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的根本不同：儒家是信念伦理的敌人！
首先说一下：本文字数挺多的，但是，绝对值得你花时间一读！感谢顾如先生对墨学的解读。
作为墨学爱好者、以墨道修身者，读儒家经典需要非常小心。双方最底层理念不同，而塑造人格和思维方式的恰恰是底层理念。底层理念往往体现在那些言论和言论的前提里。急于“发展墨学”的朋友更需要小心。笔者发现了几点儒墨的根本不同：
一、墨家有信仰，认为人类无知；儒家没有人格神信仰，认为人类能够“与天地相参”、“与天地准”。
这导致对自然是否敬畏、谦逊的不同。就儒家而言只是各有所长，有些人能够知天、天人合一之类即认识真理。这是双方最根本的不同，由此将导致一连串的分歧。比如先秦儒家推己及人，墨家反对推己及人。然后儒家追求大同，墨家主张法治等。至于科学，其实是承认无知者更愿意去摹略万物之然，而自以为掌握真理者缺乏外求动力。读儒家书看多了“天作孽犹可活”之类，很难产生信仰。“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前设也是人去模仿上天所为。当人与神平齐，那么神就被替换成了人；当人能知天，那么神就被替换成了知天的人。实际就没有神只有权威了。神成为了权威的傀儡。而权威正是科学的最大敌人。往难听了说，无神论和两种有神都是要让人相信一些东西。最根本的就是无神论要人相信自己很伟大，别人也很伟大；一种有神论要人相信自己很渺小，别人也很渺小；一种有神论要人相信自己或者某些人很伟大，别人很渺小。⑴
二、墨家是责任伦理；儒家是信念伦理。
信念这个词在中文很是褒义，换一种表达就不同了：墨家是规则伦理；儒家是欲求伦理。信念伦理把自身的信念置于最优先位置儒家墨家思想分歧的原因，而责任伦理把责任置于最优先位置。责任出自人们的契约，而信念本于自心。比如前面提及的孔子“去兵、去食”，其前提就是“聚众”这个信念，而不是“兵、食”这个责任。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是最为典型的信念伦理表述。言行守信践信，竟然不在义的最底层。就墨家来说一下的根本不同：儒家是信念伦理的敌人！，守信践行是首义。不守信已经是不义了。义本是“通约”性质，其他义（规则）离开守信还有存在价值吗？孔子说“君子不器”，而墨子说君王是“天下器”。器不能自主，儒墨规则与信念的优先序刚好相反。儒墨所说的义，完全是两码事。⑵
三、墨家是普遍之爱（薄爱），共同规则为大；儒家是亲情之爱（厚爱），亲亲为大。
由于儒墨对爱的定义不同，过去以儒解墨导致把墨家兼爱极端理解为儒家泛爱。实际上墨家反对儒家那种甜腻腻的、互相拥有的爱，墨家助人主要是救急、救济，而不是儒家的官方平分田产（井田）之类。儒家要教民、养民；墨家要大家自强，要政权不干涉。结合信念伦理和亲亲为大，可以有孔子和子贡的做法。他们通过挑起齐吴越晋楚及相关附庸国之间的连绵混战，避免了一次齐国对鲁国的进攻。“堂堂圣徒，乱世中也只不过是把自家家中的战火引向了别人家，出此权宜之计”。这就是著名的“子贡救鲁”故事，在《非儒》篇也有记载。而史载中墨家的非攻总是直接劝止攻国和参与守卫。一伤及无辜，一不伤及，墨家总是坚持了不害人底线。共同规则为大而兼爱。先秦各家都以伦理入学和治道，笔者提到的这些实际都是薄爱与亲爱造成的差别。古之道术诸子都是“天父民母”主张。在儒家看来墨家确实不仁，也无君父。⑶
四、墨家主张独立、合作（合），儒家主张互相依赖（相濡以沫）。
这一点从字面上不容易看到。仅有墨家批儒“淫人”，孟子批墨家导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墨家并不主张养民，儒家主张养民、主张给百姓分配田产。所谓淫人，笔者认为是指让对方造成对某种事物的依赖性。淫，顺其纹理而侵之。《中庸》“尽人之性（纹理）”，是这种主张的表现。当然，此句也包含能知天（性是天生）的前提。墨家主张的是“尽人之意与义”。不是性，也不是心，就墨家看意与意是需要他自己表达出来的。亲爱就是一种互相依赖的爱，这种爱实际意味着拥有。这是儒者的潜意识。比如孟子批墨者夷子厚葬母亲，就让人莫名其妙，但儒家学者们都意识不到其中问题：母亲并非我的财产，我主张薄葬，怎么能用于要求我的母亲呢？互相拥有也不见得是好事，君做主、民做主，都认为某人或者自己该为别人做主。为什么不能是谁也不为别人做主？所谓「为是为是之台彼也，弗为也」，夷子只好苦笑。儒家养民说实际也有意无意造成人们对政权的依赖。而且内含君王是百姓父母意涵。古之道术则主张“天地不仁”，“天父民母”。前面第28条说「倚者不可正，说在剃」，反对的正是依赖性。依赖就不能独立了。还有墨家尚俭，其实也与反对依赖性有关。食色，性也；人性自大、短视、贪堕。⑷
五、墨家要通过通约处理利害问题，要除害；儒家则要发扬人性之善，要扬善。
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是先秦所有学派共同的目标。但路径和理论不同。到底以除害为先，还是以扬善为先，与人类是否认识真理有关。如果人类不认识真理扬什么善？只能扬某些人认为的善，去学习某些榜样。那么越是把榜样吹捧得高，越是把善狭隘化。扬善必然导致对别人的深度干涉，同时主张用官方权力教民更是如此。而除害则是必须的恶。求善必得恶世，除害必得善世。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哈耶克关于“非正义”的内容。通约是民立法，即「民若法也」。而儒家认为立法、制度是天子专利。⑸
六、墨家认为极端不能推导普遍，即所谓「端，是无同者也」；儒家则用家庭伦理、大同理想等推导社会。
承认极端情形有其特殊性是必要的，比如战争是竞争的极端形态，比如承认紧急避险、为亲者隐实际是对人性的承认和容忍。但是用极端推导普遍原则，就把社会极端化了。紧急避险造成的伤害可以不追究儒家墨家思想分歧的原因，对癌症病人的撒谎是善意。但是社会能鼓励伤害和撒谎吗？为亲者隐一样是只能承认和容忍，不能被鼓励的。⑹
笔者提及的六点儒墨不同，儒家都站在顺从、鼓励人性一方，墨家都站在克制人性一方。确实如庄子所言：“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但良药苦口，正言若反，大智若愚。人性非善，怎么能事事顺之呢？承认和鼓励也是两码事。儒家主张顺从人性，所以易行；墨家主张克制人性，所以难行。就克制而言，儒家主要克制的是男女情欲，这一点墨家反而认为「天壤之情，不可废也」。儒墨在底层开始相反，不见得条条大路都通往大致相同方向。本文首先肯定墨家主张，并以之为基础对比儒墨，自然得出墨是儒非结果。反过来如果先肯定儒家主张，那么也可以批评墨家迷信、墨守成规、不智、不仁、不亲、不善。墨家严厉批评的子贡救鲁，在儒家看可能是“生存第一”。墨家非攻城守送出了大量墨者的性命。这些问题在先秦是「为是为是之台彼」，各自遵从的一些基本原则。当时、甚至当今也没有完全辩论清楚。
本字条说「通意后对」，我们需要“通意后知、后鉴”，从而需要读儒家经典，但却需要注意儒墨之根本不同。这种底层的不同，是理论构建的出发点，不可能互相借鉴。儒家怎么借鉴墨学，只要改不了这六点就还是儒家。孟子熟读墨家书，他还是儒家，只是相对当时儒家的主流别开生面而已。而墨家只要动了这六条就不再是墨家了。以墨学修身是墨者，以儒学修身是儒者。所谓三教合一之类，必须有理论底层相同为基础。否则还是「类以行人为好」。至于仁义之类空泛概念，大家都挂在嘴上。正如现代所说的“民主”，不问清楚他所说的民主是什么，就不知道他实际主张什么。「若不问“何谓”，则过」。如果对方语言模糊、空泛，那么就需要继续追问。墨学被曲解到反面，正是由于这种以儒释墨的“训诂学”，换掉了墨学内核。儒家思想和意识已经影响国人2500年了，“发展墨学”是一件需要如履薄冰的事情，必须时时核对是否违背了墨学的根柢。否则发展墨学将变成创造一种儒家代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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