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大成：以戏剧呈现为方法的源流与变迁
中华民族的文化代代传承，留下了无数人类历史上的精神财富和经典佳作，通过跟经典的亲密接触，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形式的时候，你才能知道经典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即使在当今这样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网络的时代，通过与几千年前的经典对话也可以让我们得到许多启示和思考。
靳大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攻文艺理论、思想史，从2005年起，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带着年轻人读传统经典，并积极参与和组织西部支教工作。率先倡导以戏剧呈现为方法的经典阅读活动。本期节目，靳大成作客《世纪大讲堂》，带领我们回到秦汉，追溯历史，详解法家思想的源流与变迁。
法家的由来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飭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中对法家的定义强调了一个“信赏必罚”，强调了一个“以辅礼制”，这两句话我们要仔细地去分辨——前者强调令行禁止的严，后者强调法到底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是汉人的观点。法家的出现其实它的历史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代。其实在《尚书》的《尧典》里边其实已经提到了五刑。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我们都是作为礼乐文化的来源来学习的。但是事实上，《尚书》里除了告诉我们，崇礼尚德，民为邦本的这样一个德治的思想之外，它其实还包含了一套非常完整系统的刑法制度。
春秋时代还没有法家这个名字，当时的人们常说法术之士，叫法家的时候，那一定是秦汉以后的事情了。所谓法术之士，其实就是先秦诸子，九流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中，法家者流。他们和其他先秦诸子一样，共享了一个共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世界，也就是在先秦诸子产生之前，一两千年一个历史的巨大的事实：王权政治——从族长、部落长、部落联盟到天下共主。王权的政治历史经验，引导了后来的几千年的发展。面对这个经验，各个学派的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找到了他们各自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他们的思想资源，这才产生了不同的流派，这就是从法术之士到法家的演变。
法家的分类
早期法家
礼刑并重，以刑辅礼。法先王维护周制。
中晚期法家
鼓励耕战、编户齐民、强推刑法、以法对民。以势和术来控制臣下，法后王夺取天下。
正式登场
法家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登场法家思想的法术势，是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我们都知道孔子最爱说的一句话叫礼崩乐坏，王纲解纽。也就是说在西周时代，周武王和这个周公所创立的封建制礼乐文化，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周天子只有一个名义上的控制权，而实际上各个诸侯国已经从过去的侍奉一个天下共主，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自行其事，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方式。
这么一来，原来周礼中所规定的种种规矩，都在眼前崩塌了。各个诸侯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好恶，就开始发动战争，吞并邻国，这就叫礼崩乐坏。
就在这个形势下，怎么解决这个乱局？怎么让天下重新恢复到秩序，而不是陷入春秋无义战？这个形势的严峻性，在当时孔子的时代，已经是叫做（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就是子弑父，弟弑兄，这种相互之间为了争夺权位的残杀，血流成河，天下民不聊生。
于是，针对这个问题，儒家提出了儒家的办法，法家也提出了法家的办法。
早期法家——管仲
管仲
鲍叔牙
管仲原是齐国人，他有一个发小叫鲍叔牙，而哥俩长大以后，每个人辅佐了一个不同的君主，一个辅佐了公子纠，一个辅佐了叫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齐国君主齐襄王被杀后，齐国出现了一个接替的危机，这个时候公子小白顺利地继承了大位，在派兵一战想把管仲辅佐的公子纠打回去时，鲍叔牙却向齐桓公举荐了管仲，把齐国的国政授给他了。
齐桓公
管仲上任后，首先他把一个当时在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齐国社会他重整了，叫编户齐民，什伍之家。他把按照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逐渐地递涨，一直到乡（全国一共被分成了二十一个乡），并根据这个户口和人口的现状，按照多少户产生一个兵，多少户出一副甲胄，多少户出一个牲口，出一份马匹等等，把社会重新组织化。
其次他把士农工商这四个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工种划分了固定的地区，商人住在哪里，农民住在哪里等等，整个社会井井有条。同时由于齐国就是今天的山东，靠着大海，历来就有渔盐之利，所以他也尽地利，尽渔盐之利，同时叫作內政而寄军令，重组兵制，建立三军。
经过他的这一番整治，齐国几年之后便国富民强，部队经过整治以后，军力也大大增强。经过他的努力，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同时也重新确立起和过去的礼乐制度的关系。
孔子对管仲的复杂评价：不知礼，如其仁
可是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评价是有点儿矛盾的。比如说一百多年后孔子和他弟子讨论到管仲这个人和齐桓公这个人，他自己的观点有点不一样，一方面说，管仲这个人格局、器局太小，不知礼。当时的国君在这个自己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影背门，他那也盖了一个影背门；国君招待其他君主有一个喝酒的反坫，他自己也弄了一个反坫。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当时的礼仪制度，这被认为是一种僭越法家思想的法术势，是不知礼的行为。
可是另一方面当子路，子贡问孔子，说这个管仲这个人不仁吧？不，如其仁。这是孔子从一个大的历史效果的角度来重新评价早期的管仲，法家的管仲。没有管仲的话，我们今天早就被西南、东南、东北的少数民族，部族给我们欺压，我们披发左衽了，我们的中原礼乐文化就保护不住了。同时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不是靠着军事力量，而是靠着周天子的尊王攘夷的策略，恢复了当时东周的秩序，这就叫仁。他既解决了当时的问题，同时仍然在维持礼制，他没有是把这个刑、法强调到一个突出的位置。
但可能有人就说了，学术界也有一些疑问：
管子能算是代表法家吗？
我们想想，一个虫蛹经过了蜕变之后，化茧为蝶了，就好像早期法家和后来的中晚期法家靳大成：以戏剧呈现为方法的源流与变迁，形态完全不同了。但是他们是不是一个东西呢？是不是同一个生命呢？是，他们都是法家。也就是说在早期法家当中，由于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极端情况没有出现，他在采取应对的措施和面对历史资源的时候，他有一套他的折衷的做法，同时还讲礼、讲义、讲仁，同时又尊王攘夷，在这个社会组织和动员发展生产方面，他提出了新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被后期的法家给继承了。
中晚期法家——商鞅
中晚期法家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第一，也是像齐国一样什伍编户，同时他做了一个最重大的，就是男子成年以后立刻分家，单独立户，向国家纳税，国家分给你土地，否则就要加倍征税。经典意义上的单户的小农经济，也是在这个时候落实了。这便是所谓的开阡陌，增加土地。
商鞅
同时他规定了，强本逐末，本是什么？是农业，是战争。因此只要你能够多交粮食，多交赋税，多在战场上杀敌，便可以授功升级。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原来古老陈旧的世袭制不复存在了，你要靠你的实力来。他用这个办法来鼓励了、动员了当时秦国的社会组织，完成了秦国的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同时他在推行法律的时候，规定得极其严格。老百姓只能种田，同时什伍编户互相之间是要连坐的，成功挫杀了私斗、械斗的风气。
秦国经过他这样的整治，十年之后，国力增强，首先把丢失的这个河西之地全部收回，并直插函谷关，打开了向东发展的这个大的通道，于是各国纷纷前来道贺、联盟，秦国正式地以一个“乡邑大治”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
对此，司马迁有一个不同的评价：他读了《商君书》之后就认为，他这个开塞耕战，这是商君的特点，是其人天资刻薄也。也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个执法过程中，只要你触犯了法，我是一点不讲情面的。司马迁的这个评价就能看出，商君登台以后，秦国发生了历史的变化。秦国的变化，导致了中原六国也发生了变化，真正进入了一个纷争的战国时代。
《商君书》节选
极右翼法家——韩非& 李斯
韩非
李斯
秦国往东发展，在实现它统一六国的梦想时候，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这两个人是师出同门，他们的老师是荀子。
韩非强调法术势的重要性——法著之于竹帛，公之于世界，让臣、百姓、天下人都能看到的，是一个公开的东西。势是维护君主大权的威势。而术，用白话说就叫做阴谋诡计，就叫做政治手腕。于是他把这法家各派早期、中期的思想汇流了，著写了很多的文章。
这些文章被秦嬴政看到，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他对韩非很感兴趣，于是和他的同窗李斯决定猛攻韩国，韩国挡不住，就派韩非子为使者到了秦国，和秦嬴政聊得很开心。
可是，作为同窗法家思想的法术势，李斯是深知韩非的才能在他之上的，他就使了一个计策陷害他，最后把他毒死在秦国的狱中。毒药还是李斯这位他的同学送过去的。这件事情反映了不光是李斯的个人品质，更体现了法家在做事情的时候的不择手段靳大成：以戏剧呈现为方法的源流与变迁，这种阴、狠、毒、辣，也就是他的术。
那么韩非的思想里边，其中很突出的一点，在评价三代之王的时候，和儒家表现了完全不同的历史观。而另一方面，他把术和法、势结合得很好，并且他强调的是很强的逻辑性。他告诉君主把握臣下的两点，叫做二柄——一个赏，一个罚。君主不需要品格高尚，中人之资就可以做。只要你是按照法来做，你掌握了这个刑罚，完全在你的手里控制，臣下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听你的。
他还有很多的具体的这个计谋献策，怎么去控制老百姓，怎么去控制臣下，怎么达到一个君主虚位、清静无为。他把黄老之学发挥到了一个极致。通过了像这个韩非这么一套极端的极右翼的这个法家的这个制度的实行之后，秦国的君主政权、君主专制的这套统治术，为建立了之后2000年的大一统开了先河。秦国虽然二世而亡，但是它形成了帝王的一个势，这个势造成了以后，它的历史的冲击力，后人很难改变。所以后代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景象，再也不复存在了，同时儒家抵抗专制的这种力量也受到了削弱。
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后来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也是他的所作所为。在已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集权专制国家，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实现后，他们却不知道采取相应的政策的变化。思想也要控制，社会也要控制，舆论也要控制，大家都不要读书了。想读书的学习法例，想拜师的就以吏为师。而且他的立法极严格，叫做偶语诗书者弃市——一个人只要在公开场合，谈了几句诗书，立斩。所以，李斯在帮助促成了大一统的同时，造成了一个无所制约的君权。
焚书坑儒
西汉以来，即使中央独尊儒术，但另一方面，它的中央集权制，它的郡县制，它的科层管理，官僚制，最后文科取仕发展到后代，这套有效的管理办法依然是秦制。儒学刚才我说，经过了法家把秦王朝的帝王之势推到极致以后，使后世再也不可能像先秦诸子百家的时候一样，原始儒学对王权的批判，像孔子和孟子能够直斥其王。一直到五四时代，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原始儒学，孔孟之学，它的民本的思想、仁的思想、仁政的思想，包括它提倡禅让，暗含了对君权世袭制的一种批判的这些思想的种子，这个层面都被忽略了。
儒家vs法家
在王权政治逐渐成熟以来，儒法两家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它们一个是提倡德和礼，一个是提倡刑和法。先秦儒家其实不是主流，往往不见容于世，不被当道者所取，直到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它才经过了经学化的改造，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这套主张和中央集权、郡县制等等相结合的制度，维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
那么法家在早期法家的时候，它表现出了一个蜕变中的蛹的状态，它既有礼的部分，也有刑的部分，它表现了一个综合式的东西，讲民本，爱民、教化、礼制，同时它有一套耕战制度、社会组织、社会和军事动员能力。从商鞅之后，法家出现了强调法、强调术、强调势，越来越极端，在强化了这个君权完成了历史统一的同时，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西汉建立政权之后，看到了秦的流弊，所以到了董仲舒那个时代，汉武帝的时代，就开始折衷实行“儒表法里”。一方面推行秦制，一方面还用经学化的儒学来做它的补充，完成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两千多年来的历史。
五四运动已经百年，我们国家经过了百年的建设，那到今天已经走到21世纪，我们怎么去看待经典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们今天的文化复兴、文化重建，怎么去走出一条新的不同的路，继承传统中好的东西，同时吸收它的历史教训，来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要求的文化符号，这将是永远值得我们共同来思考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