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东）道家入世思想的真正含义，驳斥误区
摘要：一直以来，有人片面地认为老子思想是消极颓废、逃避人世的，而没有看到他关注社会纷争、关怀人民幸福安宁的积极入世思想。误解的标准主要在于老子是否积极的关注社会人事，“自然无为”是否就是无所事事之意。从这两个角度入手，通过仔细阅读文本分析老子思想的真正含义，驳斥误区，证明《老子》是一门以“自然”、“无为”为核心观念的政治哲学，具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和人世关怀。
关键词：老子；自然；无为；入世
《老子》一书的语言幽深曲折、文约义丰以及正言若反的表达方法和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人对其思想产生误解，再加上后人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认为老子思想缺乏公共关怀，逃避社会责任，是在宣传遁世哲学。从荀子在《解蔽》中误解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p839)开始，在经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中“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隐君子也”(p893)的论断，老子消极避世的思想更加得到强化，从而延续至今。
因老庄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其思想有其前后承继关系，所以老子思想也被视为是不知人事、逃避社会的消极思想。而且历来研究者往往过分强调老子思想或说道家思想与隐者的关系，这样就容易给人留下道家消极而出世的印象。陈荣捷先生就反驳说：“（隐士）最多不过反映道家思想的一个角度，而这个角度又不是最重要的”。[](p168)显然，荀子对庄子理解有误，如“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p218-219)（《天地》）讲的虽然是自然之道，但显然倾向于社会人事，强调“无为而治”的君天下统治。这种统治以自然无为为手段，以天德为准则，无处不渗透着人事和人治的内容。庄子不仅没有忘怀政治，而是心系天下。相对于庄子来说，老子更具有积极入世的情怀和精神。
一 入世精神与治世之道
许多人认为老子思想是出世的，而儒家思想是入世的。结论的得出标准主要是对待当时社会现实的态度，是否对社会人事予以关照。儒家积极关怀现实，希望通过自己的主张稳定社会秩序，这是没有争议的。而过去的多数学者认为老子思想的基调是面对社会巨变，采取隐居山林，逃避社会责任的冷漠态度。针对这一标准，通过仔细阅读《老子》，人们会发现老子并非遁世，而是同样具有社会责任感，是一个具有入世精神的智者。
老子所处的是一个周王室衰落、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p217)（第四十六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5](p182)（三十章）老子目睹了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人民流离失所的惨剧，与诸子各家一样都怀有关怀政治民生的社会责任感，并不断反思社会动荡的原因。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人多利器， 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第五十七章）显然，“忌讳”、“利器”、“技巧”、“法令”是导致人民越来越贫困，国家越来越混乱, 邪恶的事情越来越多，盗贼越来越多的原因。他接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5](p275)（第五十七章）老子从政令烦苛带来的灾难和权力横暴中，得出了不干涉主义。可见，正是统治者的权力欲、贪欲等欲望的驱使下，才导致人民贫困、盗贼充斥、国家混乱的局面。根本原因正是统治阶级的贪欲。
老子在七十五章说得很直接：“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 是以难治。民之轻死, 以其上求生之厚, 是以轻死。”[5](p327)统治者的贪欲通过剥削和高压政策来实现，这也是造成政治祸乱的根本原因。老子对处于水深火热的百姓极度同情，毫不留情地批判正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带给人们的苦难。张松如先生说：“本章揭示了劳动人民与封建统治者之间阶级矛盾的实质：人民的饥荒，是统治者沉重的租税造成的；人民的轻生，是统治者无厌的聚敛造成的。这种说法，当然同贯穿《老子》书中的‘无为’思想相通着，可是它岂不也反映了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吗？岂不正是作为人民群众主体的广大农民阶级思想的流露吗？”[](p391)可见，老子非但没有遁世隐居，反而对百姓的痛苦感同身受，对统治者的腐败、虐政极度痛恨。老子还认为当时政风败坏，统治者欲望膨胀，挟持权威武力，压榨百姓，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他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5](p262)（第五十三章）将统治者和老百姓的状况进行对比, 揭示了统治者的安逸享乐的统治是建立在人民的苦难之上，真是不折不扣的强盗头子！
老子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是极度关心的，他认为社会的混乱，国家难治，民众苦难，是统治者贪得无厌的结果。因此，老子主张统治者应该“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说：“绝圣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5](p134)（第十九章）“绝圣弃辩”、“绝伪弃诈”、“绝巧弃利”犹如是告诉君主的三大治国纲领，施行三策，人民便可以享受安定的生活，恢复孝慈的天性，盗贼减少，社会也会更加安宁。可老子觉得这样还不够，最重要在于君主应该加强个人修养—“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因为欲望才是祸乱的最根本原因老子代表阶级，所以老子认为君主修养身性才是治国的至上纲领。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李向东）道家入世思想的真正含义，驳斥误区，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5](p306)(第六十七章) 三宝是修身的核心，也是治国的准则。老子认为慈爱所以能勇武；俭啬，所以能大方；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长。“慈”有慈爱、和善之意，不仅指与人相处善养心性的的方法，也只治国的善政。“慈故能勇”因为对人民慈爱就能获得人民的拥护，自然国家就更加强大。“俭”应是俭朴、节俭、克制之意，与“治人事天，莫若啬”[5](p283)（第五十九章）之“啬”字同义。身为治理者理当珍重爱惜天下百姓的人力物力。韩非子说：“智士俭用其财则家富，圣人宝爱其神则精盛，人君重战其卒则民众，民众则国广。”[](p215)君主不仅应爱惜百姓财力，更应该重视民众的生命，不轻易让士兵去打仗，那么民众就会增多，民众增多那么国家就广泛。因此老子称赞说：“俭朴，所以能广泛”。“不敢为天下先”，从修身来说，是指不争，谦让的意思，保持谦逊才能赢得众人的拥戴，才能长久康健；而从治国来说，又有“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味，人君的安乐、荣辱得失应该以百姓的幸福为前提。总之，“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三宝”，既是有道之君主修身的法宝也是治国的良方。
当老子深感社会的矛盾和不公时，他就思考该如何建立一个和谐公平的社会。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5](p334)（第七十七章）面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对立，阶级压迫的不合理现实，他以“天之道”与“人之道”作对比，主张“人之道”应该效法“天之道”。老子把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的现象归之于“损有余而补不足”，因此他要求人类社会也应当改变“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效法自然界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损有余以奉天下”，不仅是老子社会财富平均化和人类平等的观念的体现，更是深感社会动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民日益贫困而提出的以道治国的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也是老子“自然无为”思想的体现，并不是社会倒退，并非是归隐后的“世外桃源”。这是老子不愿看到统治者由于私欲的膨胀进行兼并战争而设想的乌托邦，他认为只有诸侯国人口少，就失去了同周天子抗衡的欲望，就不会有战争，人民就会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而且老子的“自然无为”是指让事物按照自己自然而然的轨道运行，而不加干涉，影响其自然进程。自然，也不反对历史、社会按其固有规律发展前进，使之符合自然之道。同样是老子看到社会混乱，人民不幸的之后，所提出的一种治国理政的构想，希望统治阶级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的目的，从而开创和国泰民安、和谐太平的社会局面。
人们在细读文本后可以发现，老子对于社会现实的关照，对于统治者暴政的强烈批判，甚至是温柔敦厚的儒家所不及的。老子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厌弃社会的不合理；老子不仅严厉抨击社会的不公正、不合理现象, 关注现实, 而且也提出了正确的治国治人之道，真正的融入了现实。这简短意赅的五千言正是老子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时代动荡，礼乐崩塌的社会现状的深刻思考，是老子积极入世思想的完美展现。
二“自然无为”的入世关怀
认为老子哲学是一门消极、颓废的出世之学，很大原因是对“自然无为”二字的误解，如白居易《读〈道德经〉》一诗：“玄元皇帝着遗文，乌角先生仰后尘。 金玉满堂非己物，子孙委蜕是他人。 世间尽不关吾事， 天下无亲于我身。 只有一身宜爱护， 少教冰炭逼心神。 ”[](p2179)大诗人白居易对《老子》“自然无为”的理解尚且如此，这是把“自然无为”理解为顺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的典型看法。 因此，从分析“自然无为”的真正内涵入手，来证明老子思想是否出世。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之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p597)按此说法，道家出自古代的史官，对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深有体会，而且也点名了老子哲学属于政治哲学。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2](p1893), 负责周王室的图书管理。但中年时受到周王朝统治者的迫害, 晚年又失去了职位, 从统治阶级的下层人物沦为庶众。时代的悲剧、特殊的职业和人生经历，使得老子对于如何改变纷争的政治局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提出道的学说，以道明人事，以道法自然，自然无为的思想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从根本上讲，《老子》哲学属于政治哲学，以“道”为最高范畴，以“自然”、“无为”为核心观念而建构的思想体系表达出对社会政治根本问题深刻而独特的理解。了解的一定的时代背景，人物经历，我们不难看出，“自然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否则就与历史相悖，与人物不符。
“道法自然”源于《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p159)。在《老子》哲学中，“道”为最高范畴，然而“道”以“自然”为法则，道的本性就是自然。所谓“自然”，乃是自然而然之意，故“道法自然”乃谓“道”自主、自成。而老子的兴趣不在宇宙论，而是从天地宇宙中引出他的治国方略。老子关注的是社会治理问题，他要从天道自然那里寻找秩序的本原。刘笑敢先生对这句的解读很经典，他说：“人生活在天地之中，而天地又来源于道，道在宇宙万物中是最高最根本的，但道的特点却是自然二字。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又取法于自然，所以道是最高的实体，而自然则是最高的实体所体现的最高价值或原则。……在这里的论证中，地、天、道都是过渡、铺排和渲染的需要（李向东）道家入世思想的真正含义，驳斥误区，全段强调的重点其实是两端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说穿了就是人，特别是君王应该效法自然。……对于这一段，有人主张读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按照这种读法，人法自然的思想就更直接了。”[](p121)老子探究外在宇宙的本源和自然界之规律，最终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用道之自然来指引人生。
从“道法自然”到人法“自然”，显示了老子对人的现实关怀。《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5](p159)（第二十五章），将人的存在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极度推认和提倡。可见，“自然”并非是自然界、大自然的含义，也并非是顺其自然，任其发展的单纯定义。老子关心的焦点是人类社会的生存状态，《老子》中的“自然”是指行事处世的无为原则和万物不受外力干涉的自在自我的状态，是一种合乎生命需求的规范和状态。
道、自然又与无为是紧密相联的。车载说：“‘道法自然’语，是说‘道’应以“无为”为法则的意思”。[](p5)诚然，《老子》哲学系政治哲学，老子将“道”落实到他理想的社会和政治领域——自然无为。而“自然”作为“道”的核心，亦成为政治的最高理念。诚如徐复观所说，“自然的意义，用在政治上，实等于今日之所谓自治”[](p320)，“自然”即指有道之君的无为之治。
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5](p203)（第三十七章）。在老子看来，统治者能依照“道”的法则来为政，顺任自然，不妄加干涉，让人民自由自在，自我发展。“道法自然”，自然是无为的，所以“道”也无为。“静”、“朴”、“不欲”都是无为的内涵。统治者如果能够做到清净、真朴、不贪欲，对人民做到不骚扰，老百姓就不会滋生更多的贪欲，他们的生活就会自然、平静。通过这样的“无为”而达到了“无不为”的目的。可见，无为只是达到无不为的手段，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在于无不为。“无为”对于君主来说，首先便是权利和欲望的自我节制，是对宇宙万物满怀敬意，让世界万物按照自身的秩序运行发展老子代表阶级，而且主张成就之后，不要居功炫耀，贪位慕禄，所谓“功遂身退，天之道也。”[5](p89)（第九章）这是一种以圣人之心治国的理想。“身退”并不是引身而去，不是去隐匿行迹，去归隐。而是告诫人们要克制欲望，不要自我膨胀。正如王真所说：“身退者，非谓必使其避位而去也，但欲其功成而不有之耳。”[](p30)这里老子并没有丝毫遁世思想，而一种修生治国的方略。可见，老子的“无为”不仅指劝诫君主抛却私欲，应以圣人之心治国，更应该让人民保持自由的的状态，不加干扰。推开来说，无为是行事的办法和原则，无不为则是效果和目的。无为之所以能够无不为，是因为万物能够自己而为，无为的根本意义就在于维护万物的自然法则，而只有无为，万物才能够自有所作为，这就要求君主尽量减少对百姓的干涉，无论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这是道家式的责任感，“无为”的提出是让万物得以“自然”。
综上可知，老子是一个身怀天下的入世哲人，他不仅积极地关注社会和人事状况，而且不断反思国家人民的出路，并提出修身治国的良方——“自然无为”。《老子》五千言实质是一本宣传“治世之道”的政治哲学。他怀着拯救世人、消解因欲望而引发的社会纷争的良好愿望，要求统治者施行“无为”之治；他有一颗“以百姓心为心”的良知，要求统治者尊重人民，爱惜人民，告诫统治者要“少私寡欲”、修身养性，以实现老子心目中为政治国的最高境界———“太上，下知有之”。[5](p128)（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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