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观寺庙与场镇复兴
它在场镇初兴的浪潮中崛起，却在明末的兵燹中消失，长时间沉寂后，终于再度苏醒，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上的九宫十八庙，正是其曾经繁荣的标识。
四川盆地中，山地、丘陵、平原共存，这种地理特质诞生了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巴蜀文化。其中场镇文化便是这巴蜀地方文化艺术大观园中的冰山一角。
场镇是川渝地区人们对城乡间的商业中心和集镇的惯称，场镇即市镇。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都平原城镇建设的一个高峰，当时在农村出现了定期交换商品的集市贸易——“草市”，如成都东门外草市、灌县（今都江堰市）青城山草市等。草市在各地都有俗称，两广、福建等地称墟，川黔等地称场，江西等地称扵，北方称集。这种初期的草市交易是成都平原场镇的最初形式之一。
宋代，成都平原场镇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据《元丰九域志》载，元丰年间（1078—1085年），川峡四路共有688个场镇。这些大小不等的场镇在整个四川已构成适应农业、手工业、商业平衡发展的网络宫观寺庙与场镇复兴它是巴蜀文化艺术大观园中的冰山一角，初具现代四川场镇构架的粗线条。
天回是在明代建场，并与当时的沱江场一并形成成都北外最重要的两个大场。后连年战乱，场镇发展处于停滞，天回镇也在明末清初的兵燹之乱中，荡然一空。
直至清代“湖广填四川”时，四川场镇方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场镇，由此具有鲜明的移民文化特色，尤其是不同风格建筑的出现，构建起来一种杂而有序的空间景观庙观建筑，这正是成都平原场镇的重要特征。清代的天回镇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再次从明末的萧条中复兴。
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一《场市》载，成都县境内已有驷马桥、天回镇、三河场、金泉场、青龙场、崇义桥、两路口、太平场、复兴场、青羊场、苏坡场、马家场等12个场镇。
与城市商品市场息息相关的农村场镇市场，是清代成都商品流通领域一个重要的环节。清初成都市郊场镇市场恢复较早，到康熙时期已经基本复苏。当时的天回镇便是清康熙年间成都县境内12个场镇之一。
古老的场镇复苏，自然促进了各类商贸和手工艺的发展，手工艺的发展继而为各类手工艺匠人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独特空间。传统的技艺如雨后春笋，相继重生，在之后的百年中愈渐精巧。这是他们的生活，也是非遗的艺术。他们的双手织造着自己的未来，也创造着天回镇的历史。
场镇上的手艺人集中在手工业中，相关行业包括编织、酿造、建筑、修补、锻造、纺织等。似乎每一个场镇都有几位叫得响名号的手艺人。大树绿荫下麻利地为顾客修容的剃头匠，敲着铜锣吸引着沿街商铺人家的磨刀匠，与之呼应的还有补碗匠、补伞匠、补鞋匠、箍桶匠、泥水匠、木匠、瓦匠、石匠、花匠等等。日常生活以外，更有精工巧匠创造的艺术用品：根雕、盆景、风筝、面塑、刺绣、石雕等。
他们各自挑着具有品牌特色的担子，敲着专属的响器，边吆喝边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些则扎堆出现在场镇的某些休闲角落或茶馆，等着需要做活的人家来请。逢场天，还总能在天回镇上看到几家专卖竹编用具的摊位，由竹子演绎而来的器物一应俱全，涵盖了乡镇居民常用的农具、家具、炊具等多种类型的用品。竹编历史悠久，民国时期，金牛区境内以竹编为副业的农户有上百家，每逢场期均有大量编制品上市。场镇手工艺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经过时间的沉淀，传承与发展下来的手艺，逐渐变成了民间艺术，艺术价值高的又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场镇手工艺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经过时间的沉淀，传承与发展下来的手艺，逐渐变成了民间艺术，艺术价值高的又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清初，天回镇的“九宫十八庙”格局逐步形成，到清中期至清末，又因农商两旺，天回镇进而发展成为府城北外的大场。
“九宫十八庙”是一种虚指。从长江的干流、支流沿岸的城镇，到茶马古道、川盐古道沿途的集镇，众多蔚然壮观的宫观寺庙被通称为“九宫十八庙”。这些宫观寺庙的数量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人文和社会经济的兴盛，是川西场镇独特的人文景观现象。
据《嘉庆成都县志》《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以及《成都市金牛文物普查资料汇编（2）》等资料记载，天回镇寺观有皇恩寺、宝严寺、马觉寺、金华寺、白塔寺、三圣寺、泰华寺。此外，天回镇还有火神庙、关帝庙、禹王宫（湖广会馆）、广东会馆、川主庙、城隍庙、土门寺等。然其中保留至今的唯有金华寺，其他寺庙宫观几无遗存。
这些宫观寺庙中，尤以“湖广填四川”之后巴蜀兴盛的各地会馆为主，当时四川的移民人口主要来自湖广、陕西两地，江西、广东和福建次之。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为了联络感情，保障自身权益，按照地缘关系，建立起了各自的同乡会馆。此外还有传统社会“七十二行”各行业的祠庙，也有代表各地自然山川的乡土神灵，往往一座小镇之中会出现宫观林立的壮观场面。
天回镇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也集中表现在移民文化、祠庙、会馆等方面。清初迁至天回镇的外省籍移民主要以湖广省（湖南、湖北）和广东省为多。天回与相邻的三河、龙潭、木兰、石板滩等乡镇也是祖籍广东梅州一带的客家人密集之处。本地原居民多为清初外省移民后裔。由此，也便具备了兴建“九宫十八庙”的基础条件。
“火神庙”与“关帝庙”应是当年天回镇标志性建筑，不仅李劼人《死水微澜》中多次提到庙观建筑，调研走访镇上老人时，也是被频繁讲述。“火神庙”的建造传统源于明清时期四川地区对人格化火神的信仰。清代四川火神的神职已发展成“光明、洁净之神和家庭保护神（避免火灾）”，这与清代四川民居多为木质结构也有十分重要的关联。那时若有火灾，还会就地建道场祭祀，谓之“火醮”。
可在当时宫观寺庙与场镇复兴它是巴蜀文化艺术大观园中的冰山一角，虽然信奉火神的百姓很多，火神庙却并不算多，只在成都府附近较为密集。最为常见的是将火神祠庙置于其他神祠之中。如南充市营山县的火神便祭祀在桓侯祠中，富顺县的火神祠设置在观音阁内。而且在许多神祠内，火神庙与水神庙并列供奉，并不独立，如宜宾市高县、遂宁市等皆是如此。而天回镇能建造如此大一座火神庙，作为场镇上的标志性建筑，也足以体现当时天回镇的规模。
“关帝庙”的建造则渊源更为久远，五代时成都就有关羽墓和关羽庙。明代开始关帝庙在四川大量修建，清代崇祀儒家文化，关帝庙与文庙并列号称“武庙”，被赋予武圣和保护神的职能，“各州县乡镇具有之”，可谓地方上的标配。四川地区的“袍哥”组织，更将其视为主神，将其传说的生日“五月十三”定为“单刀会”，更将“袍哥”这一称谓与关羽珍存刘备所赠旧袍的典故关联庙观建筑，寓意“同一袍之哥弟也”。可见“关帝庙”在当时天回镇必然具有重要地位。
天回镇上最具乡土特色的庙宇是川主庙，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境内至今称为“川主庙”的地名还有近200个，明清时期这个数字应该再翻几倍。“川主”信仰十分流行于巴蜀地区，其供奉的神位多为在蜀地治水有功的传说人物和历史人物。清人陈怀仁所撰的《川主五神合传》记载，“治水者，皆称神”，并将大禹、李冰、李冰之子李二郎、赵昱、李鸿渐并称为“川主五神”。天回镇川主庙主要供奉的是比较常见的李冰父子。
在天回镇宫观寺庙中马觉寺是一处不得不提的重要寺庙，寺内曾有一对联为“山环古寺楼高直併天隳，星映小池亭妃尚明华盖”，记述了久远的“天隳”之名。马觉寺最早是韦皋的别院，后来变为寺庙，庙内曾经有重重殿宇，1951年后陆续拆除。除此之外镇上还有相传建于唐朝的三圣寺、初建于宋乾德年间的白塔寺、初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宝严寺以及建于明洪武时期的泰华寺等。
一镇之中出现如此数量的宫观寺庙，实证了天回镇当年的兴盛繁华。
以会馆、宫庙为代表的祠庙往往位于四川场镇的中心，有别于北方和江南地区先集镇后祠庙的产生过程，四川地区的“九宫十八庙”往往是早于集镇存在。由于祠庙的标志性和核心凝聚力，吸引了共同的社会群体，如船帮、香客和同乡聚集，久而成市或成集，因此有“街庙合一、先馆后场、多馆兴镇”的说法。这些宫观寺庙也有其独特的纪念日，形成地区的节日习俗，如祭祀、祈福等。这些活动多在祠庙举行，渐成场集活动，远近乡民为赶会而来，又促进了场镇市场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天回镇也曾有游城隍之类的活动，每到暮春清明时分，便抬请神像游街，缭绕的烟火笼罩长长的队伍和喧嚣的人群，十里八乡的人们赶来祈福看热闹，每到此时都是一幅万人空巷之景。
如今的天回镇已经少见了当年的牌坊和寺庙，城镇格局也逐日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已然不见曾经的样貌。当年这一个古镇的模样，它从兴到衰，再由衰到兴，数百年间的改变，天回镇的复兴之路如同一本厚厚的画册，这些逐渐消失的“九宫十八庙”正是其中最精彩的记载。
湖广人迁川的先河元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较为频繁的时期。随着王朝更迭，人口迁移的流向从由北向南为主的迁移逐渐转变为由东向西。经过宋元战争，元初四川的人户总数仅12万户，与南宋四川的统计数相比，四川人口下降幅度在88%~95%之间。元初四川人口大量锐减，造成了四川人口史上一大奇特现象，即全川各地“古户”“旧族”“土著”几乎灭绝。四川地广人稀，生产亟待恢复，从元世祖开始，不得不命令军队和官府在荒芜的旷土上大量招民，措置军民屯田。至元中后期，全国出现短暂的安定局面，户口呈增长趋势。导致元代中后期四川人口增长的因素很多。据官方史料记载，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监察御史报告“近年雍、梁、淮甸人民”，见四川荣县一带“天畴广阔，开垦成业者，凡二十余万户”。《元史》又载，来此居住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为了适应“流户日增”的形势，元朝不得不“设官府以抚定之”，由此也开了湖广人迁川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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