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晋世家》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为魏国
序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史记·晋世家》
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赵、韩、魏三家为诸侯，标志着春秋时期结束，战国时期开始。这一事件，预示着周王室威严尽失，失去了往日的荣光。
至此以后，周王室的江山再也不是周天子说了算，而是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战国七雄说了算。
而要在这七个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中，挑选出一个对法家思想贡献最大的国家，那无疑就是魏国。
正是魏国率先开启了李悝变法，走上了变法强国的道路，使得其余国家纷纷效仿，法家思想才得以大放异彩。
各路诸侯强烈的强兵富国心愿，推动了法家思想的发展，无数人杰开始舍弃自己原本的学说，转而学习法家。无他，君王需要尔。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乐正乐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
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为法家思想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法家思想得以在这一时期迅猛发展。不过一门学科的发展就意味着会分出不同的流派，正如韩非子所说的“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一样，法家思想同样分为了不同的流派，它们分别是法，势，术。三大派别都以法为基础，又各有侧重。
变法之法
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非子·定法》
所谓的法，就是强调法治的作用。即由官方颁布法令，要求人民严格执行，对于遵守法律的人，就给予奖赏，对违背法律的人就给予刑罚。而变法之法，就是在法的基础上加大法的作用，其典型代表就是商鞅。
当初，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时，为了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商鞅就策划了著名的“立木取信”事件。即将一根木头放置在南门，只要有人能够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能获得五十金。有一个人照做了，商鞅立马给了五十金。人民群众见状，对商鞅纷纷信服。至此以后，商鞅的法律法规施行起来都畅通无阻。
商鞅立木取信
那么为什么又把商鞅之法称之为变法之法呢？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因为商鞅之法，不仅仅只是颁布法律，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施行“轻罪重罚，什伍连坐”。这也是为何在秦朝之时，动不动就可以看见灭族之事。
如果说商鞅的变法之法，能够做到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那么至少还有公信力。然而这只是痴心妄想罢了。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商君列传》
新法施行一年以后，太子犯了法律，但是太子乃是储君，是不可以动刑的。于是，商鞅便对太子的师傅、师公动刑，以此代替太子。
由此可见，虽然商鞅的变法之法适用于秦国的大多数人，但是并不包括统治阶级，而且底层老百姓也并未对此感到奇怪。因此，所谓的变法之法终究只是当时的统治者用来欺骗百姓的手段罢了。
术为法用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
所谓的术，就是主张君王能够知人善用，对什么样才能的人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了然于心。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事情。
申不害在强调“术”的作用之时，并没有忘记法的作用。法是一切的前提，术应当在法完善的基础上再用，这就是术为法用。
申不害像
不过，我们仅仅从“术”的概念中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术”对于君王的驭臣之道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这不仅要求君王是一个明君，还要求君王要有知人善用之能，这也是为何韩国仅仅只是在韩昭侯时期强大过，因为申不害的术治条件太为苛刻。
与此同时，申不害的术为法用还有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术和法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对立的。申不害一方面强调法的约束作用，即所谓的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又强调君王的权威，即君王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当君主的权威与法律的公正起了冲突以后，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会破坏另一方，这反而没有存粹的法来得稳定。这也是为何秦国之法能够强国六世，而韩国之法只能强国一时。
讲法兼势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韩非子·难势》
如果说法是君王治国的基础，术是君王的手段，那么势就是君王本身。
慎到认为：君王维护住自己的权势，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权势韩非子是什么体，像尧舜那么贤明的人就连三个人也管不住；有了权势，就算是桀那种昏庸的人也能为所欲为。
势是君王统治天下的一切前提。没有了势，君王就不能够很好的驭下；没有了势，君王的法令就没有人听从。
慎到曾在稷下学宫讲学
类似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事件，都是因为君王没有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威，没有很好地维系住自己的势，这才让卿大夫们有机可乘，以致于身死国灭。
从这一点来看，势的作用确实比法和术更加的关键，尤其是对于君王来说。没有了权势的君王就像那无根之草，随时都可能被人颠覆，更别说什么驭下之术和依法治国了。
不过慎到所提到的势，更像是一种无法切实操作的方法。
战国时期形成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天子失去了权威，也就是失去了势。然而这并非是后面几代周天子的过错，周王室的权威丧失，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时也是诸侯们相继崛起的结果。
这是一种大势，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并不为后面周天子的意志所转移。
慎到所提到的维护君王自己的权势，就如同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君王的权势尚存，即使是落到桀纣这种昏君手里，他们依旧可以为所欲为；如果君王的权势不存《史记·晋世家》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为魏国，哪怕是尧舜，也违抗不了此等大势。
韩非，集大成者才是最为合适的
无论是商鞅的变法之法，还是申不害的术为法用，亦或是慎到的讲法兼势，都是以法为基础，又各有侧重的。而一旦有所侧重，就必然会引起另外两方的失衡，从而造成一些瑕疵。
韩非看出了三者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提出了法、术、势并重的观点，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韩非子的观点中：法是君王统治国家的基础，术是君王统治国家的手段《史记·晋世家》战国时期的时代背景为魏国，而势则是保证君王统治国家的前提。正如施觉怀先生在《韩非评传》中所写：法是规范，术是执行规范的手腕、权术，势是推行规范的强制力量。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韩非的理论中，法、术、势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一旦某一方有所缺失，或者对某一方有所侧重，这个紧密的结合体就会面临崩溃。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韩非子是什么体，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韩非子·定法》
在秦国的商鞅变法中，表面上看秦国因为法治变得富裕强大起来，但是实际上却只是富裕了群臣。
秦国还未吞并巴蜀之时
在秦惠文王时期，发生过著名的“攻韩伐蜀之争”，张仪一再主张攻击韩国，这就是利用了秦国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私欲。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史记·穰侯列传》
在秦昭襄王时期，魏冉跨越重重领土，要去进攻与秦国并不相邻的齐国，就只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
因此，秦国虽然富足变强了，但是好处并没有全部归总在秦国王室，而是被许多大臣瓜分了。好在秦国的君王都是明君，能够作出很好的应对之策，否则强调法治而不强调术治的秦国，结局还真未可知。
同样的，强调术治而不看重法治的申不害变法也有许多的弊端。
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韩非子·定法》
韩国，乃是三晋之国，国中自然存在着晋国之法。申不害明白法律的重要性，因此在其变法后，很快地便颁布了新法。然而申不害只是施行了新的法律，却没有重视它。这就导致了韩国境内新法、旧法皆存。
这样一来，哪怕申不害再强调术的重要性，鼓励君王进行术治韩非子是什么体，但是法律的不统一依旧能够使得群臣进行诡辩。
虽然这依旧能够做到强兵富国的目的，但是效果却已经大打折扣了。正如韩非所言：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结束语
法家三派：法、术、势。它们并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哪怕是强调法的作用的商鞅，在其《商君书》里依旧认同了术和势的重要性。
不过，无论是重法的商鞅，还是重术的申不害，亦或是重势的慎到。它们的学说都有着一定的瑕疵。唯有像韩非这样法、术、势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法家的作用，这也是秦始皇遇见韩非后，都觉得相见恨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