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恶”的故事都在为一个潜台词做铺垫
备内第一
要谈韩非，不如学他那样先讲个段子，他本人讲过的段子。
董阏于路过石邑山，见到一条深涧，陡峭得像墙那样，足有百仞深。他问左右，当地有人掉进过涧里吗？回答说没有；再问，有小孩、盲人、精神病患者掉进去的吗？也没有；有牛马狗猪掉进去的吗？仍然没有。董阏于感叹说：我悟出来了，要是我执法森严，违法就像掉进这条深涧必死一样，还有什么不能治理的？
阴森的比喻，足以为整部《韩非子》打下黑暗的基调。
洋洋十余万言的法家巨著，从骨子里透着一股高冷与毒舌，就连那些段子都泛着恶毒的幽默，让人莞尔之余又不禁脑后发凉。“官场现形记”已不足以形容《韩非子》，更合适的描述或许是：百鬼夜行。
在这个世界里，父母会杀掉刚出生的女婴，后妃会因色衰失宠而盼着君王早死，卖棺材的也希望死的人越多越好，原因无他，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与温情，只有利益的计算。所有这些旨在告诉读者“人性恶”的冷冰冰故事，都在为一个潜台词做铺垫：父子、夫妻尚且如此，何况君臣？
下一个潜台词就是：所以，来跟我学阴谋吧。
在韩非那“法西斯祖师爷”“极权专制吹鼓手”“独裁者鹰犬”等自由主义者赋予他的一系列恶谥中，“厚黑学鼻祖”这个称号反倒被衬托得不那么刺眼，相形之下也实至名归得多。一部《韩非子》，号称是集法家之大成，可令后人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里面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
身为一位英明君主，你必须喜怒不形于色，因为“一颦一笑”都会引发臣子们的猜测；你不能偏听偏信，否则你那原本能像太阳般普照天下的光辉会被一两个宠臣蒙蔽，就像一人对着灶门烤火，后面的人就看不见火光一样；为了证明自己神目如电，你要事先了解南门外大路左边有一头小黄牛在吃禾苗，当手下查不出这一情况时，你再胸有成竹地点出来，从而让他们对你奉若神明；为了教育臣子不越雷池一步，你要在睡觉时故意只盖薄被，如果主动帮你加上衣服的内侍是管帽子而非管衣服的那个，你就要同时治他俩的罪，因为“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你甚至可以在朝会上装模作样地问：刚才是有一匹白马跑出去了吗？如果有人心领神会地说有，那么他必定是可用之才。
……
好玩吗？读起来可能好玩，真处在那个位置只怕就不好玩了。“同床”的后妃，“在旁”的近臣，从小一起生活的“父兄”，这些“八奸”全是你提防的对象，“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稍有懈怠你就会下场悲惨，因为在权力的游戏中，你不当赢家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才叫孤家，寡人。
我确信这是经验之谈，韩非自己的经验。
存韩第二
人们都知道，关于韩非思想中“术”的部分，来自“术治”的创始人申不害；但或许韩非子地位，这更来自被申不害深深影响的韩国。
申不害画像
尽管对这二者，韩非都没多少善意。
韩非是王族，确切说，王族的弃儿。他渴望着用自己的学说使国家强大，“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数”“疾”“悲”，寥寥数字，足可看出那满腔孤愤；现实却是韩国从没重用过他，还很没种地将他推给了秦国，半是献祭，半是阴谋，这次出访也导致了韩非的死亡，若说秦王政是主犯，韩王与韩国至少是从犯。
教科书中最常见的韩非画像
岂止是对韩非，这个国家本身就是个奇特的存在。它在列强中最弱也最没有存在感，就连出自这里的名人都是七国中最少的，数来数去，排得上号的只有三个：申不害，韩非，张良。看看他们，除了都是韩国人，还有哪点相似？
申不害，“术治”创始人；韩非，“厚黑学鼻祖”；张良，“谋圣”。
全是对阴谋颇有研究的人物。
结合韩国在历史上的表现，以及这三个人物的特质，不难推测出这个国家的表现：对外屡战屡败，内政一塌糊涂，主上昏聩腐朽，大臣结党倾轧，举国蝇营狗苟。身处这样一方腐朽天地，而且恰恰是最阴森狰狞的方寸之间，韩非耳濡目染的黑暗，必然超出绝大多数人想象力的极限，否则，他不会对这个世界有着那样寒彻入骨的绝望，不会对普通人所珍重的一切情感，直至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怀，都那样地戒备和抗拒，不会说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这样的话。没有谁需要直面的人生能比他的还惨淡，也没有谁需要正视的鲜血能比他的还淋漓，他眼中的世界，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
而这一切，很可能都是申不害带来的。相韩十数年，该是他推行的“术治”，将韩国拖入了如今疯狂内耗的深渊。韩非有足够的理由看不上这位前辈，批评他“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故奸邪必多”“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佞丛生也”也很自然。吊诡的是，对申不害的术治，韩非却没有微词，更在书中记下他教韩昭侯“用术”的众多故事，将这些秘籍全盘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韩非子地位，而且发扬光大到了极致。
没说出来的就是：术治是好东西，只是使用者还没玩溜。
申不害，由此成为联结腐朽黑暗的韩国与愤世嫉俗的韩非之间的枢纽。申不害、韩国和韩非，三个点，构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这个怪圈是由三条隐秘暗线联结起来的：申不害的学说造成了韩国的衰落，这学说被韩非继承，反过来又希望以此使韩国摆脱衰落的命运。其可怪也欤？
黑夜给了他黑色的眼睛，他却没有用来寻找光明。
这种奇特的逻辑，也可适用于整个韩国，这从他们“存韩”的努力就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韩国几乎只做出过两件影响天下格局的大事：一是为了“移祸”，把上党主动让给赵国，引发长平之战，结果自己也损失惨重；二是派水工郑国赴秦修渠行反间计，不想渠修好后，自己反而被第一个灭掉。两件事都遵循着相同的脉络：我们很弱，打不过秦国——我们还是智取好了——哎呦卧槽玩现了——我们被打得更弱了——我们还是智取好了……
至于这“存韩”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州郡。韩遂亡。
韩国的削弱乃至灭亡，本身就是对术治实践成果的最好验证，更是对韩非术治思想的一个隐喻：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说难第三
那么，韩非本人一定是货真价实的阴谋家了？看上去似乎是的。
按流行宫斗剧的套路，韩非的人生本该遵循着这样的模式：黑暗的现实侮辱和伤害了他，为了自保也为了报复，韩非从此开始埋头苦练，洞彻人心幽微，最终修成一代阴谋大师，将整个宫廷乃至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中，就像那些傻白甜女猪脚最终华丽变身腹黑女王一样。
可见鬼的是，阴谋大师突然就死了，死在了自己去搞反间的敌国监狱里。
对于这个猝不及防的结局，少不更事时，我曾给出过一些自认为合理的解释：也许韩非之死另有隐情，也许他就是故意想死，以此让韩王知道自己为存韩所作的努力，让秦王明白自己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他的帝王师，还可以向天下昭告弱秦计划是多么愚蠢，从而让韩人幡然醒悟，激起他们的抗秦斗志……总之，韩非多半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甚至不惜让自己也成为棋局中的弃子。
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我才觉得，自己怕是根本就想多了。
终韩非一生，你也没怎么见他和谁斗过，又斗过了谁，他唯一一次出手——出口，也以失败告终：在《战国策》中，他指责姚贾中饱私囊，但姚贾很轻易就为自己洗刷了干系。同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韩非实施过自己写下的无数阴谋中的哪一条。
更矛盾的是，韩非将阴谋成功的必须条件看得清清楚楚——想耍阴谋，就只能做，绝不能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现实也的确验证了这点：那些真正有心计会耍手腕的政府官员，哪个不是道貌岸然笑容可掬，让你如沐春风，根本想不到“提防”二字；可当韩非明白写下这句“术不欲见”时，他本人已经失去了凭借“术”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一个把种种阴谋条分缕析讲给读者、连带将自己所有思路和盘托出，就差把“我很危险”这个标签贴脑门上的愤青，谁见了不警惕？我甚至怀疑，那些关于权谋的精辟论述，是否只是他在虚张声势，以掩盖自己其实根本不会上手的尴尬？
一条有趣的规律是，即便你在某个领域懂得很多，也未必真有能力把它们付诸现实。懂球帝并非人人可以上场踢球，CS高手不是谁都是神枪手，满嘴荤话的也许正是处男，键盘侠更没几个真会治国。理论总是由不实践的人来制定的，那些只存在于竹简上的可怖故事，更像是韩非保护和遮掩自己的铠甲，而非攻向全世界的匕首与投枪。剥去它们的重重防护，我所看到的真正的他，毋宁说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文人。
众所周知，韩非口吃。“说难”于他不仅是一种比喻，更是现实。钱锺书认为，正因为韩非不能说“人性恶”的故事都在为一个潜台词做铺垫，只好拼命去写，这叫“补偿反应”韩非子地位，越是没有的，越要在其他方面加倍弥补。其实何止口吃，刺激他的更有现实的不如意，太史公早称韩非的作品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章憎命达”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
但反过来，同样可以说，正因为知识分子大多只能说不能做，才会导致自己仕途的不得志，就连圣哲们都概莫能外。孔、孟、老、庄、墨、荀……谁不渴望着亲手将自己的学说变为现实，然而如商鞅李斯那般成功的政治家终究少之又少，这些先秦诸子们的著书立说，只怕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说难，做更难，这几乎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难以摆脱的困境。
所以，韩非的入狱和死亡，恐怕没那么多隐情。他被迫接受了一个蹩脚的任务，不得不扮演了一个失败的间谍，最后因此而死，整个事件仍然是韩国“不作不死”类奇谋的又一次重复，就这样。如果一定要说其中有什么隐情，那或许是：
他自己想死。
和氏第四
假如让我挑《韩非子》中最悲凉的故事，我会选和氏璧那一节。
那个故事中，被砍断双脚，抱着璞玉在荆山下哭干眼泪、继之以血的玉工卞和，未必没有韩非自身的投影，只是这“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的处境其实不在他生前“人性恶”的故事都在为一个潜台词做铺垫，而在他身后；主角也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书。
在太史公笔下，韩非之死是个忠良蒙冤的故事，似乎更切近卞和的遭遇，但我不认为这很合理。韩非本人绝非完全无辜，他对姚贾莫名其妙的指控，他试图说服秦国放弃攻韩的上书，都是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秦国以此为由将他下狱其实并不为过。更重要的是，韩非这次出使本来就是有去无回的“死间”，动身前就不应抱有活着归韩的指望；更更重要的是，他早该明白，自己的牺牲换不来任务的完成——指望一篇潦草敷衍的《存韩》就能扭转秦军兵锋，你信吗？怕是连他自己都不信。我更倾向于认为，他的死亡类似荆轲刺秦：自己既没能力保存韩国，也不愿在母国灭亡之际全无作为，但至少可以选择飞蛾扑火的姿态来昭示心迹。
遭遇更像和氏璧的，反倒是他的《韩非子》。继公元前223年死于秦始皇之手后，韩非又在公元前140年挨了一次汉武帝的补刀：由于朝廷的独尊儒术，《韩非子》与商鞅、申不害的著作一同被禁。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因为儒家的统治地位，因为历史的惯性，也因为自身的太多争议之处，这部书更不断遭到诟病与指责，如今更被扣上了“法西斯”等一系列大得吓人的帽子，设若韩非还活在当下，势必会成为自由派们“挂路灯”名单上的头号人选。
吊诡的是，被禁毁的同时，这部书又成为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套用一句俗语，《韩非子》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千百年来每一位精明的帝王，无不选择挂羊头卖狗肉的阳儒阴法，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实际无不悄悄按《韩非子》的政治规律行事——瞧，韩非那“术不欲见”的论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悖论的根源在于，书中揭露的那些“术”，本身就像疾病、战争、天灾、死亡那样伴随着人类社会存在。人们再怎样厌恶，也无法将它根除，只能选择以何等态度去面对：是嗜痂之癖、逐臭之好一般对它醉心其中？还是口诛笔伐，以为掩耳盗铃就能否定它的存在？抑或以此为鉴，看穿世间险恶，从此小心提防？甚至行大事不拘小节，只要目的正当，适当加以运用也无关紧要？就像苏格拉底和学生们辩论的那样：欺骗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为了在战场上取胜，就必须欺骗敌人，这才恰是更大的道德。
说到底，“术”是工具，是武器，是用它来伤人还是来自卫甚至行善，取决于使用者自己。即便韩非也许的确对“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推崇甚至迷信，但客观来看，《韩非子》其实是一面镜子，一面专门映照丑恶，也映照出人心的镜子。
看到《韩非子》被打成异端的时候，我想到的却是伽利略的那个故事，当他迫于教会压力，不得不签署声明，表示拥护地心说时，口中依然在低语：“可它终究是在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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