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老子和《道德经》,绝不可能正确理解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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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先行:误读老子和《道德经》,绝不可能正确理解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历史。文章较长,希望大家能耐心看完。

易中天教授以前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庄子老子选,讲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节目很好很成功,受众面也很大,但是锄头不得不指出其中的大问题,这实在非常重要。

在节目中,易教授把孔子和墨子排在了老子的前面误读老子和《道德经》,绝不可能正确理解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历史,甚至把杨朱排在了老子的前面,称老子位于战国时期,在杨朱和庄子之间,属于道家的第二阶段。

这种说法,起源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易教授基本是照搬了冯先生的说法。

老子庄子选集_老子庄子选是道德经吗_庄子老子选

01.冯友兰先生的观点

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晚于孔子,战国早期的墨子、杨朱,甚至比战国后期的惠施、公孙龙还晚。惠施是庄子的好朋友,就是说如果不是手下留情,老子甚至要排到庄子后面。冯老的理由,大体有四:

理由1,冯友兰先生没明说,但是意思被易中天教授总结了一下:《道德经》书中批儒:“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正好顺着孔孟荀的儒家主张下来的。

理由2,杨朱的“贵己”思想和老子的思想很相像,因为杨朱的观念比较简单,《道德经》的观念比较多,并包含了杨朱的思想:“《老子》里有些话含有同样的思想。例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都表现出轻物重生的思想。”。

理由3,因为《道德经》里有“名”的说法,老子甚至应该排在惠施、公孙龙之后:“我现在相信,这部书写在(或编在)惠施、公孙龙之后,而不是在他们之前。在《中国哲学史》里我是假定它在惠施、公孙龙之前。这个改变,是因为《老子》里有许多关于‘无名’的讨论,而要讨论‘无名’,就得先要讨论过‘名’,所以它出现于惠施、公孙龙这些名家之后。”

理由4,老聃不是老子:“一个是老子其人的年代问题,另一个是《老子》其书的年代问题。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完全有可能是,的确有个名叫‘老聃’的人年长于孔子,但《老子》这部书却成书在后”,“因为传统的说法并没有说老子这个人确实写过《老子》这部书”。

02.锄头一条一条反驳:

第一个理由,关于批儒,我们前面的文章已经说过了,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版,其中内容已经将这条证伪,《道德经》原本并不批儒。另外,《道德经》确实提到了“仁”、“义”、“礼”的概念,“仁”不知道是谁先提出来的,但至少不会晚于孔子,而“义”、“礼”更不是孔子及其后学首先提出来的,这两个字至少在商朝就已经有儒家所讲的意思了。所以,这条理由,不成立。

第二个理由,有“贵己”思想就应该排在老子之前?这是什么逻辑?贵己的思想并不是杨朱发明的,孔子时候的隐士不少都与杨朱有类似看法,难道他们也在战国初期的杨朱之后?而且自私贵己是人的本能,就算认为敢大声说出来这种想法很难能可贵,但这实在算不得什么别人想不到的高妙思想。另外杨朱也就一两句话流传于他人之口,怎么能断定《道德经》完全包含了杨朱的思想?即便是包含了,只能证明《道德经》作品本身深度和广度较高,并不能证明年代问题。就比如,有人写了一篇关于倡导大家学习别人长处的小论文,类似“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比孔子早,处于儒家思想第一阶段吗?所以,这条理由,也不成立。

第三个理由,冯友兰先生的意思是《道德经》里的“有名”、“无名”涉及到中国哲学史上的“名实之辩”。首先,“名实之辩”并不起源于名家,孔子、墨子都有关于“名”、“实”的讨论;其次,《道德经》里的有名无名,说涉及到“名实之辩”实在太过牵强,老子在提到“名”的时候,只是取这个字被发明以来的本意而已,怎么能联想到“名实之辩”?并把联想当证据呢?所以,这条理由,还是不成立。

第四个理由,《道德经》是不是老聃写的?我们不知道庄子老子选,有可能不是。对于老子其人,我们所知甚少,《史记》和流传的说法,本质上都是传说。至于是老莱子和太史儋,更是不足为信。这点锄头也同意。

那《道德经》是谁写的呢?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叫他无名氏?那太不好听了。那我们叫他老先生可以吧?按易中天教授的说法,老子就是老先生的意思啊。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难道不该是,《道德经》的作者,这个老子,这个老先生,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人吗?至于因为老聃没写过这本书,就得出《道德经》的作者晚于老聃的推论,这个推理过程从逻辑上来讲,依旧还是不能成立。

03.《道德经》作者老子的年代绝不晚于孔子

前面说了,写出《道德经》的作品的这个老先生,才是我们真正要谈论的老子。现在他无名无姓,行踪成谜,那我们怎么判断他的生活年代呢?

还有一个问题,《道德经》肯定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篡改,可能改了几个字,几句话,甚至也可能是部分章节,那它的作者到底算几个人呢?

后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比如锄头这篇文章,有人拿去篡改了一些内容并发表,那他肯定不能算是文章原创,也不能叫作者之一;但如果有人只是引用了本文的部分观点,并写出了拥有自己核心观点文章,那该文章的作者就是自己写出这些核心观点和章节的人。

《道德经》里精华思想非常之多,但里面最核心最吸引人的章节,应该是通行本的第一章和第二十五章。尤其二十五章,就是“有物混成”那章,估计有不少朋友和锄头一样认为那才应该是原稿第一章。

在这一章里,老子很明确的对“道”这个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由原来“道路”的本意,拓展成了一种抽象深邃的,被后世哲学界称为“本根论”的思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道”。

所以说谁写了第二十五章,谁就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

巧的是,这一章庄子老子选,帛书版、楚简版都有,且内容一致,而这一章的内容,透露出关于老子生活年代的重要的信息:“吾不知其名误读老子和《道德经》,绝不可能正确理解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历史,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即老子是“道”这个字抽象内涵的发明人,那么我们可以做出推论:所有用“道”字时,包含这个抽象意思的人,都在老子同时代或者之后。考虑到那个时代书籍和思想的传播速度,在老子时代之后的概率要大很多。

孔子有多少涉及到这个内涵的名言?太多了吧,“朝闻道夕死可矣”、“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里还有前面讲的《易传》里的都有很多。可以说,被老子定义的“道”的概念,遍布孔子的言论,多到如果认为这些都是后人托伪的话,那孔子的思想就不剩多少了。

孙子呢?1972年山东银雀山考古已经证明孙子确有其人,其生活年代为春秋中晚期无疑。《孙子兵法》上来就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兵者,诡道也”。

墨子呢?看了一下《墨子》,那就更离谱了,每篇文章都是几个十几个的“道”,感觉仿佛离了“道”字,都不能写文章。

所以老子生活的年代,早于孔子、早于孙子、早于墨子,最晚也在春秋中期。

另外说一句,《易经》的卦辞和爻辞部分,就是相传周文王和周公旦写的部分,提到的“道”时,全都是道路的本意,不含老子发明的抽象含义,不信各位自己可以去验证一下。这证明这部分内容确实是早于老子的。也说明《易经》“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并非虚言。这从侧面证实了锄头想法的合理性。

04.重大失误的严重后果

综上,冯友兰先生肯定是错了。

可能朋友们会说,这不就是个普通的学术争论嘛,就算错了,也顶多算个小失误吧。

是的,但是这个失误造成的后果可太严重了。

搞错了老子的年代,就会忽视《道德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核心与源头作用。

自老子提出“道”的概念以后,迅速被当时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可以说诸子百家的所有的思想活动,所有思想上的认同与争论,都围绕“道”的概念展开。所谓百家争鸣,可以总结为两个字——“论道”。

同时,另一本重要著作《易经》,这本在锄头前面《九阴九阳》文章中提到与《道德经》系出同源的书,也被冯友兰先生忽视了。

这两本书最早的可以合二为一的思想源头,也就是起源伏羲一画开天和文王演周易的传说,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所以,《易经》和《道德经》就成了中国哲学的两大思想源泉,在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认知,对这两本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理解,也非常的粗略和浅显。

这问题就大了,这两本书,不但是中国哲学的根,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灯塔和航标。

在独尊儒术之后,汉朝以后所有的思想,更是基本就围绕《易经》和《道德经》进行论述,就连外面传来的佛学,也深受影响,不能例外。

也就是说,冯友兰先生把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架构,给架错了。而且,忽视了中国哲学的根源,就去写《中国哲学史》,就相当于写车评文章不写发动机,只写内观和外饰一样。内饰和外观就算写出花来,在懂行的人眼里,这篇文章的价值都将大打折扣。

同时我们现在一聊《道德经》、《易经》,必然会有作者年代争议,作品名称争议,版本争议,篡改争议等等,对这些争议的关注甚至超过了最作品本身的关注,甚至让这两部经典的价值,都受到非议。希望此文过后,这些争议能少点。

当然,这也不是冯友兰先生的过错,同时我们也不能对冯友兰先生苛责太多,在那个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跌到谷底的时代,在那个别说中国古代思想,恨不得连汉字都要废除的年代,还能把中国古代思想拿出来找寻好东西,已经是难能可贵了。锄头对冯友兰先生还是持相当肯定与尊敬的态度,这点大家不要误会。

但这意味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重新梳理中国哲学史。而这一切,还是要从读懂中国哲学的根开始,要从读懂《易经》和《道德经》开始。

05.读不懂这两本书意味着什么

读不懂这两本书,就不会明白庄子为什么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不会明白“天人合一”思想为什么会被中国思想被中国古代各个思想流派所接受,成为中国人的思想主线。

读不懂这两本书,就不会明白吕不韦为什么要编撰《吕氏春秋》;为什么唐高祖李渊下诏, 称“三教虽异, 善归一揆”;为什么后来儒释道兼修、三教合一,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主线。

读不懂这两本书,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古代的地方割据政权也一定要想办法统一天下,不会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和蒋介石面对美苏等国的巨大国际压力,都不同意划江而治,不会明白中国大陆死也要和台湾统一,为什么“天下一统”,成为中国人的政治主线。

读不懂这两本书,就不会明白孔子的“华夷之辩”和孟子的“用夏变夷”,也不会明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为何也要自居华夏正统。不会明白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的概念的意义,及为什么当代“中华民族下的各民族团结与和谐共处”,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线。

这一切,都是因为《道德经》告诉我们“万物得一以生”,因为《易经》告诉我们“生生之谓易”。

中华文明成为传承至今的唯一古文明,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坚持了“道”,坚持了“一”,所以我们的文明能“生生不息”。

一分万物、万物归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就是中国人的道,是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的哲学。

不过现在锄头越来越不愿意用 “哲学”来称呼中国古代的思想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思想虽然有很多与西方哲学相似的地方,但他们的根和本质,是有非常巨大的差别的。当然,西方哲学的根和本质,我也还没听人提出过正确完整的见解。

另外,千万不要以为锄头只是在煽情和喊口号,我以工科男的科学素养向大家保证,这两本著作的科学性以及作用,远超大家想象,锄头将在逐步解开《道德经》密码的同时,一一为大家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