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键词
摘要：庞德中国古诗及儒家经典翻译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庞德译作的注释问题却鲜有人研究。本文在指出庞德时代厚重翻译流弊的基础上，深入考察了庞德注释的类型、原则与目的。研究发现，庞德的注释主要可以分为脚注、前言+译者注、术语表与文内注释等4类，他的注释原则是尽量不用注释，如果使用，则是为了凸显他的表意文字翻译法或让译文意义自洽。
关键词：中国典籍英译；庞德；注释；类别；目的
0 //引言
翻译是沟通不同国家语言与文化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2022）指出，“翻译是促进人类文明交流的重要工作。中国历史上佛经汉译，近代西方学术文化著作汉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翻译传播，17、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欧洲的流传，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语言、文化与思维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会导致语言表达的困难与矛盾。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翻译中的注释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自从1980年胡志挥提出“要不要注释”和“怎样注释”的问题以来，相关学者围绕文学翻译中注释的必要性（如张璐 2020）、功能（如方梦之1993）、类别（如张广法和文军 2018）、方法（如吴建国1985；夏登山 2004）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同时也就注释的必要性形成了共识。如王忠亮（1991：56-60）认为，文学翻译的注释具有释源、深化、追加等三重功能，文学翻译作品中“有必要进行注释”。
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一生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包括古诗集《华夏集》和《诗经》以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在西方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中西方的庞德研究蔚为壮观，近年来庞德与中国的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庞德的翻译研究也不例外。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界对庞德的翻译研究成果丰硕，但相关学者大多聚焦他《华夏集》中的翻译理念与方法（如Yip 1969；Xie 1999；祝朝伟2005等）或庞德儒家典籍翻译中的表意文字法与文化误读（如 1997；Lan 2005等），对于庞德中国典籍翻译中的注释问题关注不足。本文在梳理庞德时代注释使用观点及其弊端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庞德翻译中的注释类型、原则与目的，以期拓展庞德翻译方法的研究视域。
１ //庞德时代厚重翻译的流弊
庞德时代的翻译是以“忠实”为核心的学术性翻译（ ）。英国学者克罗宁（ 2012：376）指出，“20世纪前几十年的翻译规范一直重视翻译的学术性、准确性以及清晰性。19世纪后半叶以来期待学术性翻译的规范仍然盛行”，这一时代翻译规范的实践形式之一就是“使用脚注和注释”（ibid.: 381）。理雅各是这一时期翻译家的代表，他的译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在他翻译出版的《孟子作品》（The Works of ）一书中，在翻译正文（第五章）之前，分别增加了“前言”和第一至四章，第一章介绍孟子的作品，第二章介绍孟子的门生，第三章介绍与孟子性善论相对的荀子和墨子的观点，第四章介绍翻译孟子相关的参考书籍，著作最后还附了“主题、专有名词、中国字词”等附录。不仅如此，理雅各在《孟子》的译文正文编排上也是煞费苦心：汉语原文排列在最顶端，采用繁体字从右至左排列，注明《孟子》的章节（如梁惠王章句上，一节、二节等各节起止以及标点），比较真实地再现了中文原文的风貌；汉语原文之下是理雅各的译文，用对应原文的章，阿拉伯数字对应原文的节，以便对照查看（Legge 1970）。除了这两个部分之外，理雅各还用大量的篇幅对原文字句的理解进行注解，如他分别用英文解释了“孟子称谓的叫法”“书名及章节名的命名方法”“梁、晋、魏、赵、韩等诸侯国的形成及版图范围”等，可以说是要多细就有多细。如果从文字篇幅来看，理雅各的解释性注脚至少占了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
可见，庞德时代的翻译家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增强异质文化理解的手段，喜欢在翻译中使用脚注、尾注、评注、序言、后记等多种形式来帮助译文读者增强对原文的理解。但这种在现代翻译理论中被称为“厚重翻译”的方法其弊端却是不言而喻的孟子称谓，概括起来主要有三：
一是增加读者额外的阅读负担。美国翻译家纳博科夫（ ）是一个非常喜欢使用脚注的译家孟子称谓，他心目中的理想译文要有大量的脚注，脚注要“像摩天大楼一样”从一页码到另一页的顶端。因此，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原文，他不厌其烦地增加脚注，对原文进行解释。如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译文中多次出现“浪漫主义”和“决斗”等词汇，只要一出现“浪漫主义”一词，他都不厌其烦地详论浪漫主义的成败；只要“决斗”一词一出现，他都要介绍决斗的历史、方式方法以及普希金决斗死亡的情景（郭建中 1999：257-258）。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读者理解原文，但同时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造成超额翻译。
二是给读者的流畅阅读造成阻碍。如《红楼梦》第30回贾宝玉一句话中“东施效颦”的翻译。贾宝玉的原话是“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且更是可厌。”杨宪益夫妇在翻译时直接用“Tung Shih Hsi Shih”来翻译“东施效颦”：“Can this be maid come to bury like Taiyu?” he in some . “If so, she’s ‘Tung Shih Hsi Shih’, which isn’t but ”（Yang et al. 1994：448），同时在这一译文下增加了一个脚注，说明“东施效颦”这一典故。这种厚重翻译的好处是体现了原文的简洁风格，既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又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成语典故，只不过把这一成语典故的解读任务留给了脚注。读者需要暂时中止正文的阅读，认真解读脚注的信息才能明白这一典故的含义，因而给读者的流畅阅读造成障碍。
三是使读者对翻译的功用产生错误的认识。一般来讲，尽管我们对翻译有不同的定义，但奈达的界定“用最自然切近的等值语再现原文的信息，首先是原文的意义，其次是原文的风格”庞德时代厚重翻译流弊的注释原则及原则与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人对翻译的认知，即原文与译文是同一意义或风格用不同语言的等值表达。这种理解除了忠实的要求之外，还蕴含了一个预设，即原文与译文的长度要大致相似。如果一个译文在长度上远远胜于其原文，那么读者一定会对译文的忠实程度产生质疑。再以纳博科夫的翻译为例。纳氏的名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共4卷，1,200页，但其译文仅有228页，而注释的总页数则达到了972页，占总篇幅的81%（ 1955）。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一定会对翻译的功能产生质疑，翻译是让我们阅读文学作品，还是以文学作品为载体了解该作品所在的文化或写作者？其次，插入文内的注释会让读者产生错觉，误以为原文就是译文所呈现的模样，从而导致一种文化错觉。霍克斯对“东施效颦”的翻译就是如此。霍氏的译文是“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like ?” he . He was of -zi’s story of the Xi-shi’s ugly , whose to the frown that made Xi-shi an so that ran from her in . The of it made him smile. “This is ‘ the ’ with a ”, he , “—if that is what she is doing. Not , but !”（ 2012：111）原文为47个汉字，而霍氏的译文则长达81个单词，其长度是原文的近2倍。
此外，译文中划线部分在原文中并不存在，是译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而增加的无标记性阐释性文字。这些文字一方面排除了读者的理解障碍，但另一方面也会让读者错把这些阐释性文字看作是原文的一部分，形成文化错觉，认为原文本来“就是如此”。这种以帮助读者获得“自在阅读感受（at-）”为目的的厚重翻译，不但会“导致对源语文化陌生化和异质性的排斥”，还会导致厚重翻译违背其解释性初衷，导致“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自恋（ ）”（周方珠 2011：48）。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适当的注释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节制地使用注释，就会导致注释随意泛滥，使翻译的功用发生变化。那么，庞德对于翻译中的注释持何种观点呢？
２ //庞德的脚注使用原则与目的
典籍翻译中注释是“联系作者、译者和读者的桥梁，是翻译补偿的最常用手段”（张璐 2020：78）。在注释的类别上，张广法和文军（2018：1）认为，注释类别包括词汇、诗句和全诗3个层面，其中词汇层面包括本义注释、引申义注释、语音语法注释等3种，诗句层次的注释包括言外之意注释、诗句背景注释2种，全诗层面是最高层次的注释，包括主旨注释、全诗背景注释和格律注释等3种。本文认为，在典籍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很难严格地按照上述三个层面进行分类。本文立足庞德中国典籍英译的实际，将庞德的注释根据其具体表现形式分为脚注（）、前言（）+译者注（’s Note）、术语表（）与文内注释（In-text ）4类。
在注释的使用上，庞德的原则是：尽量少用注释。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庞德也一直践行其少用注释的原则。亚历山大在论述庞德的诗学成就时谈到了他的注释原则：“尽管庞德自己的文本现在吸引了众多人对其进行注解，就像人们注解弥尔顿的作品一样，但庞德自己很讨厌注释”（ 1979：19）。庞德在论及比尼恩（ ）对但丁《神曲》的翻译时说：“我们要感谢比尼恩，他向我们表明但丁作品的翻译所用注释可以如此之少”（Eliot 1968：208）。翻译中如果动不动就使用注释，结果就会像我们阅读通常的《神曲》的翻译那样，被庞杂的注释弄得苦不堪言。理想的翻译应该是既传达了原文的精神主旨，又尽量少地使用注释。庞德喜欢比尼恩的但丁翻译，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原因。
庞德的中国诗翻译很少使用注释。其成名译作《华夏集》仅仅使用了2个注释：一是在集子的开头用注解的方式表明了《华夏集》的产生是得益于费诺罗萨的手稿以及森海南、有贺永雄两位日本学者对中国诗的注解，另一个就是《玉阶怨》一诗的翻译中用注释说明该诗的含蓄手法，而集子所有涉及中国文化的翻译都没有采用注释。
这一原则在庞德的儒家经典翻译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在儒家典籍的翻译中，庞德一如既往地尽量少用注释。就注释的第一种类别脚注而言，庞德所译《大学》共用脚注3处（见表1），《中庸》共用脚注9处，《论语》共用脚注11处。为了对这些数字予以客观的评价，本文以《论语》为例，将庞德译本与汉学家韦利（ Waley）和中国译家辜鸿铭的译本两相对比进行研究。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语录的著作，《论语》的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很多译者在翻译这一文本时都会采用注释的方式对原文的信息予以解释。据统计，韦利的译本全书译文267页，使用脚注707条，辜鸿铭的译本全译文165页，脚注 85 条（强卉 2014：86），而庞德的译本全译文约100页，脚注仅11条。当然，到了庞德翻译生涯的后期，他使用的注释数目会多一点，如他在翻译《诗经》时，全书译文224页，使用注释也仅有60条。可见，与其他译家（特别是汉学家译家）相比，庞德尽量少用注释的原则是相当鲜明的。
至于庞德使用脚注的目的，下文以《大学》庞德译本中的3处脚注为例予以剖析。从表1可以看出，庞德使用脚注的方式是在需要注解的地方用“*”号标注，然后在同页以脚注的方式对需要注解的信息予以说明。这三处注释分别出现在第71、75和83页。第一处是对“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一句的翻译，庞德译完这一句之后，发现该句“众”的繁体字写法“衆”在形状上为上“血”下“乑”，因此说“I think this has sense of the at its blood rite.（我觉得这一汉字最初有‘人们举行仪式歃血为盟’之意）”。这一注解是为了凸显庞德的表意文字法。第二处是庞德译完“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一句时，发现理雅各对“善”的翻译为“its good men（楚国具有美德的臣民）”，但庞德认为“惟善以为宝”中的“善”应为“fair-（善行）”，因此以脚注的方式列出，提醒读者他与理雅各二人对该词的理解存在差异。第三个注释是庞德译完“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一句后，对“足”字的理解进行注解，认为“the not only a of goods but also a sort of all along the of the .（这一汉字不仅表示商品的稳定流通，还表示整个流通过程中的货物存储的充盈）”。因此，通而观之，这三处注解都涉及对汉字的理解，而庞德之所以注解，是因为他对这些汉字的理解是从表意文字法的角度进行理解的，跟其他译家不同。其注解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其表意文字诗学在翻译中产生的效果，庞德《中庸》译本的9个脚注同样印证了这一点。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
３ //庞德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其他注释方法
除脚注以外，庞德的儒家经典翻译还使用了前言+译者注、术语表和文内注释3种方法，其注释使用的原则是“以意义自洽为宜”。
一是前言+译者注。如在自己翻译的《大学》中，庞德请好友方志彤撰写了《石经简解》（A Note on the Stone ），详细地介绍了唐石经中《大学》与《中庸》的情况；撰写了“译者注”，简单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及其思想在经世治国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翻译制作了“朱子语（Chu Hsi’s ）”，说明了《大学》在四书中的经首地位，指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就重要性而言“《论》《孟》次之”。在《中庸》中放置了“译者注”“朱子语”和“译者后记”，前者说明了《中庸》的结构与主要思想，次者阐述了《中庸》思想的重要性，后者则强调了孔子中庸思想在王朝兴衰更替中的作用。在《论语》译本中，庞德撰写了“序（）”和“新版本注（Note to This New ）”。在“序”中庞德介绍了《论语》的特点与孔孟思想的关联，在“新版本注”中庞德介绍了孔子的神圣地位、《论语》的特点、自己译文的特点和翻译的目的。这些材料可以归为“副文本（para-text）”之列，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有关译文必要的额外信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译者的意图、所选文本的特点和译本要传达的思想。因此，必要性和意义自洽是其用注的原则。
二是术语表（）或其他说明性文字。庞德在翻译中非常重视应用他的表意文字法。因此，在其《大学》译本中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术语表”庞德时代厚重翻译流弊的注释原则及原则与目的，对“唐石经”及“礻”“明”“誠”“愼”“德”“彳”“志”“得”“信”“仁”“道”“保佑命”“鬼”“厶”“儿”等17个汉字或偏旁部首进行了术语界定。如根据这一术语表的界定，“明”即“日月为明，光的整个过程，光之闪烁、接受与反射；因此指智慧。明亮、闪光。”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读者提供表意文字法索引，二是使术语表与文内解释形成互文，使译文更加科学。庞德的其他说明性文字主要有两类：一是他想重点强调的文字，如译完《大学》之后，专门增加一页（第91页），采用汉字与英文对照排版的方式再次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is the of ）”。二是通过增加文字，说明译文中部分引文的出处，如在《大学》译文第39页，他用“Shi King, IV, 3, 3,4”和“Shi King, II, 8, 6, 2”等斜体词标注“诗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和“诗云：绵蛮黄鸟，止于丘隅”的出处。再如他在《诗经》译文的各部分题目（如“国风”）下，以补充性文字（“FOLK SONGS or ‘ of the ’, ”）说明题目的意义。可见，庞德在译文中的注释，都有特别的深意和意图，都是为了准确传达孔子的思想，凸显其译本的可靠性与使用表意文法之后的特别效果。
三是文内注释。庞德的译文中采用文内注释的时候较多。以《大学》为例，《大学》译文不长，中英对照全文共89页，庞德使用文内注释9条（见表2，其中斜体文字为注释内容）。庞德非常看重《大学》中的秩序观，而作为儒家经典之首，《大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八条目”。通过仔细对比庞德在《大学》中所使用的9条文内注释可以发现，庞德的注释旨在以反复的方式，强调这八条目的重要性。为了说明这一意图，他在译文“术语表”的最后一条中说：“《唐石经》是指《礼记》卷第十九，该经将《大学》分为42节。庞德的早期笔记在书中的适当位置予以保留（THE STONE- title to the Roll of the book of , and the Great into 42 . Notes from E. P.’s are left where they were.）”（Pound 1951：23）。换句话说孟子称谓，庞德在自己的术语表中说明，他在后面的译文中会保留他早期阅读《唐石经》时的笔记，以此分享他阅读时的感受。具体而言，从表2可以看出，庞德在文内注释1中强调“道”的哲学地位，注释2凸显所选版本的权威性，注释3、4、6则分别强调对“新”“前”“诚意”的表意文字理解的重要性，注释7、8、9则提醒读者《大学》“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纲领与条目。可见，庞德9条文内注释，条条均有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凸显《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重要性，以此强调他的世界秩序观。
４ //结语
据前文论述，庞德的注释观可以概括为：在翻译中尽量少用注释，如果必须要用，须确保每一条注释都能意义自洽，能够服务译者的翻译目的，而不是像纳博科夫等同时代的译家，通过堆砌注释，达到文化理解的目的。克罗宁在总结20世纪初叶与中后期翻译规范的变化时说，“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强调学术性、准确性与文本明晰度是翻译的一个重要规范”，因而翻译家大量使用注释，但到了20世纪中后半叶，译文虽然“仍然继续以脚注的形式出版，但时代的标准却是尽量少用注释或将注释的使用控制在最低限度”，“如果非要使用，则须为其必要性予以辩护”（ 2012：376, 381）。可见，庞德翻译中的注释观是对注重文化阐释的“厚重翻译”时代规范的反叛，也是不同于汉学家学术翻译观的新的翻译观，不失为破除“厚重”的一股翻译清流，这种方式虽然是个人的、主观的，但在庞德、洛威尔等创新性译家的努力下，终于使时代翻译规范发生了变更与转换。
作者简介
祝朝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西方译论，翻译教学和当代西方文论。
引用格式
祝朝伟. 2023.庞德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注释研究[J].外语研究（0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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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详见纸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