完备的隔绝机制:东、南有大海环抱,西北有高山大漠隔,地域辽阔,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生存空间优越,有自给自足的天然条件。
在经济形态上,自黄帝始,我们的祖先即从游牧转向农业,从山林转向田园,使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宗法社会持续了几千年。环境影响思想,存在决定意识。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寒带的游牧人多悍烈,温带的农业人多文弱:从经济形态方面看,经商的民族多进取,务农的民族多保守。北方寒区乃牧猎之地,人们为了生存,要不时地与恶劣的天气与猛兽搏斗,容易培养武勇好战的习性。再加上游牧而不定居,好逐水草丰茂之处为居,也养成了好流动而不喜土著的习惯。商业民族以经商为本,以交换为宗,需要到处寻觅、开辟市场,也自然容易形成探险、竞争和尚武的气质。而中华民族在优势的地缘环境和农业经济条件下,养成了一种得过且过,与世无争的“内聚”性格。最富有稳定性的财富土地被视为命根子,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被作为最高的理想追求,好中庸、讲宽柔,以柔弱为美德,以冒险为不肖,成为人们遵循的道德信条。在低下的生活条件下,人们所关心的是如何维持生计,对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并不感到十分重要。所以,与世界上其它一些民族比较起来,中华民族缺乏拓荒探险的进击精神,缺乏培植国防观念的主、客观条件。以哥伦布探险与郑和下“西洋”为例,前者是社会力量支持下形成的以冒险为荣的拓殖行动,后者虽然也打着国家的旗号。
但是出洋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进行海外征服,只不过是率官船,携宝货,执行一般的外交外贸任务。事实也是这样,哥伦布航海发现美洲新大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找到了市场和殖民地,他本人也象其它拓殖英雄一样,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可是郑和历次远航,没有给明帝国开辟一块海外领地,而且有资料说,郑和在今爪哇岛一带以剽掠商旅、诈降邀劫之罪,斩杀了已为三佛齐国首领的广东人氏陈祖义。因此说,象我们这样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内聚”民众所能形成的国防观念,至多是对生存环境的爱恋。第四,以“内战”为主的战争形态和消极保守的国防战略直接阻碍了国防观念的形成。我国历史上虽然战争连绵不断,但有的是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有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有的是诸候之间的厮杀,有的是分裂与反分裂的搏斗,在鸦片战争之前,武装抗御外的战争并不多。西汉击匈奴,隋唐征朝鲜,元朝伐日本,明代讨越南,兵力伸向境外的战争屈指可数。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古代史上发生的战争,绝大多数是内部的“家务纠纷”。从军事、国防战略上看,我国中原多数封建王朝奉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热衷于搞“围墙战略”,靠筑长城以御敌,明明疆界在长城之外,却偏要修一条长城线把“小朝廷”封闭、紧箍起来。
长城基本上是与我国封建制度同时出现的奇特现象。春秋战国之交,各诸候国开始依险筑城。到了大兼并的战国时期,修筑长城更是风靡一时。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后,为防匈奴南侵,广征劳役,谪发罪犯,历时数年,修筑了一条西起甘肃临洮,北至内蒙古准格尔旗,经宁夏狼山南麓而东,经集宁、张家口、赤峰、抚顺、本溪,经今朝鲜黄海道入海的巨大工程。此后,西汉、东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金、明大大小小十几个朝代,均修筑过长城。封建统治者把长城作为国防要津,但历史上长城并没有起到中原统治者和军事家所期望的目的。国家兴盛时期,国威军威四振,外敌不敢轻易染指,长城失去意义;国家衰败之时,外敌乘虚而入,长城无力御敌。就在秦王朝完成万里长城巨大工程之后的西汉初年,匈奴人即横戈跃马,越过长城,进犯河套、河北、山西一带,迫使刘邦不得不采取卑词厚礼的和亲政策。五代时的石敬唐,国势衰弱,割长城东段的燕云十六州与契丹,致使整个长城防线残缺不全,后来,辽、金、元等均从长城东段长驱破关而入。明王朝在其统治的二百余年间,设九边重镇,全面整修长城的工程,几天未曾间断。然而,长城修筑了二百余年,北方部族的骚扰也持续了二百多年,甚至几次威逼京师地区。
相反,不依赖长城兵家的思想主张的理解,靠富国强兵御敌的几个封建雄略之主,则使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安全系数。汉武帝在经济发展之后,把对匈奴消极避让的方针转变为武装抗御,组织精锐之师,歼灭了匈奴主力,实现了北部地区的长期安定。唐王朝在其统治的近三百年间,未给长城加一砖一石,然而却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全盛时期。古长城的修筑,既反映了军事、国防思想的消极和保守,又助长了这种思想的泛滥,同时反映了中原地区多数封建统治者的苟安心理,对民族封闭心理的滋长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古代军事、国防思想存在的缺陷,除了上面指出的四个方面之外,还可以举出一些。譬如,文与武的对立与分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是很强调文治武功、文武不相离的,孔夫子就是一个。可是秦汉以后,文武对立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许多武将少学甚至目不识丁,许多文官不习武甚至轻视、鄙视武。靠什么治国安邦,往往是文者赖文,武者仗武,各执一端,难成定伦。而且大都是有识者习文;认为文能经天纬地:愚昧者习武,认为诗文一钱不值。史称楚霸王少年时学书不成;投笔学剑,就是一个文武分离的例子。因此,社会习俗通常把军人武夫看作大老粗,是“丘八”,把能识字解文的书生看作是高雅的“秀才”。
历史上,文武相轻,军政相残,内耗不断的事情不胜枚举。再如,将帅只讲派别义气,无视国家观念,士兵只知有将帅,不知有国家的“私兵制”,影响也相当恶劣。“岳家军”、“扬家将”等等还算是为国为民的“正义之师”,可那些在朝廷内拥兵自重的军阀,在社会上打家劫舍的行帮,往往给国家带来的是分裂,给社会造成的是动乱。“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即使是所谓国家的军队,多数情况下也是由个人组织和控制的。另外,教育的落后也造成了民众国家观念的淡膜。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是国家教育却十分落后。历史上的科学文化教育,基本上是属于私人教育。教育的内容也是凭教育者个人的兴趣而定。春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孔子,所开的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等,其中礼乐属于政治、道德教育的范畴;书数为知识教育的范畴。孔子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武全才。但是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六艺”则变成了诗、礼、乐、易、象等内容,不仅军事国防方面的知识和技艺再不能登大雅之堂,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极少挂上号,于是造成了民智的闭塞。传统具有巨大的隋性力和再生力。我国几千年形成的军事、国防文化积淀,对民族的国防思想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它既是决定我国古代国防性质的客观条件,又自然给后世的军事、国防思想以制约,其中的优长和缺陷,在近代史上甚至现代史上都有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