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孟子的政治思想教授、博导徐洪兴
王道仁政——孟子的政治思想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徐洪兴
一、孟子哲学思想的政治指向
考察先秦儒家思想，若用一句话去概括其核心，在笔者看来，不外乎四个字，即“内圣外王”，或者称为“修己安人”。内圣就是修己，外王就是安人。“内圣”首先要修身辩论道家思想优于儒家思想，要注重人的内在道德品质的修养，后来发展为儒家的一种专门学问，即心性之学。所谓的“外王”就是安人，安百姓，注重人的社会政治实践和教化，其中还包括国计民生、治国安邦等理念，它作为儒家另一种专门学问，叫作经世之学。这两种学问在孔子创立儒学时就已经形成，而在之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是儒家思想的两翼。
儒家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是现实社会。就心性之学和经世之学两者的关系而言，心性之学是经世之学的思想基础，即哲学基础；而经世之学是心性之学的实践目标，即最终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最终落脚点是当时的现实社会，涵盖了社会的政治、伦理、经济等方面。这也成为儒家和道家、佛教的最大区别之处：虽然儒家与道家、佛教都注重修身养性，但是儒家所讲的修身养性，最终是为入世做准备的；而道家、佛教在注重修身养性的同时，他们主张的是脱离社会，脱离现世。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是儒家心性之学的真正创立者，其思想的落脚点还是现实社会，并且有着它的政治指向。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儒家学者相比有其不同之处，孟子更注重心性之学（即内圣）的研究。如世人耳熟能详的“良心”“本心”这些词汇，都是出自于孟子。此外，儒家关于心性之学的主要理论主要是由孟子发展出来的，如“人性本善”的理论。但孟子所讨论的人心、人性问题，是为其政治理论服务的。实际上，社会政治、国计民生等问题，才是孟子真正关心的问题。
二、孟子的政治理想：王道仁政
首先，笔者将就王道仁政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介绍。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动荡时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如在政治上，周天子名存实亡，地方上四分五裂，诸侯之间征战不休。西汉刘向所编的《战国策》对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进行了描述：
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礼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呑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蓋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
面对上述现实，孟子从人性本善的哲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一套改变社会现状、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政治架构，即王道仁政。
其次王道——孟子的政治思想教授、博导徐洪兴，何为“王道仁政”？“王道”在儒家思想中早已存在，是儒家的一个传统概念，而“仁政”出自孟子。“王道”实际上是“先王之道”的简称。儒家历来崇尚“王道”，所谓的“先王之道”，按照儒家的传统说法就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的圣王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之道，就叫王道政治。《尚书》中讲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就是儒家的王道理想。
孟子所提出的“仁政”从内涵上来说，与传统的王道思想是相吻合的。仁政就是王道的体现、王道的标志。笔者认为，孟子之所以要在原有的王道概念上提出仁政，原因在于孟子认为其所处的时代不仁且乱。仁就是爱，孔子主张爱人，孟子在此次基础上提出“仁者爱人”。孟子尤其突出了“仁”，在孟子看来，“仁”就是指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为人之端。孟子试图用“仁”来解决当时的社会困境，所以他特别强调仁政。孟子在《离娄上》中提到：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在这段话中，孟子突出强调，无论是在上位者还是在下位者，都必须遵循仁治，否则将会国家不保、性命不保，但现状却是这些统治者并未推行“仁”。仁政只是孟子针对政治的一种设计，只是一种政治理想。
孟子所提出的仁政在理论上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它在孟子的思想体系内有着合理的理论基础，即性善论、人性本善的理论。孟子在《公孙丑上》中说道：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不忍之心在此处就是指同情心、恻隐之心，也就是仁，爱人。在孟子看来，这种不忍之心是人的一种本能，是不用经过大脑思考判断的，这是人性本善的基础。先王作为统治者，同样也有不忍人之心，他把不忍人之心运用在治国理政上，就形成了仁政。如果仁政得以实现，天下可运之掌上。从该段话中也可以得出，孟子所谈的人性本善，目的不是为人性而人性，而在于服务于他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
在孟子看来，仁政是治理天下的关键所在。孟子在《离娄上》说道：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瘦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厥，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在整段话中，孟子提出了治国理政的五个要点，同时这五个要点也是践行王道仁治的关键。第一，治理国家必须效法尧舜等先王，以先王的治国方法为规矩来治理国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第二，仁政的关键在于“行”，要“行”仁政。只是明白先王治国的具体道路，只是饱有仁爱的心智和声望，但不付诸于行动，也是徒劳的。第三，要任用贤者，让仁人在位，让有德行的人来管理国家，以保证先王之道的实现。第四，相比军事、经济，礼仪、教化和先王之道对于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即使军事强大，经济发达，若“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则国家仍要灭亡。第五，作为人臣，要宣扬仁义道德，不能贼害自己的国君。在孟子看来，做到上述五点就可以实现仁政，就可以平治天下。
三、王道仁政政治理想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孟子主要通过“王霸之辩”与“义利之辨”论证了其政治理想，即王道仁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笔者接下来将对“王霸之辩”与“义利之辨”进行介绍，通过对二者的介绍，还原孟子对其政治理想的论证过程，论述王道仁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什么叫“王霸之辩”？春秋战国时期，“王道”是一种政治样式，与之相对的政治样式就叫“霸道”。在孔子的时代，“王”主要指“天子”，“霸”指“伯”，即诸侯，如“春秋五霸”，孔子对他们有批评但还没有太多的否定，如对齐桓公、晋文公。但到了孟子的时代，“王霸之辩”的意义有了变化。
1.孟子通过“王霸之辩”来论证王道仁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载：“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认为行王道仁政，即使是领土只有百里、武器装备很差的小国，也能战胜如秦国、楚国一样的军事强国。在这几句话中，延伸出了孟子在政治上的一种辩论，即“王霸之辩”。“王霸之辩”就是王道与霸道之辨。王道如前文所述是儒家崇尚的一种政治样式。那么与这种王道政治样式相对立的就是霸道政治。
孟子重新规定了王道和霸道，将这对概念变成了德治与力治。春秋战国时期就是王道和霸道争斗的时代，而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政治更为混乱，社会更加动荡，因此，孟子依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王道和霸道进行了重新规定。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王道和霸道这对概念变成了德治和力治。德指德行，品德；力指实力，强力。由此，“王霸之辩”也变成了道德和实力的比拼。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主要针对战国时期兴起的法家，尤其是当时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法家特别强调的是实力、强权政治，而孟子遵循了儒家的传统，强调德行的价值，这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争斗。
孟子主张善教，倾向于德治，并将这一治国主张与法家的法治进行比较，以证明以其治国理念的合理性。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法家将国家管理地有条有理，它主张论功行赏，论罪行罚，政治效率很髙，孟子把它叫作善政。而儒家强调教化，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在孔子看来，如果执政的时候全部用法律，虽然可以避免百姓犯法，但这样也会使他们丧失羞耻心。所以孔子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强调德行的同时，法律作为一种后备补充，如此一来，百姓既不会犯法又有羞耻心。此外法家主张法治，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否定了人性的光明一面，若依此来治国，这种统治并不会长久，如秦朝只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就政权倾覆即是例证。所以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以法辅助。
孟子看到了施行王道仁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所以他试图向诸侯推行王道仁政，孟子曾讲“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按照孟子的说法，尧舜行仁政是因为其本性；商汤周武王行仁政，靠的是身体力行；春秋五霸行仁政，则是假借仁义之名。但是诸侯若能够始终假借仁义不归还的话,也是勉强可以的。而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征战频繁，多以实力争霸四方，孟子希望在行霸道的诸侯能够接受他的建议，改行王道。这是孟子一生尽力去做的事情。所以孟子周游列国，宣扬王道仁政。如孟子去游说梁惠王，于是也就有了《孟子》开篇《梁惠王上》。孟子在政治上讨论王霸之辩时，孔子的义利之辨也就引了进来。
孟子通过“王霸之辩”证明了施行德治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德治本身又是王道仁政这一政治理想的组成部分，因此施行王道仁政有着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2.孟子通过“义利之辨”来论证王道仁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首先，孟子对孔子所提出的“义利之辨”进行了继承与扩展，孟子将其引入到了政治领域。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所提出的义利之辨，主要针对的是人品，而孟子在完全接受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孔子思想，把这套理论扩张到了社会政治层面。
如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问孟子能够给本国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回答：“大王何必讲利呢?
不是还有仁义嘛。”孟子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若举国上下皆言利，这个国家是要出问题的。孟子接下来又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乘是指由马拉的战车，一乘就是一辆兵车，它是最小的作战单位。它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是否强大。孟子说，若把利放在首位，千乘之家则可杀掉万乘之国的国君，百乘之家可杀掉千乘之国的国君，如此以来不夺不厌，天下则会大乱。所以孟子得出最后的结论：“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也就是说一个仁爱的人，不会遗弃父母；一个有义的人，不会怠慢君主。所以，治国者在治理国政时，应该首先讲仁义。
上述段落表明了孟子把孔子的“义利之辨”引人到了政治领域，同时也说明了孟子对利与义的态度。孟子认为，以利为先，不是治国的上策，反而是引起动乱的根源。若想使国家强盛起来，最好的办法是讲求仁义、推行王道、实施仁政。但儒家并不反对利，只是强调利要取之有道，要符合原则。同样，孟子也不是否定利，他认为富国强兵、征战夺地只是小利，而这种小利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如破坏人心，而讲求仁义是大利，大利有了，小利自然也被囊括其中。所以义利之辨又转变成了王霸之辩。与利相比，重义更有利于国家的治理。
如同“王霸之辩”辩论道家思想优于儒家思想，孟子通过“义利之辨”证明了施行义、仁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而仁义本身也是王道仁政的组成部分，从而证明了王道仁政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四、实现王道仁政政治理想的关键：民心问题
透过“王霸之辩”“义利之辨”，孟子讲到在这二者之中深藏着人心问题。实现王道仁政的关键就在于得到人心，人心关乎师道，是一个深层次问题。此处的人心主要指的是民心，所以人心问题也就是民心问题。
齐宣王问孟子关于齐桓公、晋文公之事，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的政治理想是王道仁政，在其中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想法措施设计，最核心的就是“保民而王”。
何为“保民”？从字面去理解王道——孟子的政治思想教授、博导徐洪兴，保民就是保有和安抚民众。这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政治的思想。迫于战时用兵需求与和平时期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需求，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始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国家争取到更多的劳动力。这就是对“保民”狭义的理解。
如果从广义上去理解，“保民”的含义非常宽泛。它包括养民、惠民、重民、取信于民、与民同乐等等。笔者着重要讲的就是民心，保民的目的就是得民心，也就是要得到百姓的拥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孟子看来，民心向背是评判王道政治的一项指标，能否称王天下在于能否得到民心。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者，鹯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敺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上》）
这段话中，孟子提到得民心在于“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也就是说百姓所希望的要给他们，不想要的就不要给。之后孟子用了一串比喻来说明统治者只有行仁政，才能聚民心、称王天下的道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藉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离娄上》）
从表面来看，上述话语主要讨论的是军事问题，但是深入其中会发现，它讨论的还是人心问题，战争的成败在于人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中道的得与失最后落脚点还在于民，而民的关键就是民心。民心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所以孟子提出，统治者要想得民心，就要在施政用人时重视百姓的意见，听从民意。
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对于官员的任用，只有举国上下都说此人是贤才，才可对该人进行考察；对于犯人的处决，只有举国上下都说此人该杀，才可对该人进行处决。这就叫作为民父母，由此统治者才能得民心。因此，能否听从民意，也是施政的一个重要指标。联系到当下，之所以有些地方政府与百姓之间存在较大矛盾，关键就在于决策者在做决策之前，未做广泛调査，未听从民意，造成许多政策都是闭门造车、拍脑袋决定的。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孙丑上》）
在这一段落中，孟子讲到统治者如何得民心的问题。孟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在用人上，尊贤使能，用有德性的人；在市场上，提供场地存放货物而不征租赁税，依照规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在关卡上，仅是査问而不征税；对于种田的人，只要他们助耕公田，不征收私田的赋税；人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劳役税和额外的地税。如此以来，天下的人都愿意来这里居住。联系当下，上述五点措施用今天的话来表述就是改革开放、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发展第三产业等，可见孟子的行仁政对当下的国家治理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孟子还强调，统治者若想得到民心，除了上述几点外，还要与民同优乐。如孟子去见梁惠王时，梁惠王在御花园接见他。梁惠王的御花园很漂亮，有山有水，有各种各样的鸿雁、麋鹿，梁惠王居高临下地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乎”。孟子回答到，周文王要造一个御花园，各地百姓自愿自发地带着工具来为周文王建造御花园，百姓说到：“我们王辛苦了，现在总可以有一个享受的地方了。”因为周文王能够想到百姓，所以百姓也想到他。
又如，根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齐宣王说自己的御花园方圆只有三十里，但是齐国的老百姓还嫌他的御花园太大，而周文王的御花园方圆七十里，百姓还说它太小。孟子回答说：“我刚到你们齐国的时候，有人就警告我，城郊有个三十里大的圆圈，若在里面打死一只兔子或一条小野兽，就要偿命，因为那是王的御花园。你在城郊设了一个大陷阱，百姓当然嫌你的御花园大了。周文王的御花园虽然方圆七十里，但是百姓可以进去打猎、割草，百姓进人到里面，就好像在自己家里面，所以百姓会嫌它小。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统治者是不是享受，而是在于百姓有没有得到实惠。所以孟子的结论是“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辩论道家思想优于儒家思想，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结语
孟子所提出的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从理论层面来看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实现它却很有难度，这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差距。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儒家学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坚持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实践，但并未完全成功。孔子说“知其不可而为之”。同样，孟子也周游列国二十几年，他说“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现实表明，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儒家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的理想主义。不同于西方崇尚的丛林法则，儒家否定丛林法则中所宣扬的弱肉强食原则。孔孟认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对等的，这些主体之间是可以和而不同、和平相处的。
虽然儒家所提出的理论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虽然它还不是实然（已经实际存在的东西）的存在，只能算作是一种应然（应该如此）的东西，但它指出了人类应该去努力的方向。仁政的实施，将会使人类的生存、发展更有希望，而丛林法则只会促使人类走向灭亡。所以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在当下仍然有着它独特的价值，这些价值仍然值得我们去挖掘、吸收、运用，用它来指导、服务于当代国内外各种事务的发展建设。
载《人文天下》2016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