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译诗烙刻着时代的多重印记，堪当经典传承
在去年11月28日的《五色土》副刊中，笔者曾评介过胡适的翻译小说。其实在翻译小说之外，胡适的译笔亦涉及诗歌、散文、戏剧、讲演等多方面。其中诗歌翻译虽数量不多，但所选篇目与小说一样，皆系传世佳作，堪当经典传承。他的译诗烙刻着时代的多重印记，不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文学养分的成果，更在译入文法规范、翻译诗学规范、诗歌的现代性建构等方面掀起了深刻的范式革命，催发了崭新的诗体诗性的确立。
▲1917年的胡适
胡适诗歌翻译的三个阶段
学界大都把胡适诗歌翻译分为三个阶段：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时期为其一，时间跨度为1908年到1909年；第二阶段是1912年到1915年美国留学时期；最后是1918年以后的文学革命时期。若从诗歌内容上考察，可以发现胡适在诗歌翻译内容上的清晰变化。其前期译诗以五七言为主胡适的译诗烙刻着时代的多重印记，堪当经典传承，充满着反清救亡的爱国热情和进行社会变革的强烈意愿；中期的译诗则为骚体，摈弃了文学功利观，激进主义也收敛不少希腊文学传统时间，主题偏向于哲学宗教领域，充满对玄学智慧和生死意义的感叹；及至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开始反省年轻时偏颇的文学观，译诗变为自由体胡适的译诗烙刻着时代的多重印记，堪当经典传承，思想主题发生显著变化，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越来越关注对人性的挖掘，注重文学对人的教化洗涤功能，注重翻译的目的是为新文化运动服务。
从胡适译诗的三个阶段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其顺序是循着救亡、启蒙、文化建设的时间线次第发展的。“五四”之前，胡适年纪尚轻希腊文学传统时间，谙熟的文学体裁，还脱不出中国古典的范畴，自身又有较好的文言功底，是以早期的十余篇译诗，仍采绝句、律诗、辞赋等旧体格式，追求传统的雅的诗学规范。例如《军人梦》近乎我国古代的离别诗，《缝衣歌》则很有《花木兰》与《卖炭翁》的韵味，而《哀希腊歌》充满了英雄奋拔的慷慨苍凉之气，读来抑扬顿挫，颇富感染力。古文式的译法，虽令文体优美精致、内容精练简约，但也造成了“欠译”和“过译”的问题。对此，胡适彼时不但不以为意，还颇为自得，甚至意犹未尽——“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而辞旨都畅达希腊文学传统时间，他日再试为之。”然而到了1917年学成归国，醒悟到诗歌必须为平民百姓理解接受才有生命力后，胡适发起“诗体的大解放”，带头冲破旧诗格律写起新诗，文风为之骤然一变。
在《尝试集》的“代序一”中，他写道：“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以此为开端，白话写诗、译诗在中国风潮乃起，渐成趋势。至于胡适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从文化转型及文化使命担当的高度，接连译介外国名家的杰作，譬如享誉西方的《鲁拜集》，就是由胡适在1919年2月首次以汉文翻译的，进而引出诸多名家纷纷献技，妙译纷呈。
全力打破旧诗的世界
胡适的文学生涯，始于诗歌创作。作为新诗的倡导者，他以原创诗歌居多的《尝试集》名世，至于译诗文笔，实则未称一流。后世所看重的，是他勇于“尝试”的精神，以及用白话翻译外国诗歌的筚路开创之功。1919年胡适发表了《谈新诗》，这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的一篇关于新诗理论的文章。文章肯定了当时新诗的成绩，肯定了“诗体解放后诗的内容的进步”，对新旧诗的比较、新诗的音节、新诗的发展趋势，作了一些探讨，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朱自清在1935年写的《现代诗歌导论》一文中认为：“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在这时的胡适眼中，中国传统诗歌已如一棵衰老的果树，处于半死状态，是文化衰败的直接反映之一。在寻求西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器物变革与制度变革，都属于“硬件”范畴，随着时间推移，自然会被中国陆续模仿和接纳。唯有精神文化上的变革，若不加以严格改造，则国人的精神面貌永难变易。借助诗歌翻译，通过引进西方完备的文学体系，复兴中国传统文学；从异质文化中吸收新鲜的诗学元素，借鉴外国诗歌的艺术风格拓展本国诗歌的更新发展，这就是处在风云变幻时期的胡适所勠力追求的。
不可否认，中国几千年悠久灿烂的诗歌传统，铸就了诗的神圣殿堂，但以诗取士的制度，亦令诗歌蒙上了阳春白雪的贵族面纱。胡适曾尖锐地批评旧文人将文学贵族化的偏狭心理：“士大夫始终迷恋着古文字的残骸……他们把整个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上等人认汉字，念八股，做古文；下等人无知无识，资质太笨，不配学那‘宇宙古今之至美’的古文。”由斯可见，中国文化现代性和新诗体的建构，若不打破文言的束缚，必难延生发展。经过细密思虑，胡适以留学时期所受的美国意象派诗歌为根底，祭出文学平民化的法宝，探索尝试多元化的新诗表现形式，用新的语言新的诗体表达新的情感新的思想，全力打破旧诗的世界。
歌德、拜伦、雪莱、勃朗宁、哈代、爱默生、朗费罗等等，无一不是名垂不朽的大诗人。他们的诗，在西方世界早已家喻户晓，但真正系统地、有目的地引入中国，则是以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译诗《老洛伯》开始。不过此诗虽“打破旧诗词的圈套”，但形式较乱，随后的《关不住了》才真正确立了“新诗成立的纪元”。该诗除了思想内容表现出的现代性外，其诗体更突破了数千年来的传统范式，为中国新诗开启了一道崭新的大门。白话新诗体正式成为那个时期中国诗歌艺术现代性构建的重要尝试。
奋勇斩关的诗界闯将
胡适不但是开拓者，亦是一名不惧蜚语奋勇斩关的诗界闯将。他为了提倡白话诗，不惜与敌友展开激烈论战。他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语言形式无法传达外国诗歌本身具有的语言特征和思想神韵，五七言与骚体的译诗在本质上没有给诗歌的语言规范与诗体带来创新，无法完成诗歌向现代的真正转型。所以在采用白话入诗时，他坚持不用典，不用陈腐铺张的套语，重视诗的散文化、自由化和平民化的特点，将迂晦艰涩转为平易近人。他重视诗中文气的自然节奏、音节押韵、朗读气势，同时“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将白话的文法与音节直接写入诗中，“语气自然，用字和谐”，从文学的高度重新定位确立了新的诗学规范。
以后世的角度出发，确立新的诗学规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年新诗体在给诗坛带来清新气息和众多追随者的同时，也引致了对新诗的大规模争论，各种措辞严厉的抨击指责汹涌而来。不过，保守派文人的猛烈攻击，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胡适诗歌翻译的颠覆性与创新性。一方面，胡适有意识地超越传统的诗学规范，偏离传统翻译框架，在译诗的诗体形式上背离了当时流行的诗学规范与理论，他认为只有“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因而突破旧体的藩篱，用明白畅达、朴实含蓄、浅显淡远的语言完成了向白话新诗体的转变。那些白描写实的纯口语化文字，脱离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没有绝句、律诗的固定格式，任何读者见了都能迅速了解诗的本意；另一方面，新诗体采完全的散文体，诗句长短不一、句式参差错落，不受诗行和字数的限制，摆脱了平仄和节奏的束缚，音节、句式与押韵都表达得相当自由，且运用了新式的标点符号。这些新辟的“套路”，摆脱了传统诗歌美学的框架约束，可谓脱胎换骨。至此，节奏匀称、韵式规律，诗节诗行舒展自如的白话新诗体范式基本确立。《关不住了》之后，白话译诗渐成大势所趋，再难逆转。
新诗横空出世后，诗歌由上层文化精英垄断转变成了大众文学，白话代替文言成为诗的语言，“促进了文学接近文学的本原”，使诗歌归淳返朴，“充分地、自由地表现人的直观感受、真实情感和深切的生活见解。”白话诗歌在语言和诗体上的成熟，再加上《新青年》、《晨报》等刊物无可比拟的影响力，使胡适译诗获得广泛接受，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新诗本身也是有缺点的。它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新诗的创作非常简单，只要用白话，再加以分行排列，就是白话诗了。于是只重“白话”不重“诗”的倾向不恰当地出现了。这种倾向只一味强调语言的白话化，忽视了自身诗性的深入建构，最终导致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背离了诗的精炼美。弊端越积越多之后，令新诗在当代终于陷入全面僵化、散漫的低潮期。不过这些就不是胡适所能预见到的了。（完）
作者/王新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