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美称得上是大美？
什么样的美称得上是大美？文学的美不是生命的窄化，而是开拓生命的过程。在谈到文学时，我们无法避开诗的盛世，这个时代张扬的生命情怀、高调的自由意识以及一个个珍贵的个体存在希腊文学传统时间，恐怕是我们渺小的心智与有限的感官无福消受的。
我时常觉得美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存在。有人曾说，“当一种美：什么样的美称得上是大美？，美得让我们无所适从时,我们就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这正如我读唐诗时常常产生的那一种隐秘而厚重的感动。天高云稠，风行草偃，心灵与诗句交融时的一霎触动，恰若彼时在长长的梧桐大道上向前走，身陷满地金黄。与读前代诗歌相比，唐诗带给人的是全然不同的感觉，就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形式与音律上陡增的美感，这有别于陶渊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带给我们的仅仅是内容上的感动，王维的诗句中蕴含了水墨画的意境，在夕阳的余晖中，他晃动着远去的背影，渐行渐远，那是一种在有限文字中空间和时间的扩大。
由此，我想到蒋勋在书中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说：“唐朝当中有一个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感。”我想一方面，这种“出走”可以理解为唐朝诗歌因为语言的成熟，发展出了诗句内容以外的形式与音律上的美好；另一方面，“出走”中又隐含着时代本身一些矛盾的东西，这与上文好似漫步的浪漫不同，我能看见梧桐大道两旁桐花一面盛开如锦，一面又纷纷掉落，热闹与落寞同在。唐诗中诗人对于美的体验复杂多变，其中不乏身处盛世繁华而自发的歌功颂德，也有他们同盛世不符的孤独、无措与茫然。譬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一句显露出的“宇宙意识”及诗人对生命本质的思考，个人的“出走”有着时代的太多可能性。在唐朝民族融合的浪潮下，是否是那些文人们在多元的文化包围中产生了一种无所归依之感，抑或是商业文明的冲击，使他们在产生繁荣之感的同时也产生了寂灭之感？自救般地，他们对于矛盾的思考有对传统自我的审视，也有跳出生命牢笼的愿望。
唐以前的诗局限于小我，而进入唐朝后，格局就变大了。读到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诗人被现实的剧变牵引出一种哲思希腊文学传统时间，于是他转过身去，面向月亮、太阳、山川，整个生命意识都被抛至巨大的空间之中，产生一种冲突、悲壮，以及无人能体会的巨大苍凉感。这一种孤独，对自我尺度的初步察觉，在以农为本、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未尝不是旁逸斜出了一点，就像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清一色的全棉衣裤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件“的确良”。矛盾之中，我们所能看见的是一群匆匆赶在时代潮头的人，他们从人群中走出去，走向山海，走向荒原，走向自我，以一己的精神提升了整个时代的高度。
究其文化根源，在唐朝，真正处于思想主位的可能不是儒家，而是老庄与佛教。唐朝的道教文化深入人心，文学中的道教、佛教元素颇多，它们都主张天道、个人的超脱，甚至远离人情，脱离尘世。此时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诗人们，譬如张若虚，譬如陈子昂，他们将自己置于孤独的巅峰上，与宇宙对话，将生命的经验无限扩大。儒家构造了小农社会，而老庄、佛教提倡的“个人出离”，是不遵从农业伦理的。而农业伦理所强调的，正是那种来源于土地的稳定性，带着一点迂腐、一点保守，一点道德性。因此我觉得这些诗人身上充满了一种“出走”精神的美，这样的“出走”无疑是需要勇气的。他们作为这个偏离农耕文化主线的时代的产物，切断了与农业家族的牵连，摆脱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一生不曾抬头看天的庸庸碌碌。他们的灵魂伫立在澎湃的黄河上：什么样的美称得上是大美？，漂泊在汪洋的扁舟里，在这个出走的唐朝，他们无人理解地孤独着，但他们依旧高昂地奔走着，质问着，达成生命的活泼与自由。
这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出走,更是一种崭新面貌的发现与美的觉醒。农业伦理认为美是种骚动，所以它非常害怕美。唐朝，却是一个觉得美可以被大声赞美的时代，这也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发展嬗变的重要时期。我们回过头来看武则天，她是一个非文人身份却能感知到这种美觉醒的人，以其为代表的唐朝丰腴之美首先便冲击了先前传统农耕文化所提倡的保守之美的地位。而作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身上个人意识的觉醒也是极为明显，不愿屈服于男尊女卑传统观念而偏偏要在一个男权社会反叛封建伦理纲常，她展现了一种叛逆、一种斗争和“物竞天择”的生命状态。她自有一番巾帼气概，她要把生命的极限状态展现出来，她留给后世一块无字碑，纵然被农耕伦理批为“鬼神之所不容”，可她极好地佐证了那个时代反农业伦理的包容风气，这为她展现自我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大背景。
所以，与其说唐朝的出走是一个时代的反叛，倒不如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需要和历史必然。唐朝开国的李家有鲜卑血统，他们通过婚姻促使汉族和游牧民族不断融合，进而产生了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生命情调。借助保守的农业社会伦理，我们可以讲，唐朝，就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次疏忽、一点纰漏，可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后方朝前看希腊文学传统时间，就会发现唐朝这一短暂的出走，带来了大唐盛世，带来了武后的“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带来了国际性大都市长安与贸易商机。因此，唐朝的出走绝不仅仅是一次横冲直撞的出走，漫漫萧索的文明古道上，它更像一盏被点燃的明灯，早早地熄灭，可残存的光影却照亮了整个民族漫长的历史文明。
我忽然想到那些古希腊人，他们认为每个人体内都有一种维持生机的气质，他们把这种气质称为“和谐”。就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没有意识到水穷之处便是云起之时，“水穷之处”是一个空间概念，“云起之时”是一个时间概念，在空间的绝望之处看到时间的转机，生命还没有停止，所以还有新的可能、新的追求，这是对大空间、大时间的强烈渴望。对人如此，对整个时代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唐朝是那云起之时，那么文化的“和谐”呢？云起之时，是波澜不惊的水面之上忽起大风大浪，是觉醒，是出走，是反叛，是一种富于力量的美。我说唐诗之大美，无论是空间时间的扩大或者宇宙意识、个人意识的诞生，无论是形式上，内容上，还是音律上，这都是属于那条中轴线的。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又有哪一个朝代是凭空出现，哪一次变革是心血来潮呢？追溯唐诗之美,这实则是一种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传承。从诗经到楚辞，乃至汉赋以及宋词，那是悄然掩藏于文字深处的，我们每一个身处这片古土上的人所背负的厚重。先人的经历与感受，真的是一点也传承不下来的吗？当我们抬头遥望星空的时候，是否可以感到血液里出走的冲动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怆？
此刻，在我们所身处的时空中，我相信，一定有什么，是从遥远的三皇五帝开始就不生不灭、亘古永恒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