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与法家都是为了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实现国内的安定，但这二者的出发点与所依侍的力量不同，其分别依靠“礼”与“法”，一个由内而外，一个由表及里，浓缩出不同的治世理念。【关键词】儒家；法家；“礼”；“法”一、儒家思想儒家的观点认为，分别有序才是理想的社会。在社会上，人和人之间有贵贱、智愚之别；在家族中，人和人之间有亲疏、尊卑、长幼之分。作为儒家的代表人，荀子云：“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为了实现、维持这种分别有序的社会，便需要用到礼，并依靠其建立制度，使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规范、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才会促成社会安定和谐。正所谓“礼之功用即在于借其不同以显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由此可见，儒家的理想社会就是由礼所维系的亲疏、贵贱、尊卑等分别有序、各安其位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社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各守其道，各尊其礼，正所谓“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以分别有序作为出发点，凭借礼的维系，实现理想中的“治世”。
但是（国学文化）儒家与法家的治世理念及其启示，有了礼，其本身并不能自然生效，儒家认为让人们尊礼而行的最好办法是教化，正所谓“礼教”。律令可以除恶，却无法劝人向善。在法律的统治可以达致的地方，人们可能基于对法律制裁的害怕，遵守法律，而在法律无法到达的地方，人们则可能仍然为恶。法律只能一时起到作用，却无法让人真心向善、守礼明分。甚至某些时候，“严刑重法”可能激起人们的反抗，加速朝代的灭亡，但教化却可以一劳永逸，使社会达致长治久安。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法来整顿他们简述儒家和法家思想相同之处，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惩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同化他们，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有归服之心。由此可见，儒家倡导的是“礼教”治国治世的思想。儒家虽然相信教化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此出发，儒家认为，通过这种区别对待的“因材施教”，仁者在其位，国家便可以兴盛；不仁者在其位，国家便要乱。正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儒家把一国之治完全寄托在治人者自身的先天和后天道德教化，治人者为尧舜，则国家承平，百姓安其居，乐其业；治人者为桀纣，则国家暴乱，民不聊生。
二、法家思想法家可以说是要打破儒家所讲究的分别有序的社会，要在国家内“一断于法”。法家也承认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分别的存在，但法家认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法家代表人韩非子认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为了维护君主一人的统治，必须“一断于法”简述儒家和法家思想相同之处，消除父子相隐，只保留全体对君主一人的忠诚。这便是以“法”为代表的法家和以“礼”为代表的儒家的根本区别。法家认为建立在礼教之上的分别有序的社会是对国家统治的威胁。根据尊卑、长幼、亲疏而有不同的对待，是在鼓励人们在国家之外，还需要对尊者、长者、亲者有特殊对待，而这可能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例如，“亲亲相隐”，则是置国家法律于不顾。站在统治者一面，他自然希望天下人皆没有自己的私利，都生活在统治者的法律之下，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而如果允许人们根据自己在礼制中的位置而给予周边人以不同对待，则是在国家之外又承认其他利益团体，会对国家权力的伸展造成阻碍。秦时法律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强宗右族的出现。法家打击其他共同体，排斥宗族，抑制族权的扩大，人们如同散沙一般地围绕在君主周围而没有丝毫地制约，正是打破了儒家所倡导的“以礼为教”而形成的分别有序的社会。
不过，法家对人的看法却更为实际。法家认为“尧、舜、桀、纣并皆千世而一出简述儒家和法家思想相同之处，通常都是些‘上不及尧、舜，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因此，法家认为，放弃法律，等待尧舜出而治世，是千世乱而一治；若依靠法律，即使出现桀纣这样的暴君，也是千世治而一世乱。况且尧舜的生命也是有限的，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感化人民，需要长时间的工作，这似乎是无法等待的事。不仅如此，法家还怀疑被统治的人民是否能受到感化，成为仁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正是基于对人和道德教化的极端不信任，法家才更相信制定出来的客观的法律。法家以“中人”为出发点，主张依法统治，排斥尊卑、长幼、亲疏等分别而“一断于法”，“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三、儒家法家的共同点――对个人自由的践踏无论儒家与法家对社会秩序的看法如何歧异，用以维系社会秩序的方法有何不同，它们两者的思想中都散发出浓厚的抑制个人自由的气味。儒家强调“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这样美好的愿景下，由于缺乏对个人自由的保障，个人与群体权利界限的模糊，直接导致的是长者对幼者的扼杀，夫对妻的占有，君对臣的残暴和臣对君的阳奉阴违，直至“挟天子以令诸侯”。
以礼入法的后果是，在礼与法的美名下位卑者没有个人自由，甚至生命也掌握在他人手里。瞿同祖先生的书中举了大量父母可以以不孝为名杀害子女的案例：“李增财因子李枝荣屡次行窃，央同外人帮忙，将李枝荣捆住，用铁斧背连殴，致伤两肋。李枝荣喊嚷滚转。李增财随即将李枝荣两脚筋隔断，身死。刑部以李增财因子屡次行窃，至使割断脚筋身死，与非理殴杀不同，从宽免议。”此外，清朝的法律还规定，父母有请求官府发遣子孙的权利。在这伦理本位、道德教化的面纱背后，实则是尊者对卑者个人自由的剥夺和践踏，甚至还掌握着对卑者的生杀大权。在其中，看不到儒家所允诺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相反（国学文化）儒家与法家的治世理念及其启示，倒是充满了暴戾气。鲁迅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而且往往是打着“孝”的名义吃人。“中国更多的是习得性食人，‘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食人。”四、总结综上所述，尽管儒家与法家对社会秩序有不同的看法，依靠不同的工具统治社会，但是它们二者都忽视了个人自由。“以礼入法”“儒表法里”，更是从家庭、政府双重角度扼杀个人自由。
本为“私”却打着政府的招牌，以“大公无私”的高尚口号扼杀个人的“小私”甚至个人自由，这恐怕是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儒家与法家以“忠”“孝”这样高尚的字眼，实质上是对个人自由的践踏，也是现代社会动辄号召“无私奉献”“为了大局”“为了公共利益”这些在“公”名义下去成就某些个人“私”的一个思想来源。相信在现代社会中，人民自会擦亮双眼，让“礼”与“法”不再沦为对公民个人自由的践踏的工具；让阳奉阴违、缺乏公共精神的社会现象，不再是对“名为公实为私”的消极抵制。