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华中师范大学的秦汉史研究室实力较强的
文/武海陆
华中师范大学是中国大陆高校中较早建立秦汉史研究室的，也是国内有秦汉史研究机构的单位中实力较强的。1981年，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建立了秦汉史研究室，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也正是在这一年成立的。
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老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着深厚的基础。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文史专家钱基博、张舜徽先生开始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他们的研究领域广阔，学术成果丰硕，秦汉史也是他们重点涉及的部分，他们是该校研究秦汉史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十年动乱”后期和开始拨乱反正之初，正当壮年的邹贤俊、熊铁基先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淮南子编著者，在秦汉史研究中取得了当时可称十分显著的成果。
邹贤俊在上一世80年代发表的《吕不韦在秦统一事业中的贡献》(《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试论封建社会初期军功地主统治和秦末农民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秦末农民起义与秦汉之际的地主阶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等论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后他的研究主要转向了中国古代史学史。但他在秦汉史方面的探索一直没有停顿。他参加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秦汉部分的编撰工作。
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此后不久，熊铁基即发表了关于秦简研究的论文，如《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主要矛盾》(《武汉大学学报》1977年第6期)、《啬夫考——读云梦秦简札记》(《文物》1978年第2期)、《秦代的邮传制度》(《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释南郡守腾文书——读云梦秦简札记》(《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等，其研究秦汉史的才能和锐气开始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这是一本哲学史、思想史研究论文集，通过撰写收入其中的多篇论文和该论文选的出版，他正式、全面进入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1984年和1985年，安作璋、熊铁基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上册和下册由齐鲁书社先后出版。这是近现代史学开辟以来第一部完整全面的秦汉官制史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出版后，一再得到好评，引用者甚多，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自80年代中期开始，熊铁基的新作迭出，充分表现了研究的强劲势头和可持续性，不断深入，也一再开拓。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主要学术著有：
《秦汉军制史》，199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11章，从兵士、军队、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法、兵法等各个方面叙述了秦汉军事制度及其演化的历史，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是第一部系统的专著。
《汉唐文化史》，1992年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综论和分论两大部分，分论部分由家庭、经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章组成。此书连接中国历史上汉、唐两大强盛时期，对于汉唐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系统的阐述，是汉唐文化研究中的一部底蕴深厚的专著，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近期再版重印。
《汉唐文化史》的成功，使熊铁基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影响扩大，从而通过竞争成功地中标承担《中国文化通志》中的第一典“历代文化沿革”中的《秦汉文化志》的撰写。该书于1998年出版，和《中华文化志》的其余各部一起，成为中国当代学术重点工程的组成部分。
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熊铁基先生的《秦汉新道家》一书。此书不仅是对1984年出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在规模上的扩充(与《略论稿》相比，“篇目增加了几近一倍，字数超过了两倍)，更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深化了论识，是一部研究秦汉思想史的系统专著。
近年来，熊铁基致力于老学史和庄学史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中国老学史》(与刘韶军、马良怀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国庄学史》也即将推出。这两部学术史专著通贯古今，但秦汉部分是全书的重心。
丁毅华近20年来一直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先后发表秦汉史研究的学术论文40多篇。内容主要涉及思想文化史、区域史、人物研究等。在秦汉思想史方面，丁毅华的主要论文有《荀子、贾谊礼治思想的传承——兼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思想基础》(《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论贾谊治世方案的要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淮南子〉的风俗论》(《学术月刊》1991年第6期)、《司马迁的贫富观》(《学术月刊》1995年第5期)等。这些成果的特点是把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和秦汉思想发展的研究结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去认识秦汉思想家是如何针对新的形势而提出新的政治思想体系的。
在秦汉文化史方面，丁毅华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如《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习俗薄恶”之忧，“化成俗定”之求——西汉有识之士对社会风气问题的忧愤和对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还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对盐铁会议、战国秦汉间的移民、汉代的类宗教迷信和民间信仰等问题了研究。
1996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丁毅华所著的《商鞅：权霸人生》一书，此书将学术研究成果以比较通俗的形式介绍给广大读者，印数较大，较之“曲高和寡”的学术专著，影响要大得多，台湾也出版了繁体字本(书名为《商鞅的人生哲学——权霸人生》)。1999年，重庆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商鞅传》(熊铁基主编之《宰相列传》丛书之一种)。
这两种书似乎都是商鞅的传记，但实际上是关于商鞅和《商君书》以及商鞅变法、商鞅思想研究的著作，涉及面均很广泛，可以说是从春秋战国通下来，一直到秦汉，甚至也可以说一直通到清末中国皇帝专制主义统治的结束。
对于商鞅的评价，是这二本书的中心。它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充分肯定商鞅是中国古代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思想家、军事家。不仅如此，应该恰如其分地肯定商鞅是中国历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人，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之大的。可以说，商鞅是中国式的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制度的奠基人。他虽不是帝王，但就他对历史所起过的作用而言，他的作用远在很多帝王之上。
二书很大部分的篇幅在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对于商鞅变法的性质、，作用和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于变法内容，着重于奖励耕战、重定尊卑、加强控制、移风易俗、改革田制等项。在有关内容中也涉及到对于战国秦汉社会性质的判断海陆华中师范大学的秦汉史研究室实力较强的，但书中并没有一味陷于以往那种社会性质的讨论，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充分肯定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为后世从秦开始一直到清末2000多年间中国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统治的范式，这也是中国2000多年间最基本的政治模式。商鞅变法还部分地破除了曾长期实行的世袭贵族的特权，而代之以新的充满激励机制的动态的等级制度，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封建制度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点。
这两部关于商鞅的著作受到秦汉史学界的关注，《秦陵秦俑研究动态》和《中国秦汉史研究通讯》都曾刊登书评予以评介，《历史教学》也发了书评。
自1996年至1999年，丁毅华参与了由著名史学家章开沅主持的《湖北通史》的研究和撰写工作，在熊铁基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独立承担了其中的秦汉部分。《湖北通史》于1999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秦汉部分为全书的第二卷，约35字。
《湖北通史》的撰修工作历时3年半之久，共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清代为前中、期)、晚清和中华民国共8卷，总计约360万字。章开沅先生对全书编著确定的指导思想是：“湖北通史一定要写出特色，从内容到形式，都要力争体现新意，不能跟在别的省市的通史后面亦步亦趋。史事、史识、史笔要融合一体。要发掘出一个贯通全书的主线或者说某种精神，以形成自己的特色。”经过10余位参加编著者的共同努力，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一个要求。
《湖北通史·秦汉卷》的撰写难度很大，最大的困难是资料分散而严重缺乏。作者经过最大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广阅博览，多方搜寻海陆华中师范大学的秦汉史研究室实力较强的，深入挖掘，特别是对考古资料予以充分注意，终于完成，在有关内容的阐述中，也对秦汉史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有所突破。
《湖北通史》出版后，反响很好，国内多家报刊予以评介，对于《秦汉卷》，也有一些评论，肯定了它在地方史编撰方面取得的成就。
赵国华主要研究领域也在秦汉史。近20年来，共发表学术论30余篇，其中多数是秦汉史方面的，其研究较为侧重于政治、军事问题。对于秦汉学术史、史学史，也有较多的涉及。赵国华还从事过谋略方面的研究，对兵学史的兴趣浓厚，目前正在进行中国兵学史的研究。在秦汉政治史和军事史的研究方面，赵国华的主要成果有《论汉武帝的战争艺术》、《王莽改制失败原因试析》、《东汉统一战争的战略考察》、《东汉清流的民本实践》等。
在史学史、学术史的研究方面，赵国华已经发表的论文有《司马迁史学的主要成就》、《谈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东汉儒学主体评论的研究》、《荀悦〈申鉴〉的成书时间》、《汉鸿都门学考辨》、《论汉代兵学文献整理的成就》等。
赵国华注重贯通，以秦汉史为主，也有志探索其他断代史，甚至及于现代与当代，因此，他的研究视野宽广，涉及的面广问题多，研究的力度也不断加深。2002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毅华史学论文自选集》和《赵国华史学论文初编》二书。
目前，熊铁基、丁毅华、赵国华是华中师范大学从事秦汉史研究的老、中、青三位主力。除了他们外，还有近年来也以一定的精力投入秦汉史研究的学者，他们也是有不少成果并且很有潜力的。在邓鸿光的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史记》的研究居于重要地位，发表了多篇有关《史记》研究的论文，出版了《史家绝唱——〈史记〉与中国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杨有礼著有《新道鸿烈——〈淮南子〉与中国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该校涉及秦汉史研究领域的还有周国林、马良怀、刘筱红、董恩林等中青年学者。
在熊铁基等学术带头人的带领下，该院的学术群体也有一些集体成果，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1993年，以熊铁基任主编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一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熊铁基、杨有礼主编了《中国帝王宰相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熊铁基、王玉德主编了《中国历代帝王传》，分为《开国帝王》、《治国帝王》、《亡国帝王》三部出版。这些成果，虽不仅限于秦汉，但秦汉一段的研究实力，对于这些成果的产生，显然有着重要的作用。华中师大历史文学院自1983年开始招收秦汉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至今已有30多人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位，其中有的仍主要或部分地从事秦汉史研究，目前在读的秦汉史方向的研究生还有7名，今后的招生还有扩大的趋势。由于专业处于强势，对在校本科生也很有影响，历届都有一些本科生对秦汉史有较浓厚的兴趣，有的还写出了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
为秦汉史方向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程(有的也给其他方向的研究生选修)有《秦汉史史料学》、《秦汉史研究史》、《秦汉思想文化史》、《秦汉政治制度史》、《秦汉经济史》、《〈史记〉研究》、《〈汉书〉研究》等。其中《秦汉史研究史》注重对秦汉研究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既有鲜明的专业特色，也具有本专业统领课程的作用。为本科生也开设了《秦汉史》等选课程。
华中师大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注重对外联系和学术交流。他们经常参加各地高校、科研机构和文博单位召开的秦汉史学术讨论会。熊铁基、丁毅华、赵国华等都与一些国外或台湾的学者保持经常的联系，互相寄赠学术刊物和专著，书信往来探讨学术问题，交流研究动态。多年来，林甘泉、张岂之、李学勤、陈鼓应、安作璋、朱绍侯、黄今言、葛剑雄等知名学者都应邀到该院访问、讲学。
华中师范大学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工作和学术活动，熊铁基、邹贤俊都参与了秦汉史研究会的发起和创始，熊铁基多次当选理事、副会长。目前，丁毅华、赵国华均是秦汉史研究会的理事。
2002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主办了秦汉思想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得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单位的资助和支持。著名学者、《剑桥秦汉史》的撰写者之一陈启云先生自始至终关心和指导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亲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远道而来的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和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有祖国大陆各地的以研究秦汉史为主的学者。会议规模不大，但开得十分成功，不受拘束，讨论深入淮南子编著者，气氛活跃，敢于创新。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目前正在整理，准备结集出版。
总起来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一批秦汉史研究学人，志存高远，治学严谨，各有专攻，配合默契，既有个人的方向和优势领域，也有合作的良好传统。从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来看，范围比较广泛，善于寻找新课题、新视角，经常有新方法、新见解。不足之处在于深入跟踪、锲而不舍显得不够，成系列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他们的强项是思想文化史研究，而在经济史的研究方面则相对比较薄弱。
海内外史学界和史学评论也给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秦汉史研究以经常的关注和较高的评价。有关的报道、介绍、评论文章较多。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淮南子编著者，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该院的学人有决心继续奋进，在新的世纪中开创新的局面，争取保持在全国秦汉史研究中已有的地位。近二年，该院同仁常的一起讨论未来的方向和规划，初步的设想是以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为主攻方向，带动文化史、社会史、区域史等的研究。秦汉思想史必须上通先秦，下及魏晋乃至隋唐，因此，有关研究必须按照像熊铁基先生当年奠定的“汉唐”这样一种跨越时代的会通的做法进行。今后的研究，必须在传世文献之外的“新文献”即考古发掘所得的文献的研究和利用上狠下功夫，必须在寻求史学理论的突破上狠下功夫，必须在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上狠下功夫。今后要想出更多的成果，就必须格外注重力量的集结和整合，发现和依靠更多的新生力量。而目前的困难，恰恰主要是两个，一是经费，经费不足；二是人才，新的优秀人才太少。尤其是后者，解决得如何将是决定未来事业发展和成败的关键。目前的社会大气候，对于像秦汉史这样的研究方向来说，显得十分不利，各种因素，使秦汉史研究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显得十分困难。这是今后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课题。
秦汉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