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邪教 间接对话或“潜对话”的启迪作用
陈寅恪与张荫麟
身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在与他人有学术分歧时，态度也极为谦和，一般并不直接写文章和对方论争，而是以不提名或者在他文中以“附记”“注释”等方式间接表达，对此笔者称之为“间接对话”或“潜对话”。在此就以陈寅恪和当时另外两位史学大家张荫麟、朱希祖之间的学术分歧以及双方极有礼貌的具体“对话”为例，看看那个时代的大师如何在“商榷”中共同推进学术研究，又如何通过“论争”反而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这对今天学人之间的一些不正常“论战”也许有一些启迪作用。
欲说陈寅恪与张荫麟的有关学术分歧，要先说一下张荫麟这位“史学天才”。1923年，年仅18岁、考入清华学堂仅半年的张荫麟，在《学衡》杂志发表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针对梁启超对老子事迹之考证提出异议，史学界一时震动，梁启超也对他大加赞赏。之后其论著不断问世，被目为史学界最有希望之天才，深受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大家看重，如熊十力就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而陈寅恪更是说出“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这样的溢美之词，向傅斯年等人郑重推荐。
至于分歧之由来，则要从陈寅恪对龚自珍一首诗的评价说起。陈寅恪不仅以文史研究闻名于世，其诗歌也自成一体，卓然大家。就艺术特色而言，不仅有其父陈三立之风，且深受晚清大诗人龚自珍影响。他对龚自珍的偏爱，可从下面这首诗中看出：
蒙自杂诗（和容元胎）其一少年亦喜定庵作，岁月堆胸久忘之。今见元胎新绝句，居然重颂定庵诗。
此诗作于1938年陈寅恪在云南蒙自西南联大任教之时。容元胎即容肇祖，为国学大师容庚之弟，当时也在联大任教，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此诗中陈寅恪不仅表示喜爱龚定庵诗歌，而且说容氏诗有龚氏风格，自然是褒赞之辞。
也许是善于从“诗史互证”角度看待文学，陈寅恪以为龚自珍诗多有借古讽今之作，他对其《汉朝儒生行》的评价就是如此。龚自珍此诗写于道光二年（1822年），时龚氏正在京城。杨芳为清朝著名将领，字诚斋。曾于道光元年至三年任直隶提督，而龚氏好友魏源此时就在杨芳家坐馆。魏源离京赴杨芳处时，龚自珍还曾送行。因此，龚自珍对杨芳当比较了解。由于军功卓绝，道光帝曾封杨芳为一等果勇侯建威将军。作为汉人而能受到清廷重用，杨芳可谓罕见，自然也会受到他人特别满族将领的妒忌。陈寅恪认为，龚自珍此诗中自托为汉朝儒生，主旨就是劝告杨芳明哲保身，不要锋芒过于毕露，这也就是次年《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诗中“明哲保孤身”之意。
按照陈寅恪的学术地位，他既然这样解释龚自珍的诗，一般也就等于是定论。不过，还是有人敢于质疑，当然这“质疑”也要有底气。1933年，张荫麟在《燕京学报》第12期发表《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表示不同意陈寅恪之说，认为诗中所写之某将军不是杨芳而是岳钟琪。张荫麟文章发表后，陈寅恪以为不确，坚持认为该诗就是写杨芳之事。张荫麟遂再撰《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进行商榷，发表于1934年的《燕京学报》第15期。原文不长，不妨引在下面：
比闻希白先生言，尊意以为定庵《汉朝儒生行》所咏实杨芳事，拙考以为其中之某将军乃指岳钟琪者误。拙考所提出者乃一假说，未敢遽以颠扑不破也；苟有其他假说能予本诗以更圆满之解释，固不惮舍己以从。然尊说似不无困难之处。考本诗作于道光二年壬午《定庵诗自编年》而叙某将军再起定乱时已“卅年久绾军符矣”。然壬午以前杨芳踬后复起，定乱之事，仅有嘉庆十八年平天理教匪一次。自是役上溯其初由千总升守备（嘉庆二年）相距仅十一年，使所歌者为杨芳，定庵何得作“卅年久绾军符”之语？
然此诗遂与杨芳全无关系欤？似又不然。因先生之批评之启示，使愚确信此诗乃借岳钟琪事以讽杨芳而献于杨者。诗中“一歌使公瞿，再歌使公悟”之公，殆指杨无疑。杨之地位与岳之地位酷相肖似也。杨以道光二年移直隶提督，定庵识之当在此时，因而献诗，盖意中事。次年定庵更有《寄古北口提督杨将军》之诗，劝其“明哲保孤身”也。本诗与杨芳之关系，愚以前全未涉想及之。今当拜谢先生之启示，并盼更有以教之。
此文中的“希白”即容庚，时与陈寅恪同在北京且多有书信往来等，因此张荫麟应该是从容庚处获知陈寅恪对龚自珍此诗的解释。文中所说岳钟琪(1686～1754)字东美，号容斋，是清前期唯一的汉族大臣被拜为大将军、可以节制满汉诸军的官员，曾被雍正、乾隆分别誉为“当代第一名将”“三朝武臣巨擘”等。清康熙到乾隆年间，我国西南、西北边疆多次发生叛乱，岳钟琪等人率军平息，遂成为一代名将。根据张荫麟的论证，从龚自珍诗中所提及时间看，解释为写杨芳确实不如解释为写岳钟琪更加贴切。
不过张荫麟并没有完全否定陈寅恪，相反在陈寅恪说法的启示下，悟出该诗表面咏岳钟琪，但实为借此讽杨芳，因二者之地位境遇极为相似也。如此，则张荫麟和陈寅恪之最后观点其实还是基本一致，即认为该诗是龚自珍借历史人物讽喻杨芳不仅要明哲保身——不可只知为满清卖命，而且要珍惜自己地位，为消除满汉之见、为维护国家安定做出贡献。他们对该诗的分歧仅仅在于诗歌的具体内容究竟是只写岳钟琪事还是借写岳钟琪来咏叹杨芳事。自然，如今几位当事人均早已去世，已无法确认陈寅恪当年的观点是如何具体表述的，容庚又是如何向张荫麟转述，也就无法断定他们的见解到底有多少异同。
不过，还是可以从张荫麟的《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中看出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在该文开头，张荫麟就指出“定庵文久以怪诞著。余初读即疑其有所隐托，然命意所在莫能尽详也”。显然张氏对于龚自珍非常熟悉，一下就看出《汉朝儒生行》中“有三数语为极明显之自状”，但对于该诗其他部分，张荫麟却也“迷离惝恍，莫明所指”。直到1932年为纪念龚自珍诞生一百四十周年，他为写纪念文章再次阅读该诗，才由“关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绾军符矣”之句忽然想到，“此讵非指岳钟琪事？”然后查阅史料，发现岳钟琪之生平与诗中所言似无不一一对应。最后张荫麟又联想到龚自珍对清统治者所采取之不信任汉族大臣政策一向不满，遂确信自己的推断正确：“定庵生平对清朝之一段腹诽恶诅，流露于本诗及他处，已瞒过一世纪之人者，至是亦得白于世，不可谓非一大快事也。”
张荫麟的考证极为精彩和严谨，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之处中国国学邪教，就是未能结合当时汉族文人的思想状况以及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来阐释此诗，也就不能悟出该诗更深刻的意蕴。在陈寅恪看来，也就是未能做到所谓对古人“理解之同情”。龚自珍认为历代统治者对文人无非两种手段，即“约束之，羁縻之”。所谓“约束”就是采取严酷的高压政策，迫使文人就范，有清一代空前惨烈的文字狱就是例证，也就是龚自珍所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而所谓“羁縻”就是以怀柔方式收买文人，使其逐渐丧失自我和对统治阶级的批判能力。龚自珍以为，可以容忍社会其他阶层平庸和堕落，却不能容忍文人如此，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拯救那个时代的最后希望。
对龚自珍的上述观点，陈寅恪自然理解且有切身体会，戊戌变法以来的社会动荡、陈氏家族的命运还有王国维的自杀等，早已给陈寅恪留下沉痛记忆。陈寅恪指出该诗为咏杨芳事，就是试图通过阐释龚自珍诗歌的深刻寓意，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杨芳本为文人，后投笔从戎，曾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为清廷立下战功，却在鸦片战争中遭遇可耻的失败，以至被后人称为“马桶”将军。这个“马桶”将军的称号，说来十分可笑。那是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随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杨芳见英军洋枪洋炮太厉害，认为必有邪教妖术。此时有人告诉他，如果能将马桶尤其是女人的污秽物对准英夷的炮口，就能以邪制邪，英军炮火就打不准甚至无法开火。于是杨芳下令收集马桶，盛满女人的粪便、秽物，然后装上小船布满江面，并要求把马桶口对准英舰。结果可想而知，这些装马桶的小船在炮火打击下很快沉没中国国学邪教 间接对话或“潜对话”的启迪作用，英国舰队照样把清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杨芳只好乞求停战。这在当时便受到人们的无情嘲讽：“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杨芳的愚昧无知其实是那一代文人的悲剧，龚自珍希望他们多少能够有所改善，陈寅恪则希望这悲剧不再重演。
话说回来，不能苛求张荫麟没有理解龚自珍的深意，毕竟他的人生阅历比起陈寅恪来还是简单，假以时日他当会有更大成就。大概也就是为此，陈寅恪在张荫麟发表《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后，并没有公开回应。后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极为悲痛，特撰诗表示追悼：“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
陈寅恪与朱希祖
陈寅恪和朱希祖都是史学大家，不过一般读者可能对朱希祖不太熟悉。其实，朱希祖本为章太炎的得意高足，被章氏戏封为“五大天王”之中的“西王”，曾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虽然陈寅恪和朱希祖并非至交，但据朱希祖之婿罗香林回忆私交还是不错。罗香林曾受教于陈寅恪，其回忆当属可信。此外朱希祖日记中有不少两人交往的记录，可见往来还是较为密切。他们在1936年到1937年间关于李唐氏族渊源问题有一次学术论争，由于双方的显赫学术地位，更由于这一问题与当时面临的日本侵华危机密切相关，其意义就非同一般。
据朱希祖日记，1936年3月，他在读胡怀琛所写之《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时，对于胡怀琛所说李白是突厥化的汉人之说“未敢深信”，遂回忆起陈寅恪此前所写有关李唐氏族渊源的一些文章，对于陈寅恪所说唐太宗先世为鲜卑人之说也“未敢深信”，于是萌生出撰写论文与陈寅恪商榷的念头，并最终写出两篇论文刊登于《东方杂志》，而陈寅恪也写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刊登于史语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示回应。
陈寅恪有关李唐氏族渊源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31年，朱希祖为何到1936年才想到撰文商榷呢？表面看，似乎是因为看了胡怀琛的文章。其实这只是诱因，且胡氏文章也明显受陈寅恪影响，后者曾写有《李太白氏族之疑问》，明确指出李白是西域胡人。朱希祖对胡、陈观点之所以不满，更深层次原因与当时所面临日本侵略的民族危机有关，其背后所彰显的是历史观的差异。1936年2月日本发生未遂政变，主战的少壮派控制了日本政局，朱希祖在日记中感慨从此“中国愈危矣”。也正是这样的刺激，使得他在看待陈寅恪等人的学术研究时，更多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才对李唐氏族之起源可能与胡人有关的说法不满。认为大敌当前，如此说法容易为外敌入侵提供借口。总之在科学史学和民族主义之间，陈寅恪更注意前者，而朱希祖则更多从民族立场出发。
其实在此之前，朱希祖就已经对古代典籍中有关少数民族记录的处理方式很是敏感。在1936年1月3日日记中，朱希祖对清人恽毓鼎编撰的《前秦书》之编纂方式表示不满，并以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作为比较。崔鸿为北魏史学家，所撰写之《十六国春秋》是第一部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史，在史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朱希祖认为，崔鸿的改国书为录，正其纪为传，体现了尊中国而抑外族的主旨，值得赞美。而恽毓鼎则仍称为书，尊而为纪，朱希祖对此斥曰“为之奴，抑何自轻其种族如此耶？”认为同样是身仕异族，崔鸿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而恽毓鼎则奴性十足，应予痛斥。
相比之下，陈寅恪认为中国历史上大凡种族与文化问题，文化总是重于种族，所以即便出身胡人，但如果已被汉化，则可认为是汉人。反之亦然。陈寅恪认为汉民族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接受和融合了很多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无论汉族还是胡族等少数民族，其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朱希祖认为汉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对异族文化进入多少持排斥态度。此为两人之根本分歧。
如此，陈寅恪与朱希祖争论的重点就在于，当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之重大危机之时，提出“李唐氏族之起源于胡人有关”这样的观点是否不合时宜？类似问题其实很多还有。如抗战初期沈从文就提出“作家与抗战无关”的观点中国国学邪教 间接对话或“潜对话”的启迪作用，认为战争时期每个人职责不一样，有些人去前线，有些人可以专心学术或创作，但都有利于整个民族。显而易见，这样的观点很容易招致一般大众的误解。至于孰对孰错，确实很难断定。
回到朱希祖与陈寅恪的争论，由于李唐氏族起源是纯粹学术问题，普通大众并不熟悉更不关注，社会影响本就不大，所以朱希祖对陈寅恪的不满多少有些过分。而且既然是学术问题，则陈寅恪所言是否正确，朱希祖必须回答。
关于李唐氏族问题，陈寅恪曾在1931、1933年和1935年写了三篇文章论述，对此朱希祖撰写了《驳李唐为胡姓说》进行论争，此文发表于1936年第33卷第15号《东方杂志》。陈寅恪则在1936年写了《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以为回应，发表于当年的《中研集刊》，但一如既往行文风格，并未有明确回应朱氏文字，只有“庶几因此得以渐近事理之真相，傥更承博识通人之训诲，尤所欣幸也”等委婉说法。之后，陈垣弟子陈玉书，将陈寅恪新撰写的《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一文给朱希祖看，朱希祖见陈氏文章“仍主张李唐先祖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决定再次撰文反驳。陈玉书本名陈述，以研究辽金史著称，与朱希祖、陈寅恪也多有往来。他显然知道二人在论争，才把陈寅恪新发表论文给朱氏看。这一次朱希祖仅用两天时间即完成《再驳李唐氏族出于李初古拔及赵郡说》，后发表于1937年的《东方杂志》第34卷第9号。但可能因为当时抗战爆发，抑或其他原因，陈寅恪并未再作回应，双方论争告一段落。
直到1941年，陈寅恪出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中有提及李唐氏族起源的内容，自然是他比较成熟的意见。关于李唐皇族之女系母统方面的血统，陈寅恪指出：“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因此问题重点在于其男系父统是否有胡族血统。陈寅恪以极为详细精准的考证，从七个方面论争李唐氏族的起源，最后结论如下：“故今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或不致甚穿凿武断也。”据陈寅恪考证，“初古拔”当时是较常见的胡名，汉人李初古拔因军功被赐胡名、进而胡化，这在当时很是常见，而李重耳则实无其人。至于李唐氏族父系血统，陈寅恪的结论是：李唐先世本为汉族，或为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之“破落户”，或为邻邑庶姓李氏之“假冒牌”，“既非华盛之宗门，故渐染胡俗，名不雅驯。……适李虎入关，东西分立之局既定，始改赵郡之姓望而为陇西，因李抗父子事迹与其先世类似之故，遂由改讬陇西更进一步，而伪称西凉嫡裔。又因宇文氏之故，复诡言家于武川，其初之血统亦未与外族混杂。总之，李唐氏族若仅就其男系论，固一纯粹之汉人也。”
纵观陈寅恪的几篇论文，观点有所变化。如第一篇《李唐氏族之推测》指出“李唐先世疑出边荒杂类，必非华夏世家”，第二篇则认为“总而言之，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而他的《三论李唐氏族问题》，则是直接针对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后者曾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反驳陈寅恪的前两篇文章，因为在这两篇论文中，陈寅恪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金井之忠认为，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对此陈寅恪提出反驳，考订李唐氏族至少在李渊以前，其血统并未与胡族混杂。
很明显陈寅恪并未坚持李唐氏族起源于胡人的观点，而且在《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中直接反驳了日本学者金井之忠，也许已经考虑到中国所面临的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朱希祖为何还要撰文进行反驳？
对此，汪荣祖先生在其《陈寅恪评传》中有精到评价。他认为，由于陈寅恪最后已经认为“李唐先世本为汉族”，则陈、朱两人争论的焦点其实是李唐先世究竟是出自“赵郡”还是“陇西”，陈寅恪认为源出“赵郡”中国国学邪教，而朱希祖认为“陇西”。陈寅恪的考证利用了很多不为官书重视的私家记录等，而朱希祖更重视官书，认为官书之外的史料如果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则不如维持原说为是，其内心其实还是宁信官书不信私录的想法。而陈寅恪认为且不要说私录自有价值，即便是伪书、伪材料，如果能将其视为“伪”，则伪材料就变成真实的“伪材料”，同样有学术价值。
那么，是否朱希祖的意见就不值得重视？那也不是。朱希祖毕竟是史学大家，为了撰写这两篇与陈寅恪商榷之文，他耗费了很多精力。从其日记中得知，从1936年3月萌生写文章反驳陈寅恪，到第一篇文章写出，朱希祖不仅翻阅了新旧唐书中有关李唐世系的内容，而且阅读了《周书》《北史》《西凉录》以及刘盼遂等人的文章，进一步熟悉有关资料。然后朱希祖再次阅读陈寅恪的三篇有关论文，初步确定撰文反驳的重点。然后花费整整一周时间，《驳李唐为胡姓说》第一稿才完成。正当朱希祖准备对文章进行修改时，却被另一件事情打乱，这就是关于明成祖生母问题的论争。1936年4月5日，也就是朱希祖写完初稿次日，他看到傅斯年的弟子李晋华所写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及傅斯年所写跋文，以及吴晗所写《明成祖生母考》等文章，马上决定给予反驳。原来，李晋华、傅斯年和吴晗等人均对明成祖生母为谁进行了考证，认为绝非马皇后，而很有可能是少数民族出身的妃子，要么是高丽人碽妃，要么是蒙古族妃子，换句话说就是绝非嫡出而是庶出，且母亲可能是异族。可想而知，这论断也是朱希祖绝对不能同意的，所以他很快撰写了题为《再辩明成祖生母》的文章给予驳斥。此时的朱希祖可谓是两面作战，一面要与陈寅恪论争李唐氏族起源问题，一面是与傅斯年、吴晗等人商榷明成祖生母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同样可以归结为种族与文化问题。
总之，朱希祖与陈寅恪的争论，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不过，由此争论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回味。据张溥泉先生回忆，朱希祖直到晚年仍认为“陈寅恪虽精于史学，立异好奇，以唐太宗明成祖非中国人之类，正是其短处”。朱希祖甚至将陈寅恪与顾颉刚等“疑古派”相提并论，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却是门派之见——对明成祖生母问题提出质疑的傅斯年，正是顾颉刚提出“疑古”思想的有利支持者，只是傅斯年后期的态度有所转变而已。然而，把陈寅恪和顾颉刚相提并论并不恰当，因为陈寅恪曾明确对“疑古派”有所质疑。据蒋天枢先生回忆，陈寅恪认为历史研究中的“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所谓“滞”就是死板，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而新派的所谓“诬”就是简单以外国的科学理论解释中国材料，看似有道理其实很危险，这一派大都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显然，陈寅恪所指就是胡适、钱玄同和顾颉刚等人。
最后，回到李唐氏族之起源问题，陈寅恪其实早就认为与胡族有关，只是没有确切证据而已。据吴宓在《空轩诗话》中所记，早在五四时期陈寅恪就指出：“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中国国学邪教，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而唐代文学特富想象，亦有于此云云。”说来说去，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研究纳入一个大中华文化形成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则无论李唐氏族源出何处，都无损于盛唐王朝的伟大与辉煌，而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时而雄起，时而埋没的各个少数民族，其实与汉族一样，都为中华文化的繁衍兴盛做出了贡献，理应得到后人永久的尊重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