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
一般人会觉得，先秦有法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胡适却对此持否定的态度，他说：“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孔子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论，墨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观念。故我以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胡适所说的古代，就是先秦时代。我们查先秦时代的著作，确实未见与儒家、墨家等相提并论的所谓“法家”的说法。例如，《孟子·告子下》记载：“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里所说的“法家”胡适：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肯定不是与儒家、墨家等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学派的“法家”。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把它解释为“法度之世臣”，与之相提并论的是“辅弼之贤士”。
法家是汉代的说法
就我们所见的文献而言，最早说到作为一个学派的法家的是汉代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这是关于法家的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论述。另一经典论述出自《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韩非子集胡适：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以辅礼制。”
从以上论述可见，法家是汉代的说法韩非子集，而不是先秦的说法。胡适言先秦无法家，是有根据的。不过，也有人认为，虽然先秦无法家之名，但有法家之实，因为被《汉书·艺文志》归为法家的著作，如《李子》《商君》《申子》《慎子》《韩子》等在先秦早已存在，写这些书的作者更是早已存在。既然如此，“法家之实”在先秦不是早已存在了吗？
什么是“法家之实”呢？
上述之人和书就是法家之实吗？如关于韩非子，司马迁说他“归本于黄老”，刘向说他为“名儒”。面对这些关于韩非子的不同认识，简单地以法家之名说韩非子，肯定是值得商榷的。流传至今的最可靠的“法家著作”是《商君书》和《韩非子》。按照《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韩非子集，我们对商鞅和韩非子的法家归属就难免有疑问，因为他们都不是理官(法官)。虽然《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但他的主要身份不是法官。商鞅变法之“法”虽然含有法律之法，但其范围肯定要比此广泛得多。韩非子的主要身份也不是法官。
今天通常说的“法家学派”源自谁
今天通常说的“法家学派”，源自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创造了一个“法家”概念，应该是有他的根据的：他大体上以“法律专家”或“刑法专家”来指称这一派，但未指明该派所含的具体的人和书。正如冯友兰所说，儒、墨是先秦就有的老概念，但法家以及名家、阴阳家、道家是司马谈所创造的新概念。西汉时代其他的人几乎不用“法家”的概念。司马迁在《史记》的所有传记中未用“法家”一词。他单独给商鞅作一传记：《商君列传》，其中不出现该词，而关于申不害、韩非子的传记则放在《老子韩非列传》之中，也没有出现该词。《汉书》只有《艺文志》用“法家”，其他地方都不用。在西汉的其他著作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韩婴的《韩诗外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中，也未见“法家”。《盐铁论》被今人认为是展现儒法之争的著作：文学与贤良代表儒家，大夫、御史代表法家。但事实上，书中有“儒者”“儒墨”而没有“法家”；有商鞅、韩非、申韩、李斯，但未以“法家”称呼或概括他们。到了东汉，王充在《论衡·程材》中用“法家”一词，指法令或法律专家：“文吏治事，必问法家。县官事务，莫大法令。”这里说的法家，吻合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源于理官的法家，但与今人视野中的以韩非子为集大成者的法家距离较远。
总的来说，先秦无“法家”，这个判断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