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题）荀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荀子(约公元前312年一238年)， 是杰出的法家。《荀子》这部著作，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法家思想。在战国末期社会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为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大造舆论，“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杨惊:《荀子注·序》)为法家路线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但是，两千多年来，荀子一直受到历史上反动派的攻击和歪曲。宋代的大儒朱熹直接攻击荀子“杂于申商”，(《朱子全书》)“不识道理”。(《朱子语类》)苏轼则诬蔑他“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苏轼文集·荀卿论》)把荀子的思想看作“异端”、“邪说”。唐代的尊孔派韩愈甚至要仿效孔老二删书的办法，“削荀氏之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昌黎先生集·读荀》)把荀子并入以孔老二为头子的儒家营垒。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适应反动统治阶级尊儒反法的需要，否定荀子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所起的革命作用，削弱和阻止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荀子及其思想，正确评价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恢复他的法家本来面目，对于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省去)，是很有意义的。
一.
苟子成为杰出的法家思想家，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同没落奴隶主阶级激烈斗争的必然结果。
被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王夫之:《读通鉴论》)的战国，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在奴隶起义和平民斗争的推动下,从战国初年开始，魏、韩、赵、齐、楚、秦等诸侯国相继实现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不同程度的转化，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是，奴隶主阶级绝不甘心被赶出历史舞台。他们依靠各诸侯国还保留着的奴隶主势力，利用各国封建统治者还同奴隶主阶级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每日一题）荀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地主阶级进行着拼死的争夺。他们公开用暴力手段对付进行封建改革的法家人物。魏国的西门豹“不斗面死人手”，楚国的吴起被乱箭射杀，秦国的商鞅被车裂，这些残酷的历史事实，充分反映了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性。奴隶主复辟势力还用卑劣的手段大造反革命的舆论，疯狂地攻击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什么“贪戾好利”、“不识礼义”、“有虎狼之心”。(《战国策·魏策三》)反革命复辟急先锋孟轲，更是嚣张已极，“后车数十乘”，流窜于各诸侯国，支持反动势力复辟，梦想恢复奴隶主的“天堂”。然而，“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奴隶主势力虽然一时得势，但由于他们“权谋倾覆，以相颠倒”，违反历史潮流，违背人心所向，“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 (《荀子·富国》)因而终究没有闹腾多少时日，就无可挽回地衰败下去了。
如果从战国初年的封建改革算起，到荀子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这个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夺取其政治、经济权益的斗争，已经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一幕幕流血与不流血、成功与失败的夺权斗争中，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有的地方封建改革就比较彻底，而有些地方就改革不下去?这些问题迫切地要求人们给予系统的总结和正确的说明，以便为地主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策略。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荀子及其弟子等法家人物的肩上。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还面临着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伟大历史任务。当时， 随着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实力的扩大，割据兼并的局面发展得更加严重了。这对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对人民也带来了极大的苦难。秦始皇后来在总结统一六国的斗争时说的“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史记. 秦始臬本纪》)就是指的这种情况。不仅如此，诸侯国分裂割据，有利于奴隶制残余的保存，有利于奴隶主的复辟活动，这对地主阶级专政是极大的威胁。因此，结束这种状况，使“天下为一”，(《荀子·君道》)“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所在，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荀子正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为实现大一统，提出和论证了富国强兵、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路线和政策。
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反对奴隶主复辟、建立封建大一统的同时，也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确立本阶级的统治地位。荀子适应这个需要，强烈反对当时“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的混乱局面，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中，毅然冲决儒学的罗网，从儒家营垒中杀出来，继承并发展了早期法家的光辉思想，建立起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荀子明确地把自己批判的锋芒，直指当时以儒学正统自居的思孟学派。他无情地揭露“子思、孟轲之罪”，辛辣地嘲讽子思、孟轲之流是所谓“俗儒”、“奸人之雄”，严正地指斥他们的学说是“枭乱”地主阶级“天下”的“邪说”、“奸言”，响亮地提出要以法家学说取而代之。为了使法家思想更能适合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也注意从诸子各派的学说中，继承和吸取它们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成果，来丰富和完善法家的理论，作到“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荀子·非十二子》)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
二.
“法后王”还是“法先王”，革新还是守旧，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荀子概括了战国时期各国变法运动的实践经验，批判了儒家鼓吹的“法先王”的谬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法后王”的光辉理论，这表明他的政治立场同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立场是根本对立的。
荀子的“法后王”是以历史进化的观点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其前提的。荀子认为历史是变化、发展的，后来者居上（每日一题）荀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荀子·劝学》)研究历史要立足于现实，“欲观千岁，则数今日”。(《荀子.非相》)荀子在认识论上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荀子.儒效》)十分重视耳闻目睹的感觉经验，强调观察问题必须以事实作为根据。他认为“先王”的业绩十分渺茫，“文久而灭，节族(节奏)久而绝”，(《荀子·非相》)而“后王”的业绩则是“粲然”可见的。由此出发，他得出了“后王”优于“先王”，必须“审后王之道”、“法后王”的结论。他对那种“舍后王而道上古”(《荀子·非相》)的复古逆流，“不及后王”的“百家之说”，则采取坚定的反对态度。
荀子的“法后王”是当时各国变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肯定。荀子为了“审后王之道”，曾经风尘仆仆地游历了齐、楚、赵等国，了解当时封建统治者的情况,特别是打破所谓“儒者不入秦”的惯例，毅然采取了“入秦”的革命行动，表明了他与孔孟之徒是截然不同的。荀子入秦后，对秦国的地理、民俗、政治和朝廷的作风进行了考察。秦相国范睢问他“入秦何见”，他滔滔不绝地列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得出结论说:秦国从商鞅变法以来，“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肯定秦国的状况类似于“治之至”的境界。(《荀子·强国》)荀子的这个结论是很有见地的。的确荀子的思想是什么，当时的秦国连续“四世”推行商鞅的法家路线，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荀子对秦国也有所批评，但是“四世有胜”的结论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荀子对当时变法较为彻底的秦国抱着最大的希望，而秦国的变法实践则成了他的“法后王”思想的现实基础。
那么，荀子心目中的“后王”究竟是怎样的呢?荀子以当时封建统治者为模特儿，塑造了他的理想之王，即“后王”。 他称“后王”为“天下之君”，或“圣王”，认为一旦“圣王起”，就要对“辞辩而无统”的“奸人之雄”，即奴隶主复辟势力，加以“先诛”。(《荀子·非相》)显然，这样的“后王”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最高代表，而不能是别的。他还把“后王”看作是未来兴起的革新派，认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循，是述的意思。所谓“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也就是述而有作。这同孔丘所竭力标榜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的反动信条，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宋代的苏轼攻击荀子的学生李斯“事秦”，采取焚书坑儒，“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并田”，都是从荀子的“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苏轼文集·荀卿论》)的理论来的。这正说明，荀子的“法后王”思想，就是要以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专政。荀子生前没有能够实现“法后王”的理想，但是，李斯继承了他的“法后王”思想，辅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荀子的希望在秦始皇时期终于得到了实现。
荀子“法后王”的主张，同他的“法治” 思想有密切联系。在他看来，所谓“法后王”，就是要“法其法以求其统类”，(《荀子·鮮蔽》)即以“后主”的法为法。因此，他十分强调法治的重要性。他说:“法者，治之端也”，(《直孙君道》)“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荀·致士》)这就是说，“法”是达到“治”的首要环节，是封建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东西。他要求“君法明，论有常”, (《荀子·成相》)即君法要明确，为政要有一定的法度。这样，就可以“塞”奴隶主贵族之“私门”而“达”地主阶级之“公道”，就可以“才行反时者死无赦”，(《荀子·王制》)禁止和镇压那些反对地主阶级的破坏行动，使地主阶级的政权得到巩固。此外，他十分重视封建统治者的“威”和“势”，认为封建统治者必须掌握“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荀子·致士》)朱熹攻击说:“荀卿全是申韩”，“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朱子全书》)这些话，恰从反面道出了荀子是主张“法治”的。
在战国末期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荀子还根据他的法治思想对“礼”作了全新的解释，改变了它原来的意义荀子的思想是什么，赋予它浓厚的法的内容。从荀子的思想来看，“礼”主要包括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法、道德标准，等等。有时荀子认为“礼”就是法,“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 .劝学》)就其阶级实质来说，荀子讲的“礼”是建立在“农分田而耕”的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用以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这同儒家宣扬“克已复礼”，维护奴隶主的统治，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线。荀子认为，所有的人在开始的时侯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贵贱、等级的先天差别，差别是后来人们的不同的努力造成的。君子和小人、王公士大夫和庶人、天子和看门人都可以相互转化。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在这里,荀子把等级可以变化的思想同“礼义”联系在一起，既宣告了奴隶社会等级制的破产，也否定了偶家关于“礼义”的本来内容。在这个基础上，荀子强调“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荀子·王制》)以是否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作为“礼”和“刑”的标准，从而进一步否定了儒家所维护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隶社会等级制。可见，荀子主张“隆礼”，强调地主阶级“礼”的重要性，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服务的，仍然是从属于他提出的“法后王”这一基本思想的。
“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荀子的“法后王”思想，是在同儒家“法先王”的思想作斗争中提出来的。孔丘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轲则叫嚷:“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他们高唱“法先王”的目的，就是妄图挽救和复辟奴隶制。荀子尖锐地抨击子思、孟轲之流“略法先王而足乱世”，“呼先王以欺愚者”，指出他们“不知法后王面一制度”。(《荀子·儒效》)他以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敏感，认识到子思、孟轲之流妄图通过“法先王”来达到“乱”新兴地主阶级之“世”的反动目的，因而向儒家学说射出了一支正中要害的利箭。继承孔孟的衣钵，妄图开历史的倒车，把的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就是偶家复古、倒退的反动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三.
法家一般都是以唯物主义作为自已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荀子在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为法家的政治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荀子的“天人相分”的理论，是直接针对孔孟的“天人合一”说的。在孔孟看来，天是精神性的，有意志的，因而它能够决定人间的治乱。吉凶。生死、祸福等现象。具体地说，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天命的安排，奴隶们和新兴封建势力起来推鄱他们的统治，就是违抗天命，是万万不行的。荀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反动谬论。一方面，他把神秘的“天”还原为物质的天，指出天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即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人们不能任意改变它的规律;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指出， 人的生死、富贵取决于人们能否“强本而节用”，能否遵循正确的途径办事， 与“天命”根本没有关系。他还强调指出社会的治乱与“天” 无关，完全是由人来决定的。要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必须铲除“乱”地主阶级之“世”的各种“人妖”。荀子还从“天人相分”引出了人的自然本性与后天的人为努力的区别，即所谓“性伪相分”，又从“性伪相分”直接引出“礼”和“法治”的结论。“天人相分”的原则还为新的封建等级制提供了理论前提。按照这个原则，人的血统关系和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必然联系，因此，确定人的社会地位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礼义”或者“法”。他说:“君法仪”，即以君法为准则;遵循它的就“荣”，背离它的则“辱”。(《荀子·成相》)对于社会等级的确定，荀子主张要采取“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政策，这就否定了建立在血统关系基础上的世卿世禄制，否定了儒家的所谓“礼治”和“仁政”。另外，“天人相分”的理论引导人们从“天命”和自然界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对于新兴地主阶级能动地变革社会、发展生产起了很大鼓舞和促进作用。这清楚地表明，荀子的“天人相分”是革命的、前进的思想。
在“天人相分”的理论基础上，荀子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这是荀子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贡献。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大论》)他的要求是“制”天、“用”天，使“天地官而万物役”，天和地各尽其职，使万物服从人的统治，而不是坐待天的恩赐，成为天的奴隶。这与孔孟鼓吹的“畏天命”、“顺天命”的谬论恰恰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反映了荀子的世界观同孔孟的反动世界观的根本对立。
在战国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荀子提出的关于革新、前进的光辉思想，培育出了韩非、李斯等杰出的法家，为确立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提供了思想武器，给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以深远的影响。但是，荀子作为剥削阶级的思想家，虽然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的，在历史观上却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他主张的“法治”，也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镇压。他虽然对“礼”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法治”和封建等级制的内容荀子的思想是什么，但他还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儒家关手“礼”的陈腐观念。他虽然强调“法后王”，但有时也称道“先王”，以致他的思想有不够明确和矛盾的地方。因而在荀子那里，儒法两家的原则界限有时还不很清楚。这些，都反映了荀子还没有完全摆脱偶家的影响。正是由于荀子的思想存在着这种弱点，必然要被后来的儒家歪曲和利用。翻开历史，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时曾指出:“我们的深思熟虑的马赫主义者们回避研究狄慈根的每一个个别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论点，而抓着他离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地方，抓着他的模糊、混乱的地方。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还揭露马赫主义者企图利用狄慈根的弱点来创立一种路线。那些反动的儒家歪曲荀子的手法和态度不正是这样的吗?这是一个值得深省的历史教训。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荀子及其思想是不可能有公论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不能真正认识苟子的本来面目。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既充分肯定法家人物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又指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正确地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