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华夏文化是何等的灿烂，先人留给我们的文献典籍是何等的丰富。在浩瀚如海的古典文献宝库中，我们诵读着，激动着，感悟着。除去了这精美的文词和超凡的意境外，折射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古代贤哲文士们的人格境界与魅力了。
古代的哲人们早已逝去了，留下的只有这些万古不朽的文字，而他们的人格境界与魅力正蕴涵其中与之长存。每每读起这些文献典籍时，便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我们，令人心潮起伏的走向他们。这便是人格境界与魅力之所在，是它在作用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灵。
关键词：齐鲁文化理想人格境界魅力荀子
荀子虽为赵人却长期游学于齐，三为祭酒，为齐国客卿、稷下学士。其思想自成一体。解读《荀子》，便可以清楚地看出，荀子的思想既不纯属于正统的孔、孟儒家，也不属于道地的法家，而是融汇了诸家之说，博采众长，自为一体，立独家之论。
荀子生活在动乱的战国时代，其时，礼衰乐崩，道德沦丧，而他却能凭“道”，自任自重，以修身为己之要务，坚持理想，追求崇高的人生境界，抱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守住了儒家持“道”的人格传统，充分表现出荀子人格的一致性。荀子对现实社会既有冷静严肃的批评态度，又有充分的自由性与灵活性。
儒家先哲既重视个人发展以谋取社会幸福，同时也重视社会责任以达到个人之完善，个人不可侵犯之尊严与人生价值是儒家的核心信念。孔子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1）定义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他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则体现的是一种人的道德水准和才智结构。对于荀子而言，其人格的一致性，正体现在他以儒家的君子人格为追求的模式，以道义为己任，在功利主义风靡之世，整个社会丧失道德原则的黑暗环境中，却依然坚持理想、追求崇高的人生境界。
荀子从一名游士成长为儒学大师，他选择了儒家思想为其主要精神支柱，以知识和德行为其安身立命之本，以“道”自任自重，而没有沦落为“嗜欲”者之流，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与尊严。
战国末年，士的流品极其复杂。《战国策》生动地载录了形形色色各类人物的面目。诸如“天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中所描绘的士人如同一群狗，稍加物质金钱的利诱，便会分化相争。此类士人在知识层中不会是个别的，他们之所以追名逐利，物欲横流，实为时代风气之熏染。孔子要求：“士志于道”（2）；“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3）；“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4）；“君子固穷”、“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5）。而好利之士，诸如苏秦、张仪之流，则完全走上了与此相反的道路。他们早把“任重道远”的社会责任抛之脑后，正如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谴责的：“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贱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他还批评了那些“陋儒”、“俗儒”、“偷儒”、“贱儒”、“腐儒”之辈，以知识换取口食，固然无可非议，但却不顾人格尊严与廉耻而只贪图吃喝享乐。例如在同篇中，他还写道：“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在《荀子·大略》中又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将言行一致者，视为“国宝”、“国器”、“国用”，把“口言善，身行恶”、口是心非者，斥之为“国妖”。当然仅有抨击还是不够的，荀子还以自己为正身之楷模。在物欲横流的世风下，他依然呼吁：士的天职是正身并肩负道义。《荀子·哀公》引用孔子之言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齐鲁文化理想人格境界魅力荀子，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荀子·尧问》引用周公之言又强调说：“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穷，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荀子所赞扬的“通士”、“公士”、“直士”、“悫士”、“正身之士”等等，都是指把道义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士。例如《荀子·修身》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荀子·荣辱》则主张：“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勇也。”可见，荀子承袭了孟子的“大丈夫”人格范式。道高于势，道理如矢。但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付诸实践的并不多，“正谏死节，臣下之杂也”（6）。荀子把那些为国家而不怕杀头，敢于矫君之非的臣僚称之为“争臣”、“辅臣”、“拂臣”（7）。屈原就是一位持“道”任志的“争臣”，他“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8）。荀子作为道的倡导者和理想政治的代言人，始终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其身体力行和人格主张，均高于世俗境界。荀子的人格品位与精神境界，使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得以升华、张扬、绵延。
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之性恶”、“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嫉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要用“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矫正人之恶性（9）。因此，他非常重视后天的学习与修养，强调以修身为本，追求理想人格境界。
夏、商、周三代，可以说基本上是神灵的世界。春秋开始，人的价值、地位取代了神灵的地位，老子把人还给自然，孔子则把人还给社会。人的自觉意识、人生价值促进了人的主体积极性，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0）。因此个体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就显得异常重大。为了确保士人的个体足以担此重任，精神修养便成为人的关键性的活动。试想，当时士人之以自任者如此之大，而客观的凭藉又如此之薄弱，他们除了精神修养、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何可靠保证能足以肯定自己对于‘道’的信持呢？所以从孔子开始，“修身”便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以后将其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是密不可分。孟子则鼓励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1）。强调士人只要人格本体的内省修养到家，独立的道德意志便可以完成，这是立足于人先天的善性与道德自律的可能性。荀子对此有所发展，他从现实的群体规范秩序出发，按“礼”的标准来修身，其方法：一是学“礼”；二是求师；三是专心一志，持之以恒。他说：“扁善之独：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12）。又说：“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13）。在此他对人格道德的完善，赋予了时代内容，超越了孟子人格的内向归宿，而着眼于族类整体的外在规范，非常注重客观现实的人为学习、修养、改造，修身不仅仅是个体的仁义孝悌，也是满足社会统治的礼法纲纪需要之手段：“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14）。
“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15）。荀子在批判诡辩派“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16）的同时，提出客观求实的“正名论”，强调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荀子认为，要使人们的言行统一，遵守礼法规定，就必须正名。其正名的原则是：“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稽实定数”。事物的形状发生变化了而实质没有变，应该说是一个实体。以这些原则制定事物的名称，并最后提醒人们：“无稽之言，不见不行，不闻之谋，君子慎之”（17）。荀子还主张：“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18）这同样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的表现。荀子上述品格的获得与其接受“名实论”的哲学思潮有相当的关系，这一哲学思想支持了他不枉道从势的人格理想追求。
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19），这是区别于人与禽兽的最根本特征。虽然还不可能完全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但从人的社会特性探讨人的本质这一点，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荀子沿着这一思路得出“人最为天下贵”的结论，在天地间具有崇高的地位。学习修养就是要成就人的理想人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20）。
荀子的理想人格境界，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并且多次强调了以下这三个层次：
“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意谓，坚定地遵循礼法，按礼法办事，这是士；有坚定的意志而又身体力行，这是品德高尚的君子；思维敏捷而又力行不止，这是圣人。其中对君子的层次作了具体阐释：“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其避辱也惧，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安燕而血气不夺，柬理也；劳倦而容貌不枯，好文也；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21）。
他说：“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22）。意思是说，能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行，就称作士；勤勉而又孜孜不倦，就是君子；能融会贯通，就是圣人。最高境界为圣人，其下依次为君子、士人。
他又说：“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23）。再次提出了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
可以看出，荀子把理想的人格境界分为士、君子、圣人三个层次。他的理想人格组成，是不包括平民百姓的。在他看来，平民百姓是以随风俗习惯为好，以钱财货物为宝贵，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而有人生理想之人，是不应当这样活着的。他说：“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货财；……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臧”。意谓士以上的理想之人是不议论经营财货的问题，他们都以言谈私利为耻辱而不和老百姓争夺财产，乐于施舍财货而以积藏为耻辱。由此可见，荀子认为“士”是理想人格的最低层次，是人格修养的起点。第二个层次：“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少言而法，君子也”（24）。
荀子认为，“学不可以已”。人们的学习、修养要有一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达到“至足”，即圣王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荀子尧问，如果能以圣王为表率，以圣王所定的制度为法则，效法圣王的法制，寻求其做人之道荀子尧问，以便努力效法其为人，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人，便是士；与这个目标接近的人：齐鲁文化理想人格境界魅力荀子，便是君子；完全把握了这个目标的人，“行之明也”，便是圣人。
综上所述，荀子认为，理想的人格境界，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为士；第二个层次是君子；最高层次为圣人。三个层次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转化的条件就是学习修养与否。荀子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25）他坚信：“涂之人可以为禹。”“凡禹之所以为禹，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故“涂之人可以为禹”，“涂之人能为禹”（26）。
总之，荀子认为，理想的人格境界荀子尧问，并非高不可攀，要从学习礼义、遵守礼义开始，由浅入深，日积月累；从士开始，由低到高，“忠信无倦”，循序渐进成为君子，“志修厚德”，最终便可以成为圣人。
注释：
（1）《论语·子罕》；
（2）《论语·里仁》；
（3）《论语·子路》；
（4）《论语·泰伯》；
（5）《论语·卫灵公》；
（6）《管子·形势解》；
（7）《荀子·臣道》；
（8）《吕氏春秋·节士》；
（9）《荀子·性恶》；
（10）《论语·卫灵公》；
（11）《孟子·告子章句下》；
（12）《荀子·修身》；
（13）同上；
（14）《荀子·子道》；
（15）《管子·枢言》；
（16）《荀子·解蔽》；
（17）《荀子·正名》；
（18）《荀子·大略》；
（19）《荀子·王制》；
（20）《荀子·劝学》；
（21）《荀子·修身》；
（22）《荀子·儒效》；
（23）《荀子·解蔽》；
（24）《荀子·大略》；
（25）《荀子·儒效》；
（26）《荀子·性恶》。
2004．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