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费翔、田浩两位教授合著的《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英文版出版于2013年，但笔者迟至2017年底才获悉本书将由肖永明教授译成中文（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下简称《文化权力》），2018年6月捧读之后，感到其中很多内容与拙作《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当时已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关系密切，深受启发；2018年7月份赴特里尔大学参加苏费翔教授主持的“朱子学国际研讨会”以及2018年8月份参加复旦大学“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又有幸与苏费翔、田浩两教授当面请教，获益良多，深感本书在拓展朱子学研究视野方面具有独特的创新性，故不揣浅陋，谈点读后感，就教于方家。
长期以来，朱熹首创的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道统”观念一直吸引着学术界的强烈兴趣。围绕着朱熹的道统观念，蕴含着两个重要的议题：第一个问题，在朱熹直至明初，朱子学是怎样成为“新道统”的；第二个问题是，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提出的道统谱系，到底是一个历史的阐释，还是哲学的信仰（“道之正”）？对于这两个议题，《文化权力》都提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回答。
《文化权力》的第一部分（从第一章到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宋代的《中庸》与道统问题。本书指出：在“程朱正统”的大力褒扬下，《中庸》成为儒学的核心经典，并成为“道统”的经典依据，但即使在程朱理学系统之内，也存在着对《中庸》分章的朱熹方案的不同意见。本书的第一部分对欧阳修、苏轼、叶适、王柏的相关讨论从不同侧面丰富了我们对宋代《中庸》研究的整体了解，从而认识到：即使到了崇拜理学的南宋晚期，《中庸》的作者问题、解释问题（分章断句），仍然是一个可以自由讨论的开放的学术问题，对《中庸》的怀疑和批评实际上贯穿了两宋，这些声音不应被忽视。因此，对宋代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始终注意宋代思想学术史上多学派、多传统并存的复杂局面，不应被程朱理学所构建的学术史所遮蔽，以致盲人摸象。《文化权力》第三章对“道统”观念的讨论还指出，无论朱熹之前还是之后，宋代学术界都存在着不同于朱熹的“道统”论述。可见，自朱熹去世之后（1200年）到明初，朱子学持续地处在官学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之中，绝非一帆风顺，其中不乏争议、停滞乃至倒退。
《文化权力》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黄榦（1152-1221）在《朱文公行状》中写道：“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道统”即“道之正统”，“道之正统”蕴含了“道之正”和“道之统”两个方面。“道之正”主要回答什么是道之本体的哲学问题。“道之统”，则指道在历史时空中呈现的传承脉络，这一脉络表现为由学者组成的谱系，即黄榦所谓“待人而后传”。陈荣捷教授认为：“道统之绪，在基本上乃为哲学性之统系而非历史性或经籍上之系列。进一步言之，即道统之观念，乃起自新儒学发展之哲学内在需要。”（陈荣捷：《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英文版最早发表于1973年），收入氏著《朱学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18页。中文译者万先法）1982年，刘述先先生发表了《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问题之省察》（发表于《新亚学术集刊》第3期，香港新亚书院，1982年版，第25-26页），指出道统成立的真正基础在于此心此理之体认，宋儒把某一些思想包含在道统的范围内，或排拒在道统之外，“这一个标准即是宋儒体证得最真切的内圣之学”。这样一来，“从纯考据的观点看，道统的观念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只要认识到“道统”“根本不是知识的对象，只是信仰的对象”，道统自然可以成立：
而且，在这样的精神的主导之下，客观的学统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道统与学统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若由纯道统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够问，生生之仁的体证反映了生命的真理，其余有关考古、历史、考据的问题，都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问题之省察》，第28页）
毫无疑问，朱熹所提出的道统谱系中，有多个环节是断裂的、跳跃的，特别是从孟子到二程之间，有长达千余年的空缺。因此，朱熹的道统谱系本质上是“慧识的传递”“慧解的印证”。（《朱子建立道统的理据问题之省察》，第28页）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写道：“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朱熹：《晦庵集》卷九十九《知南康榜文·又牒》，《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页4582）“心传道统”一语是“慧解的印证”的脚注。刘先生所谓“客观的学统”当指学者之间的授受关系，这些关系的描述中不符合历史考据的成分，不应该被当作是一种（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错误或过失。
依笔者所见，《文化权力》认为，朱熹以《中庸》为核心构建道统时，恰恰出现了一系列的历史考据意义上的疏失朱熹主要哲学思想，而这些疏失被刘述先教授视为“不是十分相干的问题”。《文化权力》认为，从历史考据的角度看，子思是否是《中庸》的作者，子思是否是曾子的弟子朱熹主要哲学思想，这两个问题都是大成问题的。
《文化权力》第二章详细讨论了欧阳修、苏轼、叶适、王柏对《中庸》的怀疑，其中不少内容仍然属于哲学思辨的范畴（“慧解的印证”），可谓见仁见智，这里不做评判。但作者基于历史考证的角度，梳理了两宋学者对《中庸》作者的怀疑，论证了子思是否是《中庸》作者、子思与曾子的师徒关系这两个先秦时期的“历史真相”的可靠性，得出结论是《中庸》很可能不是子思所撰（第33-37页），子思与曾子也很可能没有师徒关系（第91页）。由此，《文化权力》质疑了朱熹的学术严谨性。
然而，子思撰《中庸》一事，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郑玄《三礼目录》也确认了子思是《礼记·中庸》作者；即便是《文化权力》所引用的欧阳修《策问》（第40页）也只是怀疑子思“疑其传之谬也”，即《中庸》的思想内容不能代表儒学的正统，而未否认子思是《中庸》作者。至于苏轼，本书也承认：“与欧阳修不同的是，苏轼仍然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本书第43页）在《文化权力》中，真正质疑“汉人虽称《中庸》子思所著，今以《书》考之，疑其（《中庸》）不专出子思”的是叶适，然而此说出自《习学记言序目》，此书于朱熹去世后23年（1223年）刊刻，朱熹已无法参考。上述复杂情况说明，推翻司马迁和郑玄就需要提出更早的文献证据，这在宋代是不可能做到的（叶适同样没有做到这一点）。曾子和子思的师徒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礼记·檀弓》两次提到子思曾向曾子问学，《孟子》也曾提到：“曾子，师也。”也许《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檀弓》不一定是“周代的文献”，但如果质疑子思曾向曾子问学，就需要举出更早、更有力的证据，这一点至今仍难以做到，何况在宋代。因此，朱熹并非像本书（第176页）所批评的那样，在寻找“历史真相”方面不如其他宋代学者“严谨缜密、深思熟虑”。
事实上，朱熹在处理孟子与子思师徒关系可靠性问题时，表现出了考据学意义上的严谨。孟子的师承问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认为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而赵岐《孟子章句》则以为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隋人王劭之说，以“人”字为衍文，当作“受业子思之门”。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征引了主张孟子师从子思的《索隐》王劭说及赵岐、《孔丛子》各说，而结论却是：“未知是否？”仍不敢定论。这种犹豫态度不仅基于历史证据的相互矛盾，也折射出另一个问题：子思与孟子亲相授受（亲传面授）并非道统传承的必要条件。根据朱熹的道统谱系，道统的上一环节与下一环节可以相距一千余年（譬如周敦颐与孟子），孟子即便没有见过子思，但他通过《中庸》一书发现了子思之道，从而接续了道统。故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写道：“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言语”和“文字”各具意蕴：“言语”显然指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即师徒之间亲相授受；“文字”无疑就是经典文本，《中庸》就是“吾道之所寄”的“言语文字之间”的“文字”。由于师徒遇合不易，道经常无法以“言语”的形式传承，但经典文本较易存留，只要《中庸》存在于历史时空之中朱熹主要哲学思想，道就有可能被重新发现。
《中庸章句序》还指出，子思撰《中庸》时，并未预见哪位后学能发现《中庸》所蕴含的“道”，但文献一经形成，便向所有读者公开，子思试图以《中庸》“以诏后之学者”；同理，孟子也许未曾亲受业于子思，但孟子仍可通过《中庸》的“文字”、得“子思之心”“孔子之心”乃至“上古圣神之心”。故《中庸章句序》指出，孟子的功劳在于“推明是书（《中庸》）”，二程的功劳在于“因其语而得其心”，即通过《中庸》的文本而得到了上一个传道者孟子之“心”。因此，“言语、文字”二者之中，“文字”是更可靠的传道中介，师徒亲相授受的重要性其实是削弱了。而本书所引证的李流谦《上张和公书》所谓：“至于列圣之道统……盖未可以笔舌授而闻得也。”（《文化与权力》第86页引）主张“言语文字”是不可靠的，不足以传道，这恰与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的主张并无任何相似性，不能由此推导出“朱熹有可能从张氏家族成员那里听到过‘道统’一词”的结论（第88页）。在笔者看来，在朱熹的道统观中《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元时期的〈中庸〉与道统问题》，“道统是由老师传授给学生的谱系这一方面的色彩”并非如《文化权力》所说的那样得到了“强化”（第91页），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了。
总之，朱熹的“道统”固然依赖“慧识的传递”而成立，但此种传递必须以经典文本（《中庸》）或师徒授受为依据。这样一来，上一个传道者与下一个传道者之间虽然存在千余年历史间隔，但通过文献依据或师承渊源，历代传道者都被纳入了一种历史时间的序列或“经籍”的序列之中，从而使道统在获得历史的、客观的论证的同时，也获得了历史的、客观的约束。
因此，朱熹对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问题是谨慎而深思熟虑的，并未因为偏爱师徒授受关系而无视那些明显的反证；而在论及那些跨越时空的传道环节时，正如陈荣捷、刘述先两位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朱熹主要根据哲学意义的“慧识的传递”“慧解的印证”来建立道统传承的谱系。
《文化权力》尝试从历史考证的角度质疑朱熹道统谱系的努力虽然未臻完善，但其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它提醒我们，在研究朱熹的道统思想时，“客观的学统”并不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道统与学统”并非“本原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不可调和；相反，朱熹在肯定“心传道统”的前提下，形成了“因其语而得其心”的道统论述，而这一论述是由客观性（历史性）与主观性（哲学性）两者有机统合而成的，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