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情思之直出萧子显为“直”
古代诗文创作发达，亦有各种创作范式。在各种范式中，最著名、至今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是主张苦心孤诣，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一诗千改始心安”（袁枚）、“为文须千斟万酌感性情思之直出萧子显为“直”，以求一是”（郑燮《词钞自序》）。然而，还有一种与此完全相反的范式，其反对精心酝酿构思，反对千番推敲、万般润色，反对苦心布置经营，总之，反对一切理性思维主导下的绸缪和创造，认为如此创作的诗文方为高格。这种创作范式可用“直出即是”四字提要钩玄，其中包含着文学创作的源始范式和后起的一种颇有深意的创作理念。
感性情思之直出
萧子显为“直出即是”创作范式的实践者和倡导者之一。他言自己创作的情形：“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特征和儒家思想的内在联系，不以力构。”（《梁书·萧子显传·自序》）《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创作应“委自天机”、“勿先构聚”；从文中对“三体”文学的批评看，萧子显亦反对下笔成文过程中的“力构”，故而，文末“赞”语总结道：“学亚生知”，“文成笔下，芬藻丽春”。《梁书》载萧子显“颇负其才气”，然而，在萧子显那里，“不以力构”并不是他恃才之举，亦非才子方能为，而是创作者当有的创作理念。
萧子显因何会主张“直出即是”？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文学观念和逻辑。《南齐书·文学传论》：“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在不同的使用者处，“情性”的所指常有不同的偏重，有的偏于“情”，有的偏于“性”。萧子显所谓的“情性”属于前者，如《南齐书·文学传论》基于文坛之弊提出：“谈家所习，理胜其辞，就此求文，终然翳夺。”萧子显主于“情”的文章观可上溯到儒家的文学本体论：“诗言志”。与这种文学本体论相应的文学发生论，以“感物”为创作灵感、创作冲动产生的原因。据此发生论，创作不需精心酝酿构思，感物而有情，有情便有诗。感物过程中萌生的情思因于物、因于观物者之心，情思之所因会随时空的变换而变换，甚至转瞬便不再，因而，从感物到下笔成文不能有理性思维的过程。惟有“直出”，文章才会成为“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由此可见，“直出即是”实为儒家文学本体论内在要求的创作范式，《诗·国风》《古诗十九首》等都属于“直出即是”类文学，它是文学创作的源始范式。
“直出即是”的诗文是何等样的诗文？其直出者为感物过程中萌生的情思，以“情”胜。这种诗文是因创作的直出性质而“是”，还是因所直出者而“是”，需细辨。儒家文学观关注文艺所表达的情绪和情感，视其为国政的镜像，并因此十分重视文艺；《南齐书·文学传论》谓“直出即是”的创作过程：“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特征和儒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气韵天成。”对于直出之文，天成的气韵来自感性情思及其自然流动。从这些观念看，情思及其自然流动被视作文学书写的价值之所在、美的存在，承担了全部的诗性。而无论是在儒家的文学观中，还是在萧子显的著述中，“情思”都没有因人的贵贱或其他要素而有价值差异。
如何“直出即是”？“感物”既为创作冲动产生的原因，对世界敞开怀抱、观世界就是必要的主体活动。至于观照的世界，儒家文学论偏重人伦社会，如《诗大序》中的“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萧子显则偏重于自然风光，如其描述的催生创作冲动的感物：“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特征和儒家思想的内在联系，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梁书·萧子显传·自序》）另外，在这种创作范式中，虽然感性情思承担了全部的诗性，但就创作实际而言，心灵之敏钝关乎创作冲动的有无，文笔之好坏关乎文章的高下。博学多思有助于敏感心灵、班马文章的养成，当为这种创作范式的充分准备。《梁书》亦载萧子显“好学”；《南齐书·文学传论》评述时文称赞一些文章“博物可嘉”感性情思之直出萧子显为“直”，博学是博物的途径之一。
悟性世界之直出
感性情思之直出为诗文创作的源始范式，较易解，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后起的“直出即是”范式，这种范式玄妙且有其深意。
王夫之《姜斋诗话》：“‘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王夫之所谓“会”，即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通达世界的特殊方式——“悟”。王夫之此说蕴含的创作理念，一则将书写悟性世界置于极高的文学地位；一则认为这种居于极高地位的文学在创作过程中不需理性思维介入，如其例举道：“‘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姜斋诗话》）
悟性世界的文学书写过程不仅不需理性思维介入，而且理性思维无法介入。早在唐时，就有诗论指出了这一点，如权德舆谓灵澈诗境，“诸生思虑，终不可至”。唐以后不断有诗论重申这一点，并点明其中关窍，如：赵孟若为《白云集》作的题词中言道，“拈花微笑，梦草清吟”未尝有二，皆“不可思议”。王士禛谓“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却下水精簾，玲珑望秋月”等句妙谛微言，与“拈花微笑”等无差别。（《画溪西堂诗序》）因何拈花、因何微笑，尽因心之所会超越语言、超越逻辑。王士禛所谓诗中妙谛即赵孟若点明的“不可思议”。
理性思维不能介入对悟性世界的文学书写，应当秉持和践行的创作方式和理念就唯有“直出”。然而，悟性世界不同于感性直觉的世界，又与理性思维相抗，这决定了此类“直出”文本的特殊。感性情思之直出，语言素朴，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和反映世情的作用；悟性世界之直出，往往语言清透玲珑，指向未被语言和逻辑归化的世界，也拒绝将其归化，从而言而未言，创造出一种“沉默的文本”“宁静的文本”。这类文本在创作者方面要求的是“悟性”，在欣赏者方面吁请的是“意会”“以心传心”式欣赏。
感性情思和悟性世界，皆非理性思维主导。当下世界，不管后现代思潮如何不满现有的理性，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推崇理性思维。无可否认，这是人类文明当有的思维选择，但也因于此，愈应警惕理性对于感性情思和悟性世界的侵蚀和遮蔽；另一方面，现代文艺创作尤其是西方的文艺创作，很早就出现了观念先行的情形，并且愈演愈烈，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以上，如果文学还保持着反映我们的现实处境、启发我们对世界进行深入思索和体验等功能，那么感性情思之直出、悟性世界之直出，依旧为文学的价值所在。就此而论，“直出即是”这种诗文创作范式及其内蕴的文学观念，应当在传统文学观念和创作范式创新性发展的视域当中。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13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