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
邓拓在河北
值《北京晚报》创刊60周年之际，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这个专栏出炉的前前后后，以及《燕山夜话》作为出版物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不仅是表达对前辈的一个敬意，从小小的副刊专栏所辐射出的种种，能让我们捕捉到很多时代信息，也能让我们再次领会到《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
一
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登出《燕山夜话》专栏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作者邓拓（署笔名“马南邨”）说：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邓拓时年尚未满五十岁，但已经是著名的老报人了。他二十八岁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三十七岁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是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机关报的首任总编辑。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报纸的编辑出版中。
《燕山夜话》的栏目名，正是这位老报人自己的手笔。燕山对北京，夜话对晚报，虽只是一个栏目名，仍透出这位老报人的功力与巧思：既绝妙地对应了刊发专栏的报纸《北京晚报》，又切合这个专栏策划时的定位。笔名“马南邨”，化自“马兰村”。这个河北保定阜平县的山村，正是邓拓当年主持《晋察冀日报》时所驻的村子。
“轻松”“有用”“古今”“知识”……《生命的三分之一》这一篇，或许在“燕山夜话”这个名字定下来的同时，就已经在邓拓的脑海里成形了。这一篇是《燕山夜话》真正的“序言”，最后一段里已经列明了这一系列文章真正的关键词，标注了这批知识性杂文的写作路径。
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出版的《忆邓拓》一书中，收有当年《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编辑顾行、刘孟洪的回忆文章《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细述了专栏出炉的经过：“邓拓同志生前总喜欢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我给《北京晚报》写《燕山夜话》，,是被你们逼着上马的。你们真有一股磨劲儿。’”
玩笑其实也是实情。为了这个专栏，五色土副刊的编辑磨了作者三个月。1961年1月，北京日报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晚报编辑听了之后，立意邀请邓拓“给晚报开一个栏目，写一些知识性的杂文”：“我们和邓拓同志越来越熟，磨他写文章的劲也越来越足，整整磨了三个多月”，直到3月初才答应。
当时的邓拓已离开他主持多年的《人民日报》两年，调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主编市委理论刊物《前线》。《燕山夜话》的开栏，在《北京晚报》创意栏目并向邓拓约稿的编辑们看来，有些“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味。
邓拓提的“提倡读书、开阔眼界、振奋精神”这个“铃”，有1961年前后的时代背景。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及其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杂家代表作，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会议还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这个大名鼎鼎的八字方针，其实在1960年冬就已在中央形成共识。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而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和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毛泽东都发表讲话，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粮食短缺，1960年底、1961年初社会温度的变化是明显的。曾是资深报人、又在北京市委书记处分工负责文教，邓拓在北京市的相关会议中发声，希望报纸宣传发挥适当作用，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以补物质之困，也是很自然的事。而正在为“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开动脑力的《北京晚报》副刊编辑们想到了开办一个灵活的读书札记之类的栏目，刊登一些知识性的杂文。他们把约稿的目光，投到了邓拓身上。
二
在副刊编辑岗位工作多年，重读《燕山夜话》集时，我会忍不住设想，作为编辑，如果今天我碰上一个像邓拓这样的作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得用上“幸福”二字——对副刊编辑来说，一个学识渊博又长期浸润于报纸，深知报章各种需求，能按时为版面提供合适稿件的作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但一个既有学识储备，又精通报纸规律，能在学术和普及两者间兼取所长的作者，又着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今天重读《燕山夜话》，许多篇章仍然可以放在今天的报纸副刊版面上，并不违和且不输光彩。它显出的报纸文章的生命力，是作者与报纸“可遇不可求”的密切关系使然，尤为难能可贵。所以，重读《燕山夜话》，在感知它出于历史风云的必然的同时，又不能不体味它偶然而难以复制的一面。“三家村”之一廖沫沙1979年忆旧时曾有“燕山偶语”之说，或许恰好用来形容。
为《燕山夜话》定名时，邓拓对编辑说：“可以写的内容很多，题目随便想了想了一想，就够写一两年的。”很大程度上，是邓拓的学识支撑了这一点。在《欢迎“杂家”》一文中，邓拓说，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应该欢迎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在我们的思想界大放异彩。“广博的知识，包括各种实际经验，则不是短时间所能得到，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不断积累才能打下相当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要研究一些专门问题也就比较容易了”。在《燕山夜话》的一百五十多篇文章中，邓拓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杂家”风貌：
“邓拓同志在这些文章中，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工作、谈思想、谈作风、谈哲学、谈科学、谈历史、谈地理、谈文学、谈艺术……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琳琅满目，很像一部‘小百科全书’。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联系实际，有的放矢，谈古论今，旁征证博引。邓拓同志写《燕山夜话》引用的资料很多。《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汉、唐、宋、元、明、清人笔记、小说；诸子百家、正史、野史；中外寓言杂家代表作，无所不引。”
邓拓的父亲是前清举人，邓拓幼承庭训，有国学底子，后来又先后求学于光华大学文学院政治社会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河南大学经济系，受过良好的学术熏陶与训练。他在河南大学就读期间撰写了二十五万字的《中国救荒史》，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国文化史丛书”（以笔名“邓云特”）出版。从事灾荒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文海1998年撰专文谈这部“经典学术名著”，“以其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科学的历史观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成为其中的‘扛鼎之作’，并将中国救荒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李文海认为，直到20世纪末，它仍是“有关中国救荒史研究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而这本被后来学者高度评价的教科书级的学术著作出版时，邓拓不过是个二十五25岁的青年。
他的“杂家”理念，还出自长时间主事报纸的工作实践。报纸从业者的“杂家”要求，至今仍为多数业者所认同。在报纸工作，尤其是在戎马倥偬中处于一线主持编辑工作的总编辑，更是得有“杂家”精神与“杂家”本领，社论、理论文章、消息、通讯、杂文等样样体裁来得，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与思想等种种领域都有识见。
史学家根底与作为党的机关报总编辑的非凡报纸生涯，对邓拓的“满纸文章”来说，是二而一的关系。《燕山夜话》，则是这种关系的“副产品”。
尽管如今我们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著名的作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把《燕山夜话》视作邓拓最重要的作品。但这是有特殊历史原因的。事实上，《燕山夜话》并不足以代表邓拓，它仅仅是探知邓拓最方便的一个入口而已。
三
对邓拓来说，《燕山夜话》不过是“小文章”。尽管在读者看来，他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老舍语）。这里的“小文章”并不含褒贬的意思，而是由《燕山夜话》这个栏目所在的《北京晚报》的风格决定的。相反，能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对约稿的编辑来说，对读到文章的读者来说《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何尝不是一种幸运的收获。对作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考验与成功。读《燕山夜话》，理解它那种轻松、平易、以小寓大、琳琅满目的风格，不能脱离《北京晚报》这个载体的背景，不能不考虑到邓拓在这个栏目中的写作方式。
《北京晚报》1958年创刊，是有比较明确的意向读者和风格定位的。1957年北京日报社给北京市委的请示报告中这样描述：“北京晚报是市委领导下的报纸，具体业务由北京日报编委会领导，每日出刊四开四版一张，它的读者对象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干部和家庭妇女。每天有两版新闻，两版副刊和专刊。内容除时事新闻（综合改写）外，偏重于本市新闻（补日报之不足，如登一些各区消息）、文化娱乐、体育活动、社会新闻——通过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章，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注意文短，图多，通俗易懂，编排活泼而又不流于庸俗。”
《北京晚报》创刊号上也再次确认了这方面的设想：“这张报纸是办给广大城市居民看的《燕山夜话》作为时代之著的意味，工人、店员、干部、学生和教师、手工业社员、街道居民和家庭妇女，都是这张晚报的对象。同时，晚报还必须补日报之不足，更多地反映各区、中小工厂、基层商店、手工业社、中小学、街道和家庭各方面的工作状况和群众生活面貌。”
这是一张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机关报面貌大不相同的都市报。邓拓本人也对《北京晚报》的定位有过直接的评论：“晚报是一份小型报纸，就要从这个特点出发，在‘小’字上做文章。”——“小文章”，正是晚报的需求所在。轻松、有用的“小文章”杂家代表作，以“具体事例”和“简短活泼”的文风呈现出来，也正是《北京晚报》与它的读者们的默契所在。《燕山夜话》也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
1963年，《燕山夜话》合集出版时，邓拓曾有《自序》：“有人说，零篇写作也很费工夫，你难道不怕耽误工作吗？讲一句老实话，我觉得写零星短文并不费事，只要有观点、有材料，顺手牵羊就来了，有一点业余时间的都能办到。这又证明，一般的文章要写得短；短就不怕没工夫。”《燕山夜话》所集的文章，正是他所说的“零篇写作”“零星短文”“一般文章”。不妨这样理解：《燕山夜话》更像是一次和北京的众多市民的聊天。在这次晚间时段的聊天中，邓拓充分发挥了他的博闻广识，发挥了他史学家与多年浸润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功底，其中或有分享的意趣，也有引导的衷肠。
尽管以常理来论，要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稳定的每周两更，总归会影响到工作生活。但我猜想，邓拓在写作《燕山夜话》时，应该是自有乐趣的。这种在报纸上“夜谈”式的写作，合乎他的心意与理念的。战争年代隐蔽在乡村、民众中，致力于发动大众的办报经历，以及他对党的意识形态包括群众路线的信仰，使他对“站在群众中间办报”“群众内容、群众形式、群众写作”有着高度的认同与实践。关于后者，他1944年在晋察冀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中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通讯工作和报道方法》里有过详细论述。
“马兰村”年代，邓拓主持《晋察冀日报》，就办有通俗性副刊《老百姓》，注重“把新近发生的事用通俗的语言讲给老百姓听”。对于一个拥有丰富储备的学者、作家来讲，能以适当的形式，把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讲到他的意向读者心里去，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对自己所选择的意识形态与道路有深刻认同的知识分子来讲，能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民众，“培养新社会的道德品质和新公民的思想修养”，无论哪一点，都是能令人愉悦的。
邓拓自己可能也没料到，正是这些“顺手牵羊”的“小文章”，成为了杂文史上第二次创作高潮的重要部分。这类杂文也成为鲁迅式的杂文之外，另一种重要的杂文形式。在《燕山夜话》的带动下，《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人民日报》的《长短录》、《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等杂文专栏一时涌起，有知识性、趣味性又不失新闻与时代背景的杂文品种空前活跃。
从这个角度来讲，《燕山夜话》又确实是一部时代之著。
四
《燕山夜话》杂文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量最大的杂文集之一。其中以北京出版社的两个版本发行量为大。
一是1963年的合集，并自1961至1962年分别出版的五集分册。五集分册每集编入30篇文章，共150篇。二是1979年的新版合集。这一版本删去了1963年版本中的4篇（分别是二集的《收藏家的功绩》、三集的《从鲁赤水的墨菊说起》、五集的《一幅墨荷》《命运注定蒋该死》）。又另外补上了当年未收的3篇文章（《陈绛和王耿的案件》《鸽子就叫做鸽子》《今年的春节》）。这一版共收149篇。
所以，《燕山夜话》这两个发行量最大的版本先后收有文章153篇。其中152篇是《北京晚报》《燕山夜话》专栏的。另有一篇《一块瓦片》，选自196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燕山夜话》专栏和《燕山夜话》杂文集的文章数量微有差异。
《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所刊载作品数量，各种资料里有多种说法。综合北京出版社的两种版本，152篇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篇数。
在《燕山夜话》前四集按每集三十篇出版后，1962年10月，马南邨（邓拓）曾在第五集的前言《奉告读者》中说：“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现在将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重阅一遍，选得二十九篇。又把在别的报刊上发表的短文选了一篇加上，补足三十篇。”所谓“三十二篇未编的文稿”，应该是指自“燕山夜话”开栏起，未收入前四集《燕山夜话》出版的所有文章。从中去掉三篇，选出二十九篇，又添上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一块瓦片》，补足三十篇，以合乎前四集的体例。1979年的新版合集在五集之后添补的三篇，应该就是1962年10月这一次未选的三篇。如此，“燕山夜话”专栏所刊的文章就齐全了。
邓拓夫人丁一岚1979年2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忆邓拓——为〈新闻战线》作〉》中说：“正是这一百五十二篇《燕山夜话》和十八篇《三家村札记》，竟成了党的新闻战线上一个忠诚战士的致命之累。”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文教研组编、1983年出版的《作品选讲》在《生命的三分之一》一文后附了顾行的《别开生面 独具一格——介绍〈生命的三分之一〉兼谈〈燕山夜话〉》（1983年）一文作为说明。文中说，“这个专栏……共发表杂文一百五十二篇”。也再一次印证了《燕山夜话》专栏的作品篇数。
《燕山夜话》杂文集在1960年代前半期受到欢迎，发行量可观，和《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受到欢迎的原因是一样的。在频繁变换的运动过程中，在文风、话风变化的过程中，“知识性杂文”的流行是可以想象的。而它在1979年重印之后，发行量比1960年代更大，原因更令人百味杂陈。
1979年1月，廖沫沙反顾“三家村”时写下的一首诗：“燕山偶语招奇祸，海瑞登台启杀机。有鬼为灾偏作梦，三家村里尽痴迷。”诗里写到了三部作品——邓拓的《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勾连的是两桩事——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的批《海瑞罢官》运动，1966年姚文元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涌出的批“三家村”漩涡。
运动的鼓点声频密。值得注意的是，《评“三家村”》一文1966年5月10日由上海媒体首发，5月11日全国各大媒体统一转载。五天之后，“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正式通过。暴风骤雨，并不是骤然降临的。至少从批《海瑞罢官》开始，就已经风雨齐作了。“可以说，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试探，而批邓拓的《燕山夜话》与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突破口和‘样板’”（钱理群《“燕山偶语遭奇祸”——〈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又两天后，5月18日，邓拓饮恨离世。《燕山夜话》和他的作者邓拓，成了“文革”最早的牺牲者，成了回顾这段历史时一条沉重的线索。《燕山夜话》在激烈的批判中，和“三家村”一道，远远超出了“燕山”范围，超出了各地报刊杂文栏目的启发效仿，成为一个举国皆知的“黑色名词”。
当一切运动过去，时代重回正常轨道，《燕山夜话》也以合集重印的形式重回人们的视野。这时候，它已经不再仅仅是邓拓的那些“小文章”“零星短文”，不再仅仅是当年和北京市民的一次长长的“夜话”。它已经负载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批判，一场长达十年的运动，和一个令人扼腕的长逝的灵魂。重读《燕山夜话》，就仿佛负载了更多的意义。
这时候，返身回望1961年3月，邓拓为栏目定下《燕山夜话》的名字，写下第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不由有一种如梦似烟之感。不由想起读了多次的那首诗——1959年2月，邓拓正式离开工作多年的人民日报。在报社同事为他举行欢送大会上，他念的那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