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是指法治国家、儒之教化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家学术百花齐放，而秦王嬴政却是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其个人也是十分欣赏韩非。法家的理论知识，为秦国政治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在秦国一统六国之后，嬴政在治国理政方面依旧延续了法家的思想，法家思想成为秦朝的正统思想。然而，后期执政的秦二世、李斯等人对韩非子的学说只有片面的理解，导致了秦国的政治的发展走向完全背离了韩非子的执政准则。
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是指法治国家、儒之教化，在后期的执行过程中成为畸形的“苛政于民”；韩非子所提倡的君权至尊， 在后期也被曲解为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就导致了秦二世在位时的滥权与专政，以至于最后臣民揭竿而起，国家走向覆灭的不归路。因此，对于秦二世之死，以及秦国的覆灭，韩非应当负一个思想家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韩非
一、秦王重视“韩学”之原因
1、 始于《孤愤》、《五蠹》
秦国重视法家思想渊源已久。早在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便是秦国对法家学说的一次试验。
秦王嬴政对韩学的青睐则是起源于两本书：《孤愤》、《五蠹》。 对于这两本书，秦王嬴政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国出兵攻打韩国，便给了嬴政这样一个机会。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法家政治思想，嬴政见到韩非之后并没有立刻信任韩非。韩非不仅仅是思想家，他还是韩国的公子。因而在国家利益面前， 嬴政敏锐的发现了最大的矛盾，韩非所提出的一切思想观念皆是为了“存韩”。
《孤愤》书籍封面
在《孤愤》中，韩非提出了各国朝堂之中都面临的问题：其一法家政治思想，官僚集团徇私舞弊；其二，有才之士得不到重用。韩非在书中阐述，当权重臣笼络其他官员形成集团，利用权力之便将有才之士尽归于自己门下，从而导致了君王的权力被削弱。另一方面又排挤有气节、有学识之人，造成朝廷损失。因此，韩非认为手握重权的朝臣是有“大罪”，而国君对于这些臣子听之任之则是有“大失”。
《五蠹》则是阐释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其对诸子百家其他学说的批判，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与李斯本是同门师兄弟，拜于儒家荀子门下，多年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使其发现了儒学的弊端。他认为，在乱世之中，“仁爱”并不能够作为国家治国的根本原则。对于臣子，不能够仅仅实行道德教化，更应该进行法度的约束，要用“法”作为武器，保证国家政策的实施。因此，他认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及“商工之民”等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五蠹》书封面
2、大事件的驱使
《孤愤》、《五蠹》仅仅是勾起了秦王嬴政对“韩学”的兴趣，而真正将嬴政领入“韩学”大门的则是当时秦国发生的几起政治事件：长信侯嫪毐叛乱；文信侯吕不韦倒台；“郑国事件”引发的逐客事件。一件件、一桩桩皆是在证实韩非卓绝的政治眼光。
在嬴政处理这些政治事件时，朝堂之中热议沸腾，而韩非的出现，恰恰是证明了秦王嬴政在处理这些事情时的正确性。秦国的朝政多年掌握在个别权臣的手中，嬴政深知此事危害。而韩非子主张打击权臣，加强皇帝的权力，这一点与嬴政的观念不谋而合，因此可以知晓嬴政在见到韩非之时，内心所产生的惺惺相惜之情。
嬴政
二、“韩学”指导下的秦国政治
由于嬴政与韩非在本质上的利益冲突，最终导致二人并未走到一起。嬴政最终在李斯的辅佐下荡平六国、一统天下，而韩非的结局则是客死云阳狱。然而他的学说和理论一直指导着大秦帝国的政治实践，不仅仅是嬴政单方面的认同，也有韩非的同门师弟李斯的推崇。
1、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韩非对秦国政治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便是确立了中央皇帝——三公九卿及地方郡县制的政治体制。韩非认为，西周以来的分封制是导致春秋战国乱世的原因。这种依靠血缘为纽带的兄弟之邦，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必然会伴随着血缘的疏远，最终会导致感情的破裂。
韩非早已洞察这种制度的弊端，在《韩非子·爱臣》之中，他提到：“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臣子的权势盖过君王，必然使得国本受到伤害，因此韩非主张君主“独尊”。所谓的“独尊”是指君王享有国家的权力，是相对于臣子而言，不是无穷无尽的权力。君权之上，尚有“道”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是指法治国家、儒之教化，“道”对于万事万物而言，才是享有绝对的权威性。
为了巩固皇权，韩非提醒君王防范身边之人，尤其是“同床”、“父兄”，在巨大的权力诱惑面前，任何关系都不是那么牢不可破。因此，韩非所主张建立的是一种不依靠血缘的政治体制。
大秦帝国初建之时，群臣皆劝嬴政效仿周朝，实行分封。而廷尉李斯却认为不妥，分封的最终下场必然会导致子孙政权、重蹈春秋乱世之覆辙。由此可见，韩非、李斯虽出于儒家荀子门下，却并未沿袭儒家思想中的“克己复礼”。
李斯深受韩非思想的影响，并不赞同“天子—诸侯”的政治体系，他认为对于有功劳的诸子，只需要赏赐爵禄即可。这一建议韩非子所提倡的“法”是指法治国家、儒之教化，深得嬴政的赞同，李斯最后也被赐官宰相。由此可见，韩非子的理论、学说，对秦朝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绝对的影响。
郡县制
2、 法制社会与思想统一
韩非子的“法制学说”是一种社会规则体系与实现方法。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就推崇商鞅的学说，强调用“法”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韩非所提倡的“法制学说”的重要内涵则是轻罪重罚。受儒家荀子“人性本恶”的影响，韩非认为约束百姓的言行举止并不能仅仅靠内在道德，而应该有明确的法度去度量人的行为，国家强制子民遵守规范，这样才能够预防犯罪。然而在后期的执行过程当中，统治者过于地强调惩罚措施，导致很大程度上的“苛政”。畸形执法则违背了韩非子以利益满足为前提的原则，以至于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焚书坑儒”是秦朝最受后世非议的一件事。有人认为，“焚书坑儒”是始皇帝暴政，钳制思想的一个体现；也有人认为，所谓的“焚书坑儒”所坑杀的是一些方士、骗子之流。事实上，这是郡县与分封之争的一次延续。
始皇帝三十四年，七十儒生宴会于咸阳宫，在酒席之上。博士仆射周青臣大肆歌颂秦始皇的功德，引起了齐人淳于越的不满。他藐视周青臣一味得谄媚，又重提分封制，认为商、周两代均享国百年，便是分封制正确性的最好佐证。同时，若是国家出现大动荡，此时除了依靠宗室子弟，还能依靠谁呢。
此话传入李斯耳中，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法家政治思想，以非上所建立。”于是，“焚书”之事展开序幕。“焚书”的本质并不是要求子民不学习经典，而是在于禁止民间私学，恢复官学。当时的文学经典依旧是博士所掌握的学问，想要学习的人可以“以吏为师”。但在一定意义上，确实钳制了国民思想，摧残了文化。
焚书坑儒
三、秦二世对“韩学”的片面理解
随着始皇帝之死，秦国的政治在发展的过程中日益惨刻，群臣苦不堪言，民间反动叛乱者的队伍日渐壮大。此时，秦二世和李斯均感恐惧，二人于韩非子的学说又产生了一定的思考。《行督责书》一书，则是集中体现了秦二世与李斯有关“韩学”的看法。
秦二世对于韩非学说的思考源于《五蠹》之中的文字：“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剪，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对于这段文字，秦二世产生了皇帝是否应该纵情享乐的疑问。
韩非认为，上古的这些部落首领禅位的原因，并不是儒家经典当中所称赞的德行高雅，而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之下，并没有为在位者带来可观的利益。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水平日益提高，在封建社会之中，享有的权力越大，那么能够分配到的物质资源就越多。因此，在这段文字之中，韩非子所探讨的是财富多寡对古今纷争的影响，而非天子是否应当享乐。然而，秦二世不但曲解了韩非子的意思，还理直气壮地表示：贵为天子，如果连自己的欲望都无法满足，如何去治理天下万民。
秦二世
当李斯得知秦二世的疑问之后，并没有对秦二世的昏庸提出指责，也没有对其行为加以规劝和进谏。一方面，李斯对于这样昏聩的皇帝也没有规劝的方法，反而引起秦二世的不悦；另一方面，李斯贪图自己的权势与爵位，害怕章邯问责，也怕惹怒上司。所以他为了保全自身，对韩非子的学说加以曲解，刻意逢迎秦二世。
于李斯自身而言，李斯对“韩学”的理解也是片面的。李斯所推崇的为君为王之道便是行“督责”之术。所谓督责，便是要求国君对群臣进行考核，同时例行赏罚。通过这样的手段能够防止权臣架空君王的权力，也能够防止大臣以权谋私。然而，于李斯而言，督责并不是君主的义务，而是君主应该享有的权利。他认为，君王就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随心所欲纵情享乐，用天下人的利益来满足国君的一己私欲。
这样的说法，完全背离了韩非的思想。韩非所追求的是“集权”，并非“专制”。而李斯的这种言论在迎合秦二世之时，也正是符合了“专制”的定义：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由此看来，秦二世统治之下的秦朝，实在是残暴至极、恐怖之至。
由此看来，韩非的理论并未在秦朝政治之中一直走下去，后期种种暴政，与秦二世和李斯对“韩学”的曲解有很大的关系。
李斯
结语：
秦朝最终走向灭亡，然而韩非的治国理论却在历朝历代之中呼声高涨。尽管汉朝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思想之中依旧可循法家思想的痕迹。虽然封建王朝均将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正统思想，但是在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依旧悄悄地实行着“法”的之国理论，正所谓“法”乃是“法治国家，儒之教化”，在汉唐盛世之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韩非子作为一个思想家承担着些许灭国之责时，也同样为后世的太平盛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的法家精神的精髓虽为被历史继承，但其所强调的公平正义的精神依旧延续至今，被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