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乐山:“波士顿儒家”与“基督教”的联结

南乐山( )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神学和宗教学教授,1963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波士顿大学神学院荣休院长,曾任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以及波士顿神学院联会理事会主席等职。南乐山学术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涵盖哲学、神学、宗教、伦理等多个领域和交叉学科,特别是在中西思想的文明互鉴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中国学者杜维明称他为“一位优秀的儒学家”,柏拉图思想研究者斯坦利·罗森称他为“一位优秀的柏拉图哲学家”。南乐山的代表作有《波士顿儒学: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在上帝面具的背后——儒道与基督教》《礼仪与尊重:在比较语境中延伸中国哲学》等等。

▲浙江省衢州市孔氏南宗家庙。(图片来源中新网)

“波士顿儒家学派”

南乐山与杜维明、白诗朗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有着长期的探索,共同开创了“波士顿儒家学派”,致力于儒家思想的当代研究和传播。

“波士顿儒家”一词最早由南乐山教授提出,并在1991年的“儒家与基督教对话会议”中首次公开使用,此后,在1994年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杂志《代达罗斯》的会议中再次使用。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波士顿”与“儒家”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词汇。然而,从跨文化与文明互鉴的角度来看,二者的联结则有着极其重要的开创意义和学术意蕴。南乐山认为,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儒家思想可以很好地将其从东亚文化中移植并推广到西方现代文化中去。南乐山的代表作《波士顿儒学:晚期现代世界可移植的传统》出版,标志着“波士顿儒家学派”的正式确立。此后,杜维明和白诗朗以“波士顿儒家”为题,举办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并发表了诸多相关成果,“波士顿儒家学派”立足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在儒家思想的研究与推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推动了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国际儒学界的影响范围与强度也越来越大。

成为“全球化的哲学”

“波士顿儒家学派”不仅是儒家思想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运用儒家哲学学派的四书南乐山:“波士顿儒家”与“基督教”的联结,同时对于世界文明的交流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南乐山认为,不仅要注重儒家思想在东亚文化中的意蕴阐发南乐山:“波士顿儒家”与“基督教”的联结,更应推动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普通的文化现象甚至作为一种过时的思想文化对待,而是应该着重发掘儒家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与世界意义。在第八届中国哲学年会上,南乐山明确指出了儒家思想的世界性意义,强调儒学应该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哲学”,表达了对于儒家思想未来发展的高度期待。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不仅可以发展成为审视当代文化合理与否的重要参照,而且可以通过现代性转换较好地服务于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在“仁义礼智信”的人伦大道中,儒家尤为关切现实世界的道德理性和修身养性,这对当代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引意义。

相对于西方大多数哲学思想来说,儒家思想在理论思考和现实指引的结合方面有着独特的建树,这也是最初吸引南乐山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原因所在。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挖掘儒家思想超越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的价值与意义。在比较经学与中国宗教对话系列访谈中,南乐山认为儒家思想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于超自然力量并没有核心关切,反而更多地蕴含着科学精神和哲学智慧。从儒家思想的终极关怀来看,虽然带有天道、阴阳、理气等形上词汇,但更多以血亲人伦和现世事功为出发点与归宿。正如儒家的八条目所阐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而外王的思维,规避了西方哲学偏执于理性、思辨的理论局限。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本体论、道德论和政治论可以形成一个完美的有机整体。

“河北派”与“河南派”

随着“波士顿儒家学派”的推进发展,内部以查尔斯河为界又分为南北两派,“河北派”以杜维明为代表,“河南派”以南乐山、白诗朗为代表。

河北派侧重于对孟子思想的挖掘,强调个体在内心省察方面的功夫。在世界文明的对话中,杜维明认为儒家人文思想可以充分发挥媒介作用,切实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原则。按照杜维明的理解,发挥儒家思想的媒介作用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化要“独尊儒术”,而是让儒家思想真正参与到人类文明的对话中,进而最大限度超越狭隘的“西方中心论”与“文明优越论”。

与河北派不同,以南乐山、白诗朗为代表的河南派则侧重于荀子思想的挖掘,强调发挥礼仪文化的外在规制作用。实际上,在河南派思想的深层意涵和内在逻辑中,南乐山、白诗朗看到了荀学中礼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南乐山认为,儒家关于礼仪文化的强调不仅与保守主义无关,而且是一种革命性哲学。儒家文化在应对社会转型的问题中具有当代价值。从儒家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大转型、大动荡的春秋时代,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皆处于转型之中,这使儒家文化天然带有革命性力量,进而才能较好地应对与解答时代的转型问题,在百家争鸣中占有重要地位。原始儒家传承与挖掘礼仪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正是一种应对时代变革的特殊方式。南乐山认为,原始儒家的礼仪文化对于现代社会的伦理实践依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南乐山认为,儒学和佛教、基督教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爱有差等”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去尊重、不去爱戴那些所谓的“疏远”之人。同样,对于“裙带关系”的指责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关爱了“亲密”之人有什么错,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基于此种内在逻辑,原始儒家不仅不是“保守文化”,而且是一种典型的“超前文化”。因而,南乐山甚至将儒家文化理解成一种“背道而驰”的革命乌托邦主义。

然而,无论河南派还是河北派,都发现了儒家思想中丰厚的哲学智慧与实践意义,对于深入推进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以及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波士顿儒家学派”的研究与探索当中,儒学不仅没有落后保守的元素儒家哲学学派的四书,反而带有一种超前的革命性。一方面儒家哲学学派的四书,传统儒学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一脉,应该充分挖掘其宝贵的内蕴与资源。另一方面,传统儒学作为一种文化生命与存在方式,依然可以成为现代性的力量源泉。应当思索的问题不应是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否契合于当代世界文明,而是如何真正激活儒学在世界文明中的巨大生命力,让它焕发应有的夺目光彩。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