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会盟祭祀的历史发展“敖包祭”
会盟制度是蒙古族各部落的首领决定大事而进行的集体议会制度，清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基础蒙古族会盟制度的基础在蒙古地区实行了盟旗制度。该制度开始于皇太极在位时期，在乾隆时期，正式作为一项规章制度在蒙古地区实施。
在各部落进行之前，往往要进行一项敖包祭祀活动，以祈求神明庇护。
敖包祭祀起源于蒙古族祖先们对自然的敬畏与膜拜，是蒙古族一项重要的民间文化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其形态和内涵也随之改变。尤其是清代盟旗体制的确立，使其在形态和内容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敖包祭祀的历史发展
“敖包祭”是蒙古族特有的一种祭典，属于蒙古族的一种传统文化。从其总体特点可以看出，其主体形式是以天然岩石堆砌而成的石头堆。除了这些，日本的一位人类学者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中有一篇关于用树枝搭成的“木敖包”的文章，证明在其他地区也有其他材料堆砌的敖包。
波·少布在对嫩江与乌裕尔河的蒙古敖包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些敖包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祭祀敖包、道标敖包和边界敖包。“敖包”祭祀仪式起源于原始时代，起源于蒙古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在远古时期，蒙古人以献祭的方式来祈祷，以求得和平与驱除灾害。
“道标”是指在游牧时代，由游牧民族在特定的地貌中设立的一种“道标”，其功能主要是作为道路的标志进行指路。
“边界敖包”是清代为区别各旗而建立的鳌台。谢高娃指出，“敖包祭”是蒙古人最为看重和最为主要的一项仪式，它是蒙古人对天地、对山川、对草木的崇拜，是一种古老而又源远流长的信仰形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敖包祭”不但起到了一种风俗习惯的功能，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当今蒙古族的社会文化。
鄂·苏日台先生提出，“敖包”一词是专门用于蒙古族语言的，它具体是用来表示堆砌的石头。
从其实质上讲，其特点是以对自然的崇拜，与草木的信仰相结合蒙古族的婚礼风俗，是一种对自然的直觉认识，其产生要早于原始人的图腾、祖先的崇拜。
蒙古族的“敖包”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一是蒙古族在远古时代形成的对自然的直接膜拜；二是在萨满时代，蒙古人的信仰发生了变化，民间的敖包祭祀逐渐由专人主持，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博”，由他来主持敖包祭祀活动。三是在藏传佛教时代，蒙古族的“敖包”在形态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变得更丰富了，但在实质上仍保留着“敖包”的本质精神。
学者邢莉提出，“敖包”和“敖包祭”最早起源于蒙古族的信仰——萨满信仰。他们供奉的是天神腾格里，然后是诸神。“敖包”是蒙古族对宗教的原始形态，它是蒙古族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民俗文化。蒙古族祖先在向神灵献祭中，祈求得到神灵的祝福蒙古族的婚礼风俗，使他们的家畜繁殖、人口繁衍等方面得到神灵的眷顾。
任洪生主张，“鳌包”最初应该是一个武士之墓，祭祀鳌包起源于丧事，并从丧事中引申出“鳌包相会”和“那达慕”等社会性作用。
何日莫奇通过对“女敖包”来源的研究，提出“敖包”是供众神之所，“女敖包”就是指“参加并主持敖包祭典的都是女性。”“女敖包”应该出现在“母系制”氏族时代，并对近代的“安代”、“沃都干都”等地区有很大的影响。
波·少布通过对蒙古族“女敖包”的由来和形态的考察，得出结论：“女敖包”在举办时间、参加人员、装饰和祭祀形式上都不同于其它“敖包”；
这里有很多结婚家庭的遗址，也有很多和母系氏族有关的东西；蒙古族女性敖包相关记载中记载了在母系氏族，由“伙婚制家族”到“偶婚制家族”的转变过程；女性敖包祭祀中的礼仪与纹饰，折射出远古时期的信仰。
包海青则主张，敖包其原始形态就是一座墓葬，也就是先人或萨满的墓葬。蒙古族的萨满教是其宗教基础，其宗教基础内涵是“万物有灵”。
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蒙古人对“敖包”的信仰起源于蒙古人对其祖先的信仰以及对大自然的崇拜。蒙古人“敖包祭”是一种宗教与礼仪相融合的宗教活动，它反映出蒙古族人对自然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玄妙境界。在蒙古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敖包”的祭祀活动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
清王“昭乌达盟”会盟制度
清朝为了巩固对蒙古部落的统治，清政府在内蒙古实行了盟旗制。清初，在扎萨克旗有定期举行盟会，但没有固定地点。统治者以联盟的形式进行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
康熙年间，漠北与漠南蒙古十部会盟的地点逐渐固定，因此会称会盟地点为会盟的名称。乾隆年间，漠西与蒙古结成联盟，并以其为盟国，由皇帝赐名。至于这十个扎萨克联盟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据史书记载，这次盟会是由皇帝赐名，时间、名字都十分明确。
清朝最早的盟会制度是在内扎萨克蒙古确立的。清太宗皇太极时代，内扎萨克蒙古分三地会盟：滔里河地区的科尔沁十旗；西拉木伦河地区的乌兰布尔噶苏地区的敖汉十三旗；迈赖滚俄罗木地区的喀喇沁和土默特两部四旗。泽里木，赵乌达，卓索图三盟即由此而生。
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可知，清初由于盟会并非常设行政机构，只在定期举行各个扎萨克会盟时行使行政职能，故盟会的名称、时间和地点均未被《实录》等史书记载。一直等到雍正十二年，才开始显现出了“乌兰查卜”、“西林郭尔”、“锡林郭勒”、“集鲁穆”等盟名。乾隆二年一次出现的六种盟会名称。
雍正末年，为协助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各扎萨克人结成联盟，并将各联盟的名字记录在案。“平准战争”结束后，位于喀尔喀西边的三个盟军向东迁移。雍正六年内、外扎萨克联盟成立后，盟长负责日常军政事务，逐步成为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
至乾隆五年，会址、会名等都有了改变。乾隆十二年，清政府为内外扎萨克十盟的盟主颁发了带有盟名的印章，至此，内外扎萨克蒙古十会盟会的盟址、盟名等都有了确定。
“昭乌达”这一名称其实并不是在清朝初期形成的，而是在“会盟”制度较为成熟的乾隆时期。由于内扎萨克六盟并无特定的地点，所以“昭乌达”这个名字的由来，应该是与某个象征性的地方有关。在翁牛特右翼旗的档案中，“昭乌达”是在西拉木伦河上。
阿鲁科尔沁左翼旗东北部哈河汇流之地浩日泰敖包（今为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好力歹村）。在蒙古语中，“昭乌达”是“百柳”的意思，其表达的是柳树非常多的含义。“昭乌达盟”一词，就是取自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交汇之地广袤无垠的柳林而得名的。
在好力歹村实地考察时发现，两河交汇之地有不少柳树生长，由此可推测，在开垦农耕前，好力歹村可能是一片柳林。
昭乌达盟会盟的确切地点
根据学者玉海对昭乌达盟的研究，昭乌达盟的确切位置是这样的：“所谓的敖包，就是堆积的石头，是中国人所堆的，数一数正好十二块石头：中间有一块是用木头堆起来的，其余都是石头。乌包原是分为木头或者石头的，附近有河的，故用木头建造。不管是布里亚特人还是蒙古人蒙古族的婚礼风俗，只要有石头多的地方，就用石头造敖包蒙古族会盟祭祀的历史发展“敖包祭”，没有石头的地方，就用木头做成敖包。”
翁牛特右翼旗印务办公室档案记载，“昭乌达”在翁牛特东界阿鲁科尔沁左翼旗东北方向的浩日泰敖包，位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交汇之地，现居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好力歹村。好力歹村坐落在两条河的交界处，周围都是平地，没有丘陵，也没有天然的岩石，因此缺少天然的岩石做敖包。
通过与牧民的交谈，了解到在昭乌达盟境内有一个存在使用木敖包的地方，结合上面对敖包的位置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敖包的位置和作用既要满足宗教的需要，也是视现实情况而定，就地取材。因此，联盟地很有可能存在会盟地敖包，而敖包祭祀则是联盟地的标志。
此外，在敖包祭祀活动的总体过程中，特别强调了荤祭（即血祭）。据当地牧人讲，昭乌达盟会的敖包会在敖包祭典上准备一只黑色的绵羊作为祭品。主持仪式的人大多是扎萨克旗的首领，也有几个部落的人负责维持部落的敖包祭祀活动。在会盟制度逐渐失效、终止的情况下，会盟敖包并未废弃，当地牧民仍在自发地举行祭祀活动。
可以说，清王朝“昭乌达盟会”是蒙古各部族商议大事的一种议事方式。为了更好地控制蒙古部落，清政府采取了盟旗制度，具体来说，就是按照盟旗制度，划分蒙古部落的地盘，限制各部落之间的人口流动，并与蒙古部落的联盟制度相结合蒙古族会盟祭祀的历史发展“敖包祭”，将各联盟的扎萨克旗固定下来，保证每一个联盟都有一支扎萨克旗的队伍。
而在会盟过程中，往往要举行会盟祭典，以表示对神灵的膜拜。随着社会的发展，敖包祭祀在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最终丧失了原来的政治意义。敖包的作用也逐步多样化，敖包祭祀也成为民俗活动。
参考文献：
〔1〕波·少布.嫩江流域蒙古敖包考述[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
〔2〕谢高娃.浅谈蒙古族祭敖包活动的由来和演变[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
〔3〕鄂·苏日台.论“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版），1994.
〔4〕邢莉.祭敖包与蒙古族的民间信仰[J].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
〔5〕任洪生.蒙古族敖包习俗的文化渊源考述[J].青海民族研究，1999.
〔6〕何日莫奇.蒙古族妇女敖包探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