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新出土北魏王钦墓志书法考论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理事、通讯主编刘迪
新出土北魏王钦墓志书法考论
刘迪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都著录了墓志，主要是引证志文，考辨史事。清代中期“金石学”复兴以来，碑石铭刻的文献与艺术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重要的出土文献载体之一的墓志，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既是一个时代人物、事件的缩影，也具有文献、文学、文字学、书法艺术等综合特点。新出土的墓志资料，字迹优者可资临池，亦可窥文字之演变，内容往往可以证史补史。近年来在河北曲阳一带发现的《北魏王钦墓志》，就是一方这样颇具特色的新出土墓志，现就其文献、文字与书法艺术方面，略作解读如下。
一、墓志概况
《北魏王钦墓志》，正书，志文连续书写于二石石面，第一石纵37.5厘米，横37.5厘米，14行，满行14字，纵横齐列；第二石纵42厘米，横42厘米，14行，满行3至16字不等，末二行“魏故曲阳令王明府志铭”，应本为志盖内容。这样书于二石的志文形式非常少见，可能是书丹者照单抄录，缺乏计算。
据志文所载，王钦字世明，中山北平人，起家散员郎（散骑员外郎），曾出使邓至羌，除易阳令、平州功曹参军、曲阳令。神龟元年（518）三月二十六日卒于曲阳，次年，嗣子始文为志铭颂德行以葬。
此志仅见拓本，具体出土地点、时间及现藏所均不详。据志文，北魏神龟二年（519）二月十日葬于曲阳乡原崔敬邕墓志书法特点，其地据考即今河北省曲阳县、满城县一带乡间。
二、关于《北魏王钦墓志》的相关史地
王钦历仕易阳、曲阳县令。志铭中不乏“循俗应时，德泽自流；因物制宜，仁风自靡。”“单父潜导，中牟密化，何以尚兹”之类溢美之词。据《魏书》志第五《地形二上》，易阳，前汉置县，属赵国。后汉建安年间改属魏郡，晋属广平郡，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并入邯郸县，寻复分置为县。中山郡，汉高帝置，景帝三年改为国，后改。领县七：卢奴、上曲阳、魏昌、新市、毋极、安喜、唐。因此《北魏王钦墓志》中所谓曲阳，应为北魏时所改原下曲阳县所在地，即今晋州市鼓城村附近，而非今保定市曲阳县的汉晋定州钜鹿上曲阳故地。
《北魏王钦墓志》全篇语言精炼，骈散结合，用典恰切，可见撰文者王始文较高的文化修养。志文中两点值得注意：一，王钦为“武都太守之曾孙、本郡府君之孙。”武都即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是北魏仇池杨氏割据地方政权所在地。“本郡”应指南北朝时的中山郡（今河北省定州市），“府君”应为太守一级的地方高官。撰文者王始文在志文中并没有直接指出王钦曾祖、祖父的名讳，或因世家大族皆有谱牒，不必缕述。二、王钦仕宦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曾出使邓至羌，往返复命，宣扬得体。
邓至国为西羌一支白水羌所建地方政权，提挈于魏，时通江左，与南北朝皆有往来。邓至城大致在阴平故城西北，即今岷山以北、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鹄飞镇一带（相传三国时魏国名将邓艾伐蜀时曾至此，故名）。《魏书·世宗纪》：永平二年（509）六月“辛亥，诏曰：‘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辄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八月丁未，邓至国遣使朝献。戊申，以邓至国世子像览蹄为其国王。”宕昌为西羌的一支，《魏书》《梁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有传，魏晋南北朝时活动于今甘肃省南部白龙江中上游（今宕昌县）一带，与邓至皆是著名的羌族部落，风俗习惯亦大致相同。今西安碑林有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宕昌公晖福寺碑》，原立于陕西省澄城县李润堡，为宕昌羌豪酋王遇、字庆时（本姓钳耳，《魏书》卷九十四有传）所立，用笔方峻端整，方圆兼备，风格遒丽，为早期的魏碑名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将《晖福寺碑》与永平四年(511)的《郑文公碑》同列为“妙上品”，并推崇说：“《宕昌公晖福寺碑》书法高简，为丰厚茂密之宗，隶楷之极则。”可见邓至羌与宕昌羌都是汉化程度较高的羌族部落，这与他们与南北朝政权始终保持着密切往来不无关系。
据上可知，王钦出使邓至，应在当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邓至遣使请蕃、“遣贡不绝”之后的某一次。
三、《北魏王钦墓志》的书法价值
出土于河北定州地区的《北魏王钦墓志》是一方具有浓郁“民间书风”色彩的北魏墓志，代表着粗率雄强一类“魏碑”书法的风格。其书法风格华丽，意境高远，笔情墨趣洋溢于楮墨之间，堪称近年来新见魏碑的上驷。
北魏书法及其发展演变，代表了北朝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而古朴厚重、刚健雄强、锋芒劲利、欹侧奇正的北魏书风，成为北魏书风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重要存在；一些代表了北魏书风流变的作品，或多或少保留了北魏庙堂正体的内在气质。据志文，《北魏王钦墓志》书刻于北魏神龟二年（519）十月入葬之际。这为我们考察此志的书法风格提供了参考坐标。此时，北魏鲜卑政权入主中原的百余年来，特别是经过孝文帝迁都以来二十余年的力行改革，呈现出明显的汉化特征。反映在书法方面，楷书经过魏晋南北朝三个多世纪的演变，至此时已臻成熟，隶书的笔画特征已不明显。在文字学方面，北魏政府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家教育，整理字书，“初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永为楷式。”一方面由于南北分类，文化发展的地域性阻隔等时代特点，当时南北朝的文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碑别字），诚如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所说：“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刘迪新出土北魏王钦墓志书法考论，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徧满经籍。”《北魏王钦墓志》就是这一时期碑别字滥用铭石书法的代表，可见当时文字流传与舛讹情况之一斑。
一件铭刻作品的完成，至少要经过书丹与镌刻两个阶段，书法上乘的字迹，由技艺精湛的刻工镌勒，铁笔传神，能最大限度地传递原作墨迹的精神与书写特点，成为后世临池学习的范本。这样的铭刻，以北魏洛阳皇家的墓志较多。有的刻工，在镌勒的时候，并未完全忠实于墨迹，而反映了更多雕凿的痕迹，实际上是书丹者与刻工合作的成果，呈现更多的“斧凿之痕”。这种粗率的视觉效果，对于后世碑学书法的取法与鉴赏，反而有妙手偶得的意趣。这种风格的北魏铭刻，以《张猛龙碑》（正光三年正月）、《耿寿姬墓志》（神龟元年三月）、《寇凭墓志》（神龟元年七月）、《崔敬邕墓志》（熙平二年十一月）等为代表，代表了魏碑书法雄强恣肆一路的书风，晚清以来，被康有为等金石书法家们誉为魏碑极轨。其中，《耿寿姬墓志》的志主为文成帝嫔妃，籍贯定州钜鹿曲阳，卒于神龟元年，与王钦卒年相同。其父绍，建中将军、魏郡太守；母吴，其父为临颜、白马二县令，其兄及父弟之息皆任曲阳本县令或郡功曹刘迪新出土北魏王钦墓志书法考论，此志书法大气磅礴，方圆兼备，波磔飞扬，是书、刻皆善的“邙洛体”魏碑精品。《北魏王钦墓志》在书风上与《耿寿姬墓志》等大致属于同一范畴，而与著名的北魏摩崖石刻《郑羲上碑》（永平四年）更为接近，从《北魏王钦墓志》书刻的草率与错漏字较多的现象分析，此志应出于底层的匠人之手，而非撰文者所书。由于书写时缺乏规划，刻手笔画疏略，志文草草书刻于两石之上，字形大小错落，反而更多反映了刻工斧凿的痕迹，有了天真烂漫的书写意趣。
《郑羲下碑》是北魏国子祭酒、司州大中正郑道昭为其父于山东光州（今山东莱州市）云峰山上镌勒的摩崖石刻，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特别是乾嘉至民国以来，受到中外书法家的青睐，推崇备至，认为是“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谭》）的极轨。叶昌炽更称誉《郑羲上下碑》《论经书诗》云：“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于文明。其笔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褚家，皆在龙罩之内。不独北朝书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而远在定州的《北魏王钦墓志》一些字的写法，与《郑羲下碑》的形态、神髓高度暗合，这说明《北魏王钦墓志》虽然出于底层的工匠之手，但是其书法艺术风格与“庙堂之书”非常接近，这反映了北魏书法风格传承性与地域影响。
北魏书法经历了由古朴静穆趋于华茂多姿，由刚劲括利、雄强厚重趋于刚柔相合、轻灵飘逸相辅的发展流变历程，尤以民间书法作品，更多率性随意之笔，刻意张扬了书家的自我性情与风貌。而对于北碑书法在创作中的取法，是临池者通过对碑铭镌勒字迹、特别是经过传拓所得拓本书迹的观察与理解，通过柔软的毛笔在纸上进行再创作而体现出来的。诚如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评价北魏书法所云：“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是故，清末民国以来，由于金石学的复兴，碑学、帖学的消长，北魏墓志作为“魏碑书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越来越引起书法家的重视，其中以洛阳北邙山一带出土的北魏墓志，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书法发展与艺术水平，为艺林所珍，有“北邙体”之称。北邙魏志的墓主多是地位显赫的王侯将相，地位较低者或庶民的较少。其书丹者多为国家级层面的书手，代表了庙堂书风，镌刻也精工传神。立足于以上文化视角可见，《北魏王钦墓志》具有比较明显的北魏“民间书法”的地域书风，代表了北魏迁都之前主要统治地域河北地区民间书法的古朴书风，蕴含了较多的隶书意韵，从而可以看作是与“北邙体”魏碑书法比较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由此我们也可以拓展对北魏书法研究的视野。
如比《北魏王钦墓志》早二年的《崔敬邕墓志》，熙平二年(517)刻，全称《魏故持节龙骧将军督营州诸军事营州刺史征虏将军太中大夫临青男崔公之墓志铭》，被誉为“六朝志石之冠”，此志书法方劲雄奇，用笔清俊劲爽，笔致圆浑，法度谨严，排布端匀崔敬邕墓志书法特点，气象清穆。俯仰提按，轻重分明，动感极强。又如有“魏碑第一”之称的《张猛龙碑》，刻于正光三年（522)，比《北魏王钦墓志》晚三年。其书法方笔、圆笔变化多端，结字长方，中宫紧收，呈放射状舒展，奇正相生。在体现魏碑劲健雄强的同时，也兼有俊秀妩媚之姿；在保有凝重浑厚的同时崔敬邕墓志书法特点，也注重兼有笔画的轻细厚实，清逸流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称其：“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北魏王钦墓志》与《崔敬邕墓志》《张猛龙碑》颇有相近处，孙伯翔曾说：“《张猛龙碑》是正体变态之宗。”《北魏王钦墓志》的笔画细劲、清朗，大笔、主笔多用重、涩隶法运之。通篇书法较自觉地以无棱角而较圆润的笔法，消解了刚劲括利的魏碑笔意，线条对比突出，方圆兼备，从而在书写上更具有笔墨情趣。志中很多字已改变欹斜倾侧取势的态势，而出之以横平竖平的方正写法。在结体的欹侧取势方面，注意方正、横宽或长方、斜长方的变化。书法线条注重轻重动静的结合，如“澄澈清流”四字；有的字甚至在一笔线条之中，也重轻重流动变化，如“幼”“平”“方”等字的写法。
另外，《北魏王钦墓志》结体严谨，布局生动自然，笔致散逸活泼，更多彰显了书家个性与魏碑书法的金石气息。这也给了我们提供了观摩其严谨与纵恣书风并存的机缘，平添了鉴赏的魅力。
本文原刊《中国书法》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