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预衡先生与散文史的书写
文/余兴亚
郭预衡先生，生于1920年，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留校担任余嘉锡先生助教，同时考取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生，1947年毕业，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是中国当代重要的文学史家。
郭预衡先生一生辛勤耕耘，著述颇丰，学术研究以古代文学史和散文史为重，他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如中国文学史方面就有《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散文史方面有《中国散文史》、《中国散文史长编》、《中国历代散文精品》、《中国历代散文选注》等。总体看来，由简至繁，兼顾作品选，自成系统，体大思精。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方面着力甚多，对散文史应当如何书写颇有见解，编写散文史必定是一个长期积累、思考和撰写的过程，在《中国散文史》的序言中他提到，对于这部散文史，他曾有三点“奢望”：一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自身的传统；二是不从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的角度，而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三是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郭先生虽谦称为“奢望”，但他在散文史的书写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将此种理念落实到了笔端。本文拟以《中国散文史》中的明代散文部分为例，来具体地体会郭预衡先生治学之功力及成就。
第一，郭预衡先生治散文史极重考据和史实，一切阐释都是从历史本身出发。他自称“受业大师，服膺鲁迅”，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郭先生治学著述的学业根基和学术倾向。大师是指余嘉锡先生和陈垣先生，他在回想当年师从余嘉锡先生时，提到余先生讲授目录学时，于经史子集四部，特重史学，且“先生考史，也非仅作史实辩证，而往往结合现实，有感而发。”；[①]而陈垣先生本身就是治史大家，在治史方面对郭预衡先生更是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外，郭先生在论文《怎样读明清散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我想，读明清两代的散文要比读其他时代的文章，更多读一点历史。”[②]、“以明代而论，其文章特点，都与作者及作者所处的社会状态相关，这就不能不读历史。”[③]、“我一直相信鲁迅的话：‘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④]郭预衡先生在治学方面受到鲁迅先生的影响很大，他在自述生平的文章中提到曾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任教期间反复研读了《鲁迅全集》，对鲁迅先生“治学要先治史”、“读史可以知今”、“要重视野史和杂史”等主张是深深服膺的，于是在书写散文史的过程中，格外重视如何在“史”的前提和背景下书写散文，便是郭预衡先生笔下的散文史有别于他作之处。
在《中国散文史》明代部分，郭预衡先生首先在章节概论中对明代散文进行整体观照：“明代是个文章变化颇大的历史阶段，在此之前的金元两代之文都是承袭宋代的儒学传统，这两代的文人，也多是儒生，但明代之文，最初承袭了宋代的儒学传统，而在以后的三百年间，文风屡变，到了晚明，便突破了这个传统，而别开生面。”[⑤]关于明代文风不同于宋金元的别开生面，郭先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论文《“有明文章正宗”质疑》中认为“明文之正宗，也许不在宋濂以来株守元儒传统的诸君子，而在姚江以来攻乎异端的诸狂士。”[⑥]抛却明初台阁之文及前后七子复古之文等明代散文类型流派，将晚明以李贽的散文为代表的文章看作有明一代的“文章正宗”，是郭预衡先生结合明代历史，关注散文发展到明代的特殊性，从而提出的创见。
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郭预衡先生以自身的史学和文学涵养为依托，建立起自身的散文史叙述模式。首先他以时代为划分，将整个明代分为初期、前期、中期、后期以及明清易代之际，在每一个时期内又以皇帝年号或文学流派为坐标，列举出该时期或该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进行具体的阐述，如将明代前期划分为三杨台阁之文、三杨同辈之文、其他阁臣之文三部分；将明代中期大致分为讲学诸子之文、弘治诸子之文、吴中诸子之文、嘉靖诸子之文、万历诸子之文、公安之文、竟陵之文等几大部分，他并没有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分类方式，而是将以年号划分和以群体流派划分这两种划分方式融合在一起，非但不显杂乱，反而由于结合了历史的眼光，对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进行先行论述，没有以单纯的文学演变或文学现象为分类标准而使得散文发展的与社会规律的关系体现得更为清晰。而后在不同的分类之下，郭先生以文苑传记式的叙述模式，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散文作者进行单独论述，不同对象的论述方式不尽相同，但总体看来郭先生往往采用一种首先结合史实介绍作者生平，其次以《明史》、《明实录》、《明史纪事本末》或《明儒学案》等史书或与其相关之人的文章为坚实的论述证据、以作者自序或自述以及时人对其人及其文章的评价作为还原文人创作背景和创作心理的依据，而后自然还包括列举具体作品以提供直观阅读感受，最后以后世的评价或郭先生本人的论断为总结的论述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将一系列散文作者进行最大程度地历史还原，使得散文创作回归到其本来的历史语境当中。
方孝孺
以方孝孺为例，首先进行生平简介：“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年二十，得宋濂为师，在宋濂门下，他深受赏识。洪武十五年，被荐于朝，洪武二十五年，又被推荐，任为将仕郎，汉中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之师，且题书斋为正学，世称“正学之师”。建文初，召为翰林院侍讲，升为侍讲学士，文学博士，侍惠帝左右，备顾问，这是惠帝与燕王朱棣发生帝位之争，孝孺为朝廷出谋划策，草拟文檄，效忠惠帝，不遗余力。建文四年，燕王攻陷南京，惠帝不知所终。孝孺被俘。燕王令草诏书，孝孺抗辞投笔，不屈而死。终年四十六岁。[⑦]”这段生平除来源于《明史》之外，同时引用了其他文章，如关于方孝孺师从宋濂且深受赏识之事，分别引用方孝孺《题太史公手帖》中“某年二十，获见先生于翰林，遂受业于门。”以及《谢太史公》一文中“某少颇自负，长而无成，自入执事之门，然后得窥见圣贤堂序，粗识修史行事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称说，闻者未深晓，多相怪骇，独执事见之以为当然。”此种属于其自述自评，除此之外还有他人之文相佐证，如引用宋濂《送门生方孝孺还乡诗并序》中的文字“生精敏绝伦，每粗发其端，即能逆推而抵于极，本末兼举，细大弗遗，见义论著，文义森蔚，千变万态，不主故常，而辞意濯然常新，衮衮滔滔，未始有竭也。
”[⑧]乃至引用了朱元璋本人的话：“此异人也，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这样的书写方式较之于仅陈述出其生平更为清晰、真实和直观。在论述过程中，郭预衡先生常常以描述对象自己的文章作为论述依据来表明其创作观念和倾向，比如在这里，就摘录了方孝孺自己关于文章写作的一些说法：“为文‘明道’，孝孺自己也反复言之，例如他在《与舒君书》中说：‘盖文与道相表里，不可勉而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六经、孔、孟，道明而辞达者也。自汉以来，二千年中，作者虽有之，求其辞达，盖已少见，况知道乎？’又在《送牟元亮、赵士贤归省序》中说‘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尤不文也。’”[⑨]此外，郭先生常常会引用时人或后世之人对叙述对象的评价，如“倪元璐为《逊志斋集》（方孝孺文集）作序：‘先生以一言沉十族不悔，文皇帝一怒族先生亦不悔，盖皆以甚重其文章之故’关于孝孺的文章，当时和后代，评价甚高，清俞化鹏撰《重辑方正学先生文集序》称：‘先生之文，如万斛原泉，随地奔涌，博综经济，穿贯天人，其中无所不有，而大旨一归于明道。韩、欧、程、朱要非二人，世间久有定论焉。’”[⑩]孟子所谓知人论世，经过结合史实对散文作者生平的讲述及当世之文中对作者的描述，散文史的学习者在具体阅读散文之前就已经对作文者有了真实可感的印象和认识，人与文常常可以相互印证、相互成就。
既是散文之史，故在此之后，往往正式引入该散文创作者的散文作品，引用的篇目或多或少，题材各异，使得读者可以在初步掌握了作者生平、散文创作理念和自我表述之后直观地感受散文作品本身，这样的书写模式便达成了郭先生自己所说的第三点“奢望”：“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但也避免脱离作品实例而发令人不知所云的长篇大论”。最后则是后世对该作者的“盖棺定论”，及时有郭预衡先生本人对论述对象的判断和看法，仍以方孝孺为例，在对其具体的散文作品进行摘录和分析之后，书中写道：“孝孺族灭之后，其文曾遭严禁，故当世虽重其人，而罕称其文，清人论明文者，称孝孺者始多。除前面引述者之外，还有毛先舒、朱彝尊等等。朱彝尊《曝书亭集·逊志斋文钞序》云：‘宣德以还，文字之禁渐弛，公文始显行于世，其闳深博大，骎骎乎驰逐昌黎、眉山之间；至其谈理之文，渊懿醇正，虽淳熙诸儒不足过。’谓之‘渊懿醇正’指出了孝孺之文本于儒学的特点，谓之‘闳深博大’则看到了其文的另一方面。但孝孺所受儒学渐染过深，虽驰逐眉山，而非其人。”[11]这样的书写过程最终使得人物生平清晰客观、各类评论立体多维、散文创作直观可感，而最后郭预衡先生往往会给出自己对论述对象的总结和定义，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又不失自己独到的见解。纵观这整部明代散文史，郭预衡先生对各位散文创作者的看法和判断可以说是客观准确、除了令人信服，更是给人启发。
第二，郭预衡先生治散文史卓荦不群，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充满了自己的智慧。北师大文学院的郭英德老师曾对郭预衡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他兼具史家之心、智者之思和文人之志，上文所述大致可以管窥出郭预衡先生的“史家之心”，而在这种历史意识统领之下书写的文学史，同时也兼具了郭先生的“智者之思”。
郭英德老师的文章中说他“籍助于正印详实丰赡的第一手文献，将读者带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现场，在阅读中亲身体验和感受活生生的文学历史”[12]郭预衡先生自己也多次在文章中表示文学史的写作要写得少而精才能吸引读者，这就要求行文简练而有容量，最好是多用“史笔”，少做“文章”，多向读者做启发性的解说，少替读者做琐碎的分析。而郭先生确实在散文史的写作中进行了大量启发性的解说，这就得益于他的“智者之思”了，还是以《中国散文史》中明代部分为例，明代距今时代较唐宋尚近，加之印刷术的发展以及时代风气使然，文人众多，文集数量庞大，如何在众多文人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以及如何在某位文人的文集中选出最能体现其风格或反映文学问题的文章就需要文学史家渊博的学识、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智慧。
归有光
在选择文章方面郭先生有自己的标准和考量，如写到有“明文第一”之称的归有光时，郭预衡先生首先写道：“他的文章如《项脊轩志》、《先妣志略》、《寒花葬志》等，都是为世传颂之作，这类文章得到传颂不是偶然的，自古以来，书写家人父子的文章虽然不少，但像有光这样一往情深、一出自然的笔墨却并不多见。尽管文中所抒情感，只是基于封建伦常观念，但由于作者发自肺腑，无所藻饰出语自然，并不说教，和历来宣扬伦常义理的文章相比，便独具特色。”[13]以上可看做对归有光其人其文较为普遍的看法，但郭先生紧接着写：“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一些读者的印象中，归有光便是一个擅长描述家人父子、身边琐事的作家，文章的题材比较狭窄。他自己也曾说过：‘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耳。’事实上，他的文章，于家人父子、身边琐事之外，也有涉及民间疾苦和军国大事的，在现存的归有光的文集里，这样的文章很不少，都是发奋而写的，他写这样的文章主要是因为他做过县令，‘身不得志’，对民情、吏情，都很了解，对于民间疾苦，深有感受，有的文章不但为民请命，而且为民辩诬。更值得注意的是，归有光的文章不仅一般地反映民间疾苦，而且特别偏爱‘小民’，敢替‘小民’说话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pdf，对于‘大户’，也敢于冒犯，这是违背了做官的常规的。由此看来，归有光大概真的只是‘一介书生’，毫无做官的常识；老于官场者是绝对不会写这样的文章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老于官场，毫无怜民惜物之心的人，这样的文章要写也是写不出来的。”[14]除此之外，他还总结出归有光还写过诸多忧时忧国的文章，例如论水利、论御倭诸书；还有论科举之文；且从归有光自述中可得知他曾经有志于史学著作等，这期间郭先生引用了很多原作，最后总结出，从学问到文章，归有光的途径是和欧阳修很相近的。由此可见，郭预衡先生谈人论文，不仅能于寻常看法之外丰满人物，且丝毫不囿于俗见，充分结合历史真实和自己敏锐的观察及准确的判断，力求还原文学和文人于历史长河中的本来面目。此外，他在选取人物时也有精到之处，如在论及明代初期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之文时，除着重写“三杨”之外单列一部分专写其他阁臣，且从中选取为文最无台阁之气的解缙和于谦来作为对象，一取其台阁文人之身份，一重其异于阁臣文风之特点，方方面面，活泼圆融。
第三，纵观郭预衡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他是一位不断学习和修正自己的学者。举例来说，郭先生论散文，向来推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论断，即强调作文之时的社会状态和历史环境对散文创作的影响，郭先生曾在1997年举办的中国散文学术讨论会上作出《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特征》的发言中谈到关于明代初期散文时他说道：“我考虑到明清的散文，有时候就觉得个人的作用也不小，例如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朱元璋个人的作用，但我最近觉得朱元璋个人的作用不小，对于朱元璋我过去看不起，朱元璋原来不过是个和尚，大字认识不了多少，以前没有读过他的文章。 以前还有一个想法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pdf，就是帝王的文章不见得是自己写的，找个什么人给他写，最后就算他的文章。 算作御笔，算作御制文集。我近时看朱元璋的文集，觉得里边绝大多数其实是他自己的文章。别人写不了那样的文章。与他同时的几个人的文章，没有这样的风格。他对明代的散文发展起的作用相当大。马克思主义也是讲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的。从朱元璋个人实际情况来看，是有作用的。这作用还不在他自己能写文章，主要是他以 ‘ 一王之法’来影响一代的文章。”[15]接着进行总结：“过去我写文章，写《散文简史》就没有注意他。
只注意了永乐对文章有影响，没讲朱元璋。其实朱元璋的影响很大，至少对明初的文载是大有影响的。”[16]于是在后来的《中国散文史》中，郭预衡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修正和更深入的讨论，在对明初散文进行概述时，写道：“朱元璋对于文学写作，特多干预，这对明初之文的发展变化，影响甚大。”[17]具体来说：“其著者如开国之初，曾拟起建阅江楼，旋因恐遭天谴余兴亚：郭预衡先生与散文史的书写，又停工不建，但楼虽不建，却令群臣为楼作记。宋濂的那篇《阅江楼记》就是此时奉命写的，朱元璋看了宋濂等人所撰之文，都很不满，于是自做一篇，以为示范。其序云：‘今年欲役囚者建阅江楼于狮子山，自谋将兴，朝无人谏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责朕以不急。即日惶惧，乃罢其工。试令诸职事试为《阅江楼记》以试其人。及至以《记》来献，节奏虽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终无超者。朕特假为臣言而自尊，不觉述而成章，故为序云，’在中国历史上，君臣唱和、应制写作的事是不少的，但像朱元璋这样命题作文、鄙视群臣者，则是史无前例的。”[18]根据史实和朱元璋本人的文章，他最后总结道：“作为开国之君，日理万机，而干预文章写作竟如此具体，这是前史少见的。”[19]由此可见，郭先生在研究写作过程中绝不囿于俗见或自己本身固有的看法，一切从实际出发，保持谦虚向学的心态，不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综上所述，郭预衡先生治学严谨有法，将“文”与“史”有机结合，同时运用自己丰厚的学养和大胆独立的判断，在我国文学史和散文史的编撰书写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师大的后学，在悉心研读他的著作向他学习知识之余，更应当沉浸其中，切身体会郭先生的治学之道，从中吸取养分，将郭先生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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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预衡《回忆余嘉锡师“杜门扫却”时》，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②] 郭预衡《怎样读明清散文》，《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1期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⑥] 郭预衡《“有明文章正宗”质疑》，《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⑦]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⑧]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⑨] 同上
[⑩]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余兴亚：郭预衡先生与散文史的书写，第52页
[11]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2页
[12] 郭英德《人文学者的历史责任——文学史家郭预衡先生的学术品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3]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pdf，2000年，第191页
[14]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
[15] 郭预衡《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特征的几点看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6] 郭预衡《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特征的几点看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7]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页
[18]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9]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页
- 全文完 -
本文作者
余兴亚
余兴亚，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